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辭典》《韓中辭典》洪滿浩 全明吉等編纂 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
《中韓辭典》《韓中辭典》(以下簡稱《辭典》)近日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出版。《辭典》的出版,由於其中韓雙語的特性,也由於編纂者們的特殊性,他們既是語言學專家,又兼通中韓兩國語言,他們治學的嚴謹性,使得《辭典》不論是在語言學上的集成之功,在文化學上的傳播交流之功,還是在詞典學方面的典型垂範之功,都值得肯定。
中韓兩國語言學的新平臺
語言學自19世紀上半葉誕生以來,分支學科雖不斷產生,但就其本身來說,它可能是推進速度最緩慢的學科之一。這與該學科研究對象的緩進性有直接關係,本《辭典》就是具有這樣作用的固化性詞典。《辭典》以雙語的形式,對中韓兩國的語言學起著對譯視閾下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語言新平臺的作用,對語言學的發展具有學術支撐的作用。
語言學的創新是後發性的,這種創新最典型的標誌就是記錄性與集成性,即它必須在承認語言現象與語言實踐的基礎上,揭示語言變化的規律,從而提出新的語言理論,規範已形成的被本民族廣泛接受並使用的,或約定俗成的語言現象,使其成為法定的語言。本《辭典》在漢語的母語掌控方面,既嚴格遵循了我國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詞義的規範,又在收詞範圍與服務宗旨方面有了較大的突破。其收詞範圍既涵蓋了現代漢語與韓國語的基本詞語,又涉及社會生活中廣泛使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用語,以及學術用語、專業用語、歷史用語、成語、熟語、諺語等,收詞量達15萬條之多。在詞類的語法要素中,兼顧了中韓兩國的語法習慣,除常用的通行幾大類要素外,又增加了依存名詞、不完全名詞、自動詞、他動詞、輔助動詞、冠詞、前綴、後綴、詞尾、大重形、小輕形、弱勢形、強勢形及方言與朝鮮語。
一部詞典之所以要打磨10年、20年甚至更久,因為在規範含義標準、指導新的語言實踐方面最費時間,它不能使用行政性、學術性、法律性的語言表述,亦即不能主觀人為地去規定,而必須經過語言學家的反覆調查、考察,反覆衡量比較,反覆實踐探索,在絕大多數人認可或約定俗成的情況下,將含義標準的多項歸併為一項,並成為自該詞典問世後,所有使用者進行語言交流時的唯一含義標準。這就是詞典的典範性所在。本《辭典》在縝密考察中韓兩個語種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後,在中韓詞語對譯中很好地把握了這些原則,因而使《辭典》的穩固性與指導性得到加強。
中韓兩國的文化使者
《辭典》對中韓兩國文化學的影響不能低估,它承擔著兩個不同族群文化使者的重任。文化學,是以不同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新興學科。從廣義上看,文化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的、精神的生產能力和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狹義的文化則指精神產品,包括自然科學、生命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社會意識形態。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作為《辭典》主體的詞彙,都是必然收錄的對象。因此,它對文化學的影響是直接的。
《辭典》所涉及的60多個學科,雖然只體現在專用語上,但從這些專用語的收錄與釋義上看,編者是用了心的。其最明顯的特點,是考慮到兩國文化的不同特性,以極為慎重與公正的態度,客觀收錄,決不摻雜主觀色彩。凡涉及幾個義項的對譯時,不但讓人了解該詞彙的使用義項,而且指出其文化根源,這對於文化學學者來說,無疑是直接的幫助。在當下的意義,莫過於對中韓兩國文化交流的促進。
詞典學花園裡的一枝奇葩
從詞典學角度去考量《辭典》,它作為雙語詞典是成功的。由於其編纂的特殊性,它是綻放於詞典學花園裡的一枝奇葩。
在編纂實踐上,《辭典》也有突破。首先是出版方式——以姊妹聯袂的方式同步編輯,同一體例,同量詞條,同時出版。這種獨特的出版方式,在雙語詞典中是罕見的。其益處在於同時考慮到學習韓文的中國人與學習中文的韓國人。其次,作為雙語詞典,《辭典》在中韓文對譯上也力求準確,因為釋義的準確性是雙語詞典的生命。第三,《辭典》的規範性令人稱道。漢語與韓語都是淵遠流長、豐富多彩的語言,口語、文言、方言、俗稱紛繁,因此,編纂者根據各自民族母語的權威性詞典(如中國的《現代漢語詞典》《辭海》)進行規範,從而避免了使用過程中的混亂。文言和方言除現當代仍廣泛使用的之外沒有收錄;中韓對譯時儘量做到口語對口語,書面語對書面語,使對譯詞與詞條協調一致。第四,《辭典》的實用性強,收錄詞條多而不濫。所收錄的十多萬條詞語涵蓋中韓兩國現代基本詞語,保證使用者要查的詞語基本查得到。例句豐富、典型、精煉,特別是多義詞和與漢語用法不一樣的漢字詞,一一加書證,幫助讀者正確理解與區別詞義。由名詞、副詞派生的動詞、形容詞,由形容詞派生的副詞,擬聲擬態詞的派生詞等,分別排在一個詞條裡,一目了然。此外,《辭典》也注意到了對新詞的收錄,如與信息社會相關的文化、經濟、科技(電腦)等方面的術語佔相當數量,這是其一大亮點。(作者為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原古籍、辭書編輯室主任呂觀仁,黑龍江出版集團梁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