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初，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經濟推入危機之中。為應對疫情衝擊，美聯儲採取了激進的「零利率+無限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國會通過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的財政紓困政策，極力避免經濟與金融市場陷入無序與混亂之中。大規模刺激為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美國股市、債市、樓市均創下歷史新高。
但同時，美聯儲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受股市上漲等因素推動，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家庭財富淨值環比增長近7%，達119萬億美元，這些收益主要流向最富裕家庭，而另外還有許多民眾則收入縮水甚至失業。截至3月底，最富有的10%美國人擁有該國三分之二以上的財富，前1%的富人擁有全美國31%的財富。
民粹主義、種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呼聲持續高漲。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了大規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議活動和種族衝突，一度蔓延至50州的200餘座城市，社會的撕裂和對立到了危險的邊緣，致使當選總統拜登將推動美國種族平等列入核心經濟議題，以彌補不同種族之間的財富差距。
2020年，新冠疫情不僅加劇了美國不同階層的財富不平等，「弗洛伊德事件」還暴露出美國社會中深層次的種族不平等。GDP總量位列全球首位，美國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全世界的神經。美國再次來到一個十字路口。
美國曾因為「美國夢」而成為一片「應許之地」，但在諾獎經濟學獎得主和科學院院士的描述中，「絕望之死」正在這片土地上發生。
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為何深陷結構性不平等？
2020年6月18日，美國肯塔基州法蘭克福市，數百人站在肯塔基州就業中心外排隊等候領取失業救濟金。人民視覺 資料圖大學學歷成為一道清晰的分界線J.D. 萬斯是一名從「鏽帶州」的貧窮家庭走出，最終成為耶魯法學院畢業生的美國普通年輕人。他在《鄉下人的悲歌》一書中如實講述了美國社區與階層衰落如何影響著生活其中的人們。
「各種各樣的統計都會顯示，像我這樣的孩子前景黯淡——我們當中幸運的那些，可以不用淪落到接受社會救濟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則有可能會死於過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鄉小鎮僅僅去年就有幾十人因此死去。」萬斯在《鄉下人的悲歌》中的開篇如是描述。
萬斯的外祖父母為了逃離貧困，從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亞山區向北遷居到俄亥俄州，他們通過努力躋身藍領階層。萬斯不僅成為這個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也是美國傳統意義上成功實現一代人向上流動的例證。但在他的敘述中，他的外祖父母、母親、姐姐，卻從沒完全逃離過濫用毒品、酗酒和生活動蕩造成的精神創傷。而在美國社會，像萬斯一樣成功脫離貧困的案例屈指可數。大多數的美國白人藍領仍舊擺脫不了世襲的貧窮與困頓。
這部「反雞湯式」的個人奮鬥故事轟動了美國社會——社會的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向上流動越來越困難，曾經的美國夢正在成為一曲「悲歌」。
《鄉下人的悲歌》萬斯一家所在的俄亥俄州過去是民主黨的票倉，可是在2016年大選時川普在這裡取得了勝利。在川普競選美國總統成功的第二天，萬斯的這本《鄉下人的悲歌》突然衝上美國亞馬遜圖書銷售總榜第一名，暢銷至今。1969年至2009年，萬斯和他的家人生活的位於中西部的俄亥俄州高收入製造業就業崗位淨流失達75萬個。製造業崗位流失對美國中西部（包括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密西根州、伊利諾州、威斯康星州、艾奧瓦州、肯薩斯州、密蘇裡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及南達科他州）的製造業衝擊極大。
和製造業轉移、就業崗位流失相映成趣的是美國金融業和信息技術產業隨著全球化迅速發展。1980年，金融、房地產與專業服務業增加值在全美GDP中的佔比首次超過製造業。
自從川普在2016年成功當選之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便成為了美國政治的高頻詞彙，他們的投票率和傾向成為了從聯邦到州各級選舉走勢的風向標，而在今年他們的勢頭依舊不小。
從今年的情況來看，選舉結果顯示，共和黨人在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中的優勢得到了維持，保持在29%的高位。對於「鐵鏽地帶」的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產業工人為主的構成使其傳統上是所謂的「藍州」。但如今這些地區青睞的政治觀點逐步走向兩極：重視白人底層的川普的民粹主義，或重視再分配的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
美國醫療和醫保費用負擔過重，越來越成為全社會共識。拜登一改以往民主黨精英建制派的風格，大幅吸收桑德斯激進派主張——全民平價醫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將自己打造為「羅斯福以來最進步的總統」。此舉是其獲得桑德斯支持的關鍵。
希拉蕊對桑德斯的忽視，使得這些產業工人在2016年選舉投向川普的懷抱。而拜登對桑德斯重視，和桑德斯帶領激進派不遺餘力地在選前到上述州拉票，對於拜登鎖定勝局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些問題為何對美國人民如此重要？與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又有何關係？
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發生了什麼？
在美國，沒有大學學歷的群體往往只能從事運輸、保安、清潔服務等外包或零工工作。
美國科學院院士安妮·凱斯近日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一場線上活動上介紹，25-54歲沒有學士學位的美國男性的實際工資長期以來一直在下降。疫情暴發期間，這個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境況又經歷了一場暴跌，但實際上這一趨勢的起點可以追溯到1980年。
凱斯進一步介紹，美國工人的工資總體上與商業周期一同起落，但長期趨勢來看他們的收入的是下降的。儘管美國工人的薪資水平與商業周期一同起落，但在每次經濟衰退後他們重回勞動力市場時，他們的就業情況就再也回不到上次經濟衰退前的水平。根源在於這個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的需求度正每況愈下。
一份工作不僅僅意味著工資，還有工作帶來的意義與體面感。
凱斯表示，在美國沒有好工作的人往往也難以成家，沒有學士學位的群體的結婚率在逐年下降。而擁有學士學位的群體則不是這樣。未婚男女同居可能生下孩子，然後又分開了，他們的孩子們生活在單親家庭裡。這種家庭關係非常脆弱，家庭生活很不穩定，工作也很不穩定，真正的社區也成為往事。
美國科學院院士安妮·凱斯與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合著《美國怎麼了》，探討美國勞動力市場深陷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1963年，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印度尼西亞做田野調查時發現，在殖民地時代和後殖民地時代的爪哇島，人口沒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集中，而是不斷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產，導致農業生產內部精細化。格爾茨將這種現象稱之為「involuton」，即內捲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內捲化是邊際效用持續遞減的過程，即「沒有發展的增長」。
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阿片類藥物盛行、昂貴的醫療體系與絕望之死
法國社會學家杜克海姆19世紀的研究發現，自殺率的上升是因為社會融合度不夠，或者社會規範缺位而引起的。在社會劇變時期自殺率往往會上升。
自20世紀以來，各個國家的平均壽命幾乎都在提高，凱斯卻發現，美國的平均壽命在近年內已經出現了連續下降，而這主要源於受教育程度低於大學本科的白人勞工階層的高死亡率。2000年至2018年，美國每個州死於自殺、毒品和酒精的人數都有所增加，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沒有不同。
凱斯與迪頓參加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和《中國新聞周刊》聯合發起的【學觀中西】首場活動：「中西視角下的美國傷痛——大選後再談美國夢」。凱斯的丈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也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舉行的這場線上活動上指出，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儘管增長速度不是很快，但並不存在很大的問題。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大量的人並沒有從經濟增長中得到任何好處，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口沒有大學學歷，也並非少數族裔。對他們來說，社會取得了方方面面的進步，只是他們並沒有從中獲益，而是被遠遠地拋開。美國的社會安全網相當薄弱，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勞動力結構變化，美國的稅收和轉移支付系統無法彌補勞動力市場上發生的變化。他們發現，導致佔到總美國人口三分之二的群體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個：自殺、成癮性阿片類藥物濫用、因酗酒導致的肝病。在他們的《美國怎麼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凱斯和迪頓將其稱之為「絕望之死」。
凱斯與迪頓指出，在美國社會，大學學歷成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線，可以用來解釋美國的很多失調現象。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沒有上過四年大學的美國人的生活已經捉襟見肘，這個群體佔到美國人口的三分之二，年齡在25-64歲之間。
凱斯介紹，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2014-2017年連續三年下降，這種情況自1918年大流感以來百年未見。2017年和2018年，美國有15.8萬人死於毒品、酒精和自殺。1995年死於這三種原因的人數只有6.5萬人，如今因為上述三個原因每年幾乎死亡10萬人，相比之下擁有學士學位的人群的死亡率沒有那麼高。
凱斯進一步表示，儘管這個數字與死於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數相比不算大，可是很快新冠疫苗就將問世，卻無法看到預防毒品、酗酒和自殺的疫苗。2000年至2018年，美國每個州死於自殺、毒品和酒精的人數都有所增加，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一樣高。這與1960-1970年代黑人社區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主要城市的失業率增加，製造業日益不景氣，就業機會越來越少。而這些狀況導致上個世紀美國社會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
勞動力受到全球化和自動化的打壓，在其他發達國家也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為何其他國家的死亡率沒有因為上述原因而上升，唯獨美國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凱斯指出以下兩點是美國區別於其他國家之處：
第一，阿片類藥物在美國非常普遍，因為大製藥公司獲準推廣藥理非常強的藥物，幾乎相當於藥丸形的海洛因，任何有處方籤的醫生都可以給任何美國人開這種藥。雖然絕望先於阿片類藥物的流行，但阿片類藥物的流行讓狀況變得更糟。人們在尋求消解痛苦的辦法，擺脫自己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心理痛苦，美國的大製藥公司瞄準了這種絕望，使得情況更糟。
第二，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是全球最貴的，而從很多指標來看，美國的健康狀況在發達國家中卻是最差的。美國將GDP的五分之一都用於醫療保健系統。
第三，醫療保險和僱主綁定在一起，其他發達國家都沒有這麼做。凱斯認為，這樣的做法會導致社會底層階級的工資下降。因為僱主必須為僱員的醫療保險支付更多的費用，許多公司不得不為家庭醫療保險支付每年大額保費，於是為了降低成本便解僱低薪工人，導致這些工作被外包，美國的就業市場上便出現越來越多的臨時工和零工。
凱斯獨闢蹊徑地指出，在美國很少有人討論，僱主提供醫療保險是否會導致就業率下降。這在美國是個大問題，是僱主是否還願意僱傭低薪工人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從而破壞了低技能勞動力市場。
迪頓強調說，美國與英國、澳大利亞和歐洲國家有很大的不同。歐洲經歷了同樣的變化，也有被遠遠甩到後面的人。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展現出美國這樣的「絕望的死亡」。因為美國大多數藥物和檢查的價格遠遠高於歐洲和日本。醫療資源如果放任市場來做，政府就會破產。這正是美國在發生的事情。美國人的發病率和經受的疼痛比例比加拿大和英國嚴重很多。英國的醫療費用是美國的一半，但他們的健康狀況比美國人好。歐洲有更加完備的福利體系，可以為民眾提供保護，他們在市場力量和政府監管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勞動力市場發生的狀況。
未來有可能變好嗎？
拜登將全民醫保寫入了競選綱領。民主黨承諾將實施普遍的負擔得起的優質醫療保障，最終實現全民醫療保障體系；降低處方藥價格、保費和自付費用；降低醫療成本並提高醫療質量。
民主黨的醫療保障綱領是在歐巴馬醫保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向著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最終目標邁進。與共和黨的醫療保障措施相比，民主黨的規模更大，最終目標是「全民醫保」，而不僅僅是共和黨的「維持現有醫保水平」；民主黨也更加強調不同群體在醫療保障方面的不平等性，並著力消除這些不平等。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指出，川普政府多次提議取消歐巴馬醫保，但是美國大部分州仍然支持歐巴馬醫保而沒有投票通過。所以當拜登上任總統時，想要重建川普顛覆的政策並不難，他通過行政命令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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