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蔣介石曾懸賞，凡抄到一份中共電報，獎銀元10元，可見其需要中共情報的迫切情況。
本文摘自《山河動》，張瑞德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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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軍對交戰國密碼的破譯
雅德賚在華服務，原定合約為半年，至1939年 3月期滿。軍統局以日本陸軍密碼的研譯尚未完成，盼其能續商籤訂合約，繼續在華工作。雅德賚幾經考慮，同意延長服務半年，薪資不變，但提出三項要求：第一、上班日學員每天的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6時30分，中午為二小時的午餐及休息時間。星期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時。下班後，學員得外出自由活動，並於凌晨1時以前歸隊。對於有需要外宿及延後歸隊的學員，發給通行證，不得任意拒絕。學員的薪資增至100元，夥食費每人增加20%，由軍統局支應，不得由學員薪資中扣除。第二、雅德賚得自由訪視學員二次，觀察其進度。第三、雅德賚應有個人自由，要住哪裡、接待那些朋友，應由他自己決定。外出時除非提出需求，隨扈才可隨行。對於以上三個條件軍統局完全同意，雅德賚於是在合約上簽了字繼續服務。
1939年日軍對重慶、成都等地實施轟炸，一架日機遭擊落，且有一名日軍被俘。軍統第四處處長魏大銘即以軍令部第四處處長身分向成都航空委員會索取該名俘虜帶回重慶。軍統邀請軍事委員會密電檢譯所（所長溫毓慶）派人至局會同審訊。此名日俘名大石信三，系轟炸機上的機槍手，位於機上尾座，兼無線電通訊及照相工作。審訊結果，獲知日本航空隊一般通訊所用日文五十字母組成方法的概況。軍統根據此一線索與雅德賚的新觀點，加上二位日文人員與日俘共同生活作息，終將過去不明了的密電，一一完成日文解譯，時在1939年秋季。自此以後，凡是日機來襲，其飛行經過，甚至機上動作（如投擲炸彈），當電報一收到後即可明了。日本航空隊的通訊密電固然也在改進，不過軍統由於已有雅德賚帶來的密碼破解知識，因此也能一一加以破解，各種單一替代法加密的電文，均能於破譯後得到完整的情報。1940年至 1941年間，日本加強對大後方進行轟炸，將其海軍航空隊主力集結於漢口、武昌、孝感等基地，陸軍航空隊集中於山西運城等基地，而以武漢為指揮中心，機數在300架以上，對重慶作有計劃的輪番長時間轟炸，達6個月之久。而中方空軍於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日軍機場附近均設有秘密電臺，機場上日機只要一有所行動，防空情報即發出至成都空軍總指揮部，飛機經過各城市時，沿途均有地面情報，用有線電逐站報至後方。後方防空當局即據以施放空襲及緊急警報，至日機返回原起飛機場，當地秘密電臺以無線電傳送情報，後方防空當局即施放解除警報。自1940年8月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在重慶設立工作隊之後，尚可掌握日機通訊動態，從日機之間相互連絡的數量上，可以判斷共出動有若干架飛機，日機所使用的密語，工作隊均能解譯，甚至主機指揮僚機投彈，防空當局也可由情報中立即得知。
1941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與英、美直接作戰後，日本空中武力已改進至雙重作業密碼，即替代與易位並用，再加插入無意義的日文字母，確已相當複雜，不過軍統的日文解譯專家由於受過雅德賚密碼變化的訓練，加上經驗已多，也就舉重若輕，對於此種易位表格的密電均可破解，亦即所有日本航空隊的密電均可解譯。
雖然如此，雅德賚在華的表現仍有其局限性。晚近學者指出， 1938年日本在華所使用的密碼，已與雅德賚 1920年代所研究的密碼十分不同。雅德賚不懂日文，戴笠所提供給他的10餘名助手雖通日文，但是不懂密碼，因此雅德賚只能教他們一般的密碼學原則。其次，雅德賚在美時未能汲取新知，利用專業人才（如數學家）和先進設備（如計算器），強化其專業能力，以致其成就落於同行之後。例如 1940年傅立曼（ William F. Friedman）的團隊即破譯了日本先進的外交密碼（PURPLE machine），饒勒特（Frank Rowlett）的不規則加密（Rotor irregularization）則使美國的密碼機在當時的技術下無法被破譯。 61蕭勃在接觸雅德賚之前，未能作廣泛的諮詢工作，以致未能聘得最佳人選。筆者認為以上缺點固然均屬事實，不過更重要的是，中日兩國電訊情報能力相差懸殊，想要靠一位外籍顧問即改變此種局面，實無可能，以下擬就中日雙方的電訊情報能力作一討論。
直至 1941年12月日美開戰前，日本陸軍的假想敵一直是蘇聯，因此其情報部門的工作重點系置於破解蘇聯紅軍的密碼。 1936年，關東軍的情報部門成功的破譯了蘇聯紅軍的四位數字密碼，1940年更破譯了蘇聯空軍的四位數字密碼。 62日本陸軍破譯密碼的能力，雖然無法和英、美相比，但是靠著從大使館竊取密碼本，也能夠解讀中階的英、美電訊。 63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日本陸軍破解密碼的人手如能增加，其能力應可與英、美相同。 64如果與中國相比，更是遙遙領先。根據一位學者的估計，至抗戰爆發時，日本破解中國密碼的能力，平均已達 80%—90％，且不論是外交或軍事密碼均可有此比率，不過唯一的例外是對中共的情報，日本陸軍直至 1941年2月才破譯了部分共軍的電碼。1938年國軍改進其密碼系統，改為「特密」（ mixing compound words）， 1940年10月國軍主要部隊又開始採用重複密鑰系統（the repeating key system），使得日軍的破譯工作略受頓挫，不過整個抗戰期間仍能維持 70%—80％的解碼能力，對於在華重要戰役貢獻甚大。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留用百餘位曾破譯中、蘇密碼的日本陸軍密碼專家，命其繼續破解蘇聯密碼的工作，直至戰後臺灣，他們曾成功偵譯蘇聯遠東艦隊部署及蘇聯研究核武的電訊數據。日本陸軍電訊偵譯能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日本海軍的情報部門，自 1909年起即將其情報搜集的重點置於美國，並且自 1920年代起介入密碼偵譯活動，不過由於人力有限，成績比不上日本陸軍對蘇聯的情報工作。雖然如此，日本海軍仍然成功的破解了英、美及中國的外交密碼與部分的軍事密碼。
電訊情報工作除了電訊偵譯，尚包括反情報能力。近代日本所使用的各種密碼中，最常為外界（甚至包括本國的其他政府部門）破譯者，即為外交密碼。日本外交密碼，最常用者為 LA碼。其特點為以兩個英文字母代表一個假名字母，有時代表一個漢字，極少情況下，也用來表示二個漢字以上的詞或詞組。這種密電通常以 LA開頭，故習性上稱為 LA碼。LA碼主要譯發各駐在國重要報刊文章的摘要，及駐在國政府、黨派和輿論界的政治、軍事、經濟動態，故數量極大，佔日本外務省和各駐外單位往來密電的 30%—40%。1935年為溫毓慶所破譯，不過外務省仍繼續使用至抗戰結束。至於池步洲所破譯的密碼，則為較高級者。1940年8月，日本外務省突然提前更換了一種複雜的密電碼本，對中國的破譯外務省系統密電造成很大的困難，破解能力由可以破解 60%—70％降至 40%—50％，此種情況持續一年之久。不過1940年9月，美國陸軍電訊情報部門在傅立曼（William F. Friedman）的領導下，破解了日本的高階外交密碼（PURPLE，據近年的研究顯示，英國、德國與蘇聯也能破譯）。雖然如此，從日本外交密電中並無法得知日本的軍事計劃。
日本空中武力的密碼，由於在使用上不能過於複雜，以免花費時間太多失去時效，所以也較易破譯。日本的海軍密碼，雖然在珍珠港事變前即曾被英、澳、荷、美等國連手破解，但是後來經過改良，尤其是 1940年12月以後所用的JN-25b，則直至1942年 5月才被美國海軍情報單位的 Joseph Rochefort所破譯。至於日本陸軍的作戰密碼，則直至 1944年 1月才被同盟國連手破譯。
至於國民政府的電訊情報工作，在電訊偵譯方面無法和先進國家相比，自是毋庸多言，即使在電訊保密方面，除了少數例外（如軍統），一般機關和部隊也普遍做得不好，經常為美、英兩國所抱怨。 74對於英、美電訊情報官員來說，在太平洋戰場最麻煩的問題即為如225何和中國合作。早在 1942年 1月，英國即表示不敢與中國人交換情報，因為怕洩密，洩密的管道不只是日本的間諜，而且也是由於日本人破解中國的密電。 1942年英國駐華大使首次向蔣中正抱怨此問題，蔣表示理解並要求英國自印度派遣一密碼專家協助中國改善洩密問題。英、美也分別調撥新的設備和密碼錶（ cipher tables）給中國，但是情況並未改善。 75另一方面，英、美也未必真想協助提升中國電訊保密的能力，因為如此將使英、美破解中方密碼變得較為困難。英、美在此種矛盾心理的影響下，唯一的解決之道只有不讓中國接觸到重要信息。因此，直至二次大戰結束，英、美始終無法推心置腹與中國進行電訊情報的交換；中國方面也未能經由中美合作所或中英情報合作計劃，取得任何英、美的電訊情報。更重要的是，同盟國在進行戰略及政治上的全面規畫時，常基於中國無法保密的理由，不讓中國參與，例如 1945年 2月的雅爾達會議對中國至為重要，但是中國卻被排除在外，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傷害。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電訊情報。中共的無線電通信和密碼，在江西時期已與共產國際發生聯繫，其保密技術已超越國民黨，因此已非毛慶祥等人所能突破，後蔣中正曾懸賞，凡抄到一份中共電報有獎銀元10元的規定，可見其需要中共情報的迫切情況。日本的電訊情報單位，對於中共的密碼，也曾努力破解，直至1941年2月28日才首度破解成功。不過中共自1940年年底開始採用亂碼（random digits），電碼加密能力提升，根據日本陸軍的觀察，明顯的勝過國民政府。因此，即使日本的「北支那方面軍」宣稱其對中共所發動的幾次攻擊，事前曾掌握資料，不過就整體而論，日本在華陸軍僅能間續性的破解共軍的密碼。至於日本軍部則認為其主要目標為國民政府，而非中共，因此對共軍情報較不重視。日本軍部情報圈內甚至有人認為，其研究中國問題的官員對共軍了解的程度，尚比不上研究蘇聯紅軍的官員。
至於軍統對中共的電訊情報工作，以駐西安的電訊情報機構——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第二工隊為例，直至1946年，仍僅能研譯陝甘寧邊區往來的貿易密電，供胡宗南作封鎖邊區的參考，對共區的軍政電報，則從未破譯過。
《山河動》，張瑞德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1月
《山河動》圖書簡介
抗戰時期國軍與共軍人事制度相比較，最大的區別在哪裡？抗戰時期陸軍大學的職能是什麼？陸大與其他外國軍校相比，有什麼樣的優缺點？什麼是溝通型幕僚？他在抗戰時期與民國政治究竟有多大的關係？蔣介石集團的溝通幕僚主要有誰？蔣介石為何喜歡越級給國民黨將領發手令？這與國民黨軍事統帥部的集權指揮方式為何必然的關聯？
本書是第一部專題討論抗戰時期國軍人事制度的著作，包括各級官佐、士兵的組成和素質，任免、升遷調補、獎懲考績、福利待遇、退役撫恤等制度及其實施情形，並探討中央政府與地方軍系的關係，以及人事制度對軍隊作戰能力影響的學術專著，其論證之嚴謹、徵引之廣博，在同類軍事史著作中非常少見。更為可貴之處，在於作者用統計學的方法加以論證，一目了然間就能洞察戰時國軍的真實戰鬥力。
美國女作家米雷曾說過，一本書一旦出版，作者就好像在公眾面前脫下褲子──如果這是一本好書，誰也不能貶低他；如果這是一本壞書，那麼誰也幫不了他。
張瑞德自己也說，在本書出版前夕，我的心情固然是滿心歡喜，但是也還是有些忐忑不安。畢竟這次所要面對的讀者，比過去寫作時所想像的，何止多上十倍。希望這不是一本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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