富農是相對於地主低一個級別的政治成分，屬於地富反壞右分子，是那個年代被打倒被批鬥的對象。我家大爺爺，是富農成分，就是黑五類中的一員。
那時候村子裡開階級鬥爭大會和憶苦思甜會，大爺爺經常和一個給國民黨當過兵的、一個解放前做過私塾先生的、一個貼政治標語貼倒了順序的，還有一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右派教授，大概他們五六個人，有時被戴上紙糊的高帽子揪上會場，低著頭彎著腰被聲討，被批鬥。有年輕的後生或民兵連長、治保主任或貧協主任用手指指著他們的鼻子尖，高聲喊口號:「打倒國民黨陳老三，打倒反革命分子李二牛，打倒右派教授蒿曉聰（高曉總）！打倒私塾老先生！」但就沒有喊我大爺爺的名號，也許他的標籤不夠響亮，也許他們喊打倒他，心裡沒有底氣，總之喊口號打倒的人中遺漏了他。隨後，開會的人就都齊呼百應，打倒聲沸騰整個會場上空。特別是打倒教授高曉聰，把教授的名字三字喊錯了倆，蒿念成高，聰喊作總。喊口號的，人人喊得口乾舌燥了，才在主持人的大聲喊停中止住。不知道當時的蒿教授心裡有多麼冤屈，明明喊打倒的是別人，反而自己站在臺上挨鬥。
作為小學生參加那樣的大會，我印象中有四五次。大爺爺雖然沒有被叫著名字喊打倒，但每次都陪著站臺挨鬥，坐在根紅苗正的其他同學中，我如坐針氈，很是受煎熬。儘管大多數同學不知道臺上挨鬥的有我大爺爺，但心知肚明的自己卻不能旁騖。打那時候起，申領紅小兵袖章，我不敢積極報名，領取毛主席像章要等到最後，召開貧協代表憶苦思甜會我藉故肚子疼請假，爭取當班裡的幹部那更是奢望了。所幸的是，老師和同學們都待我非常好，因為我學習上是班裡的好學生。老師提問，從未被罰站，小作文還經常被老師當做範文念，勞動課，我從家裡拿的工具最好最全。最重要的是我人緣不錯，不打架不惹事、從不招人煩。我唯有把學習弄好，高昂起頭來，把自卑埋在心底。
而現實中，大爺爺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那得話說七十多年前，大爺爺二三十歲的年紀，在固河李集一大戶人家做長工。大爺爺是我父親的伯父，結婚後一直沒孩子。我爺爺去世的早，他就擔起整個大家庭的責任。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父親身上。他個頭一米七八，魁梧健壯，有力氣。於是被大戶人家僱用做農活，幹活實在，捨得下力氣不偷懶，主家僱用了三四個只留下他做長工。就因為他實在厚道，多幹活少說話，飯食孬好也不挑剔，所以很受主人信賴。慢慢的，大戶人家就把大爺爺當成自己人待成，讓他管著其他幾個僱工，實際上哪是管著，而是起個表率作用，帶著他們幹。因此那些人看他幹活太實在，都陸續請辭走人。人心換人心，僱主家也從不虧待大爺爺，儘管他從不提要求，年終分工酬時，把最好的小米分給大爺爺，過年時，還另外多獎勵十斤白面。就這樣，大爺爺在李集做了五年長工直到解放。大爺爺每年掙過千斤的小米，留夠包括我家之內一大家子的吃飯，餘的就買成土地、宅基。自己三年沒有換過新衣服，讓大奶奶縫縫補補，粗布衣服一穿就幾年。吃飯上也省吃儉用，粗茶淡飯，一年四季捨不得吃白面。只有家裡人感冒發燒得個病，才改善一下夥食。買新衣服那是不可能的事。也不是大爺爺吝嗇，家裡的老人都是節儉的很。粗布舊衣，洗洗乾淨布，棉衣續添一點棉花就可以過個新年了。所以，全村的人，我們家吃的穿的都是一般水平。就是一門心思的買宅子置地給後代子孫積存家業。用他的話說，從牙縫裡擠出來的財富，得節省著花。給子孫後代置買家產才是長遠持家。於是，大爺爺就用小米換村邊不成器的地塊宅基，三四年功夫購置了三四畝。在我的記憶裡，村後半畝地，西灣整個灣涯，村南鹽鹼地，還有南灣南坡，四五處地都是我大爺爺用小米置換的。雖然自己家過節儉日子，但救濟幫助鄉親，大爺爺和我們家裡人們從不含糊。村南灣旁兩位孤寡老人，一個得了重病，治病花掉了所有的積蓄，連娘家陪送的衣櫃都賣掉了。春天來了，囤裡沒有一粒糧食，吃飯都揭不開鍋。大爺爺知道後，背起三十斤小米送過去，解了老人的燃眉之急。
不知道是運勢不逢時，還是老人家思想愚鈍，恰恰在解放後的五零年，政府搞土改，劃成分，根據劃分條件和標準，大爺爺就落了一個富農。為了讓我們家減少土地畝數，劃定不太高的成分，大爺爺硬是把財產攬到自己名下。加之他沒有子女，人均數就自然攤得多。最後評了一個富農，村裡的人都有點炸舌，他給人家做長工，反而被評定為富農呢。估計那時候也有指標任務的，一個村子總得把成分劃出個三六九等，不然也不好交差。當時的村幹部也許心知肚明，不知道理虧，更不知道會影響人家整個家庭以後子孫後代的發展前途。所以，從初中到大學，我填寫各種信息表格，最最怵頭的就是那個叫做「出身成分」的方格欄，儘管我們家是中農成分。但是在貧農群裡，中農是多麼的低微啊！在填寫社會關係欄時，最驕傲的是寫上外祖父母舅舅他們，因為他們是貧農，舅舅還是黨員村裡的幹部。最最刻骨銘心的是，大爺爺的富農，我們家的中農成分，讓我在考取高中時，給了我毀滅性打擊！沒有資格報考高中，因為我是全村唯一的非貧農。為此，班主任找到村書記，給高中校長寫推薦信，父母也求親告友找關係，都無疾而終。都是富農中農成分當了攔路虎。聽說了我未被推薦上高中的事後，大爺爺唉聲嘆氣，兩三頓飯都沒吃。我彷徨，我激憤，我恨自己的出身。但又有什麼用呢？
依然是大家歡天喜地過年，樂呵呵的走親串友，而大爺爺和那幾個人一起依然抱著掃帚在民兵連長指揮下掃大街。他依然地經常低著頭彎腰走路，其形象與他一米八的個頭格格不入。自從戴上富農帽子後，人們從未見過大爺爺挺腰抬頭走路的時候，還經常有走路撞牆撞樹的事情發生，本來說話很少的他，幾乎每天看不到他和人交流。為躲避群體，過活於孤獨清淨的環境，他主動要求做了看護種植瓜菜園子的活。隨著階級鬥爭形勢與政策的變化，後來的開會也再沒有站臺挨鬥的事發生，直至改革開放春風吹來，才舒展開我們中農的眉頭，才摘掉大爺爺富農的帽子。尤其是我收到高唐一中錄取通知書，拿給他面前看時，不善言談的他，裂開沒有牙齒的嘴，笑出聲來！並嘟囔著:這下可好了！儘管大爺爺後來已步履蹣跚，但我分明看到他經常舒展開眉頭，臉上常常掛著微笑。他高大的身板也直了起來，終於見到他昂首挺胸走路的模樣了。
直到前幾年，深入學習了那段歷史以後，才明白了當初政府對階級和成分的劃分政策。當初的對富農的界定是，一般佔有土地或佔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或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佔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及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之一部或大部。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有的或出租土地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菅工商業。我後來問遍了所有了解大爺爺的老人們，還特地去了一趟固河李集村，打聽了相關知情人。疑惑的是，大爺爺的富農成分跟政策規定的哪一條都不相符！他本身就是給人家做長工，哪來的剝削?或許當時村裡的幹部混了腦子，或許上面要求的過於苛刻，就如抓鬮一樣必須抓出個冤大頭。或許我大爺爺就是被冤大頭的那個人。
歷史蒼蒼一如煙雲。那段為富農的歷史也就十幾年的時間，彈指一揮間。時間雖不是很長，但給大爺爺以及我們全家那一輩人，心靈深處留下的痛處是永遠抹不掉的，即便如我當時小小年紀，也深受影響，無論是成長中性格的養成，無論求學之路的坎坷，無論前途方向發展，都無不烙下那段歷史的痕印。
大爺爺被摘掉富農帽子後，說話也多了起來，聲音也高了不少，終於能夠看到他眉開眼笑的模樣了。之後快快樂樂過活了四五年，在七十六歲那年，得了不治之症去世。走的時候還面帶著笑容。可村裡那幾個鬥過他們的人，也不知道原因，都沒有活過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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