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藝術——一場可能改變未來生命的實驗

科技與藝術，在大多數人的認知裡，像是處在地球的兩極。但是時代日新月異，學科邊界越來越模糊，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來自交叉邊緣學科。疫情讓我們重新審視生命科學，生物與藝術，科學的藝術的結合再次成為關注焦點。本文以分析荷蘭科學文化藝術的重要推手——測量公社為例，帶你走進未來藝術的最前沿。

藝術家倫勃朗的《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局部及其中描述的場景，恐怕是荷蘭最早的生物科學藝術合作

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

聚光燈投射在杜爾博士和已被處死的罪犯上，博士一手操控著肌腱，另一手示範著手部肌肉如何運作；付費進來的觀看者們表情不一，各自都專注於各不相同的事情，微妙的差異彰顯著每個人的個性；一絲不苟的著裝象徵了專業人士的卓越，讓人有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這就是畫家倫勃朗著名的作品《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所描繪的一幕。

解剖學課在當時的荷蘭是一項社會活動，公眾可交入場費進入課室甚至劇院觀看。畫中戴帽子的是杜爾博士，他在現實中是不會公開表演解剖的，而是讓助手來完成這項任務。但倫勃朗以戲劇化的手法虛構了這組肖像，普通死者成了畫的重心，而不是只有處死的耶穌才能被放進藝術作品中，在這裡科學取代了神學，也正是從17世紀開始，西方科學成為現代世界的重要根基。

                                              從測量所到測量公社

測量公社

當時表演這項解剖的場地，是一座叫作測量所（Waag house）的15世紀建築，現在仍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鬧市中心。這裡的頂樓曾是鐵匠、石匠、畫師、外科醫師公會的聚集地，經過多次維護重修，在21世紀出租給了測量公社（Waag Society）——這是一家促進科學、文化和藝術實驗互動的研究機構，位於原解剖劇院的第二層。

建築頂部天花仍然保存著醫師公會的繪圖，牆上懸掛著《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的複製品（原作藏於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來自測量公社的盧卡斯·埃弗斯（Lucas Evers）在接受訪問時來到了這幅畫跟前道：「這大概就是荷蘭最早的生物科學藝術（Bio-Art）合作了。」

測量公社內景

測量公社：

推進荷蘭科學藝術的重要推手

成立於1994年的測量公社，是荷蘭科學文化藝術的重要推手。公會其中一個分支實驗室Open Wetlab，專注研究生物科學和生命相關的道德倫理規範。他們提倡生物科學應與社會環境相結合，利用藝術家、設計師和群眾的參與，創造新的媒介形式，以催化劑的角色推進全球範圍內的生物科技發展。其研究的對象是生命體，像植物、動物和人；現有的項目包括合成防彈皮膚、微生物研究、幹細胞育種牙、開放基因組等。

生物科學利用生命系統和生物體來發展和生產出有用的產品，藝術家則運用了這種科學實驗方法，以新的審美角度和直面生命體生長的態度創造出一系列的作品。

據測量公社藝術、科學和技術的管理策劃人和Open Wetlab的創始人盧卡斯·埃弗斯介紹：測量公社現階段既不是策展人，也不是組織機構。其合作者包括組織者海牙醫療研究委員會（ZonMW）、策展的埃因霍芬MU藝術空間以及藝術家，相當大部分的藝術家和OpenWetLab等科學研究所共同合作提案。生物藝術實驗室（Bio Art Laboratories）由藝術家朱莉拉·埃薩迪（Jalila Essaidi）運作。

盧卡斯·埃弗斯是測量公社藝術、科學和技術的管理策劃人

測量公社的項目還包括DIY人種改良診所（Do It Yourself Human Enhancement Clinic），主要以藝術和設計者的角度進行改良人種的實驗。未來新興技術（Future Emerging Art and Technology）把藝術家引進實驗室參與量子計算、量子物理、合成材料、CRISPR CAS9靶向基因編輯技術、超級計算機、群組機器人的研究；生物黑客學院（BioHack Academy）舉辦為期10周的課程，讓藝術家和學生可以與科學研究人員一起開發運作開放原始碼實驗室。

保羅·凡耐斯（Paul Vanouse）的作品「嫌疑人反演中心」（Suspect Inversion Center）

生物科學藝術會在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產生積極影響。開放基因組一旦投入市場，用戶通過技術工具生成自己的DNA，進行分子診斷，減少醫療的成本投入。例如開源基因擴增儀（Open PCR），這種機器的成本只是市場價格的一部分，可以讓很大部分人都負擔得起。另外，藝術家作為探索者，可以幫助學術研究人員更全面地在生命科學領域繼續研究。生物藝術實驗室基金會由測量公社協辦的生物科技藝術與設計獎獲得者朱莉拉·埃薩迪成立。朱莉拉在創業家庭環境中長大，很了解不同領域交叉和好想法的價值，以及怎樣將這些想法資本化。

朱莉拉研究的防彈皮膚項目，得到了許多國際實驗室和工作夥伴的合作機會。她意識到這些機會難能可貴，為了給其他同樣有影響力的項目鋪設道路，她決定成立基金會，為頂尖人才在藝術和生物科學的交叉領域上提供設備和知識協助，讓他們更好地理解這些想法項目以及發揮其經濟潛力。

朱莉拉研究的防彈皮膚項目

暴力新聞充斥著社交媒體，在社會上造成了恐慌氣氛，大大影響著個人和社會對於存在威脅的理性判斷。朱莉拉圍繞著個人安全這個世界性的議題，通過生物科技，探索了社會、政治、道德和文化各方面的因素。

在實驗室中，用轉基因生物生出的蜘蛛絲加入到皮膚組織中，讓人體的皮膚具有防彈的功能。蜘蛛絲比鐵絲還要強，編織起來有抵擋子彈的能力，而且是由生物體生出的。
朱莉拉提出：如果讓人體也能生出這樣的絲，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防彈了呢？防彈皮膚其實可以抵禦子彈，但不能阻擋全速的。她想要通過這個作品，把安全議題提升到概念層面，來引起討論，到底什麼樣的安全模式和理念才能對社會有利。

生物藝術實驗室基金會是由公共資助、私人資助、志願者和材料捐贈混合起來的一組健康運作模式，所以它是一個龐大的網絡，包括大學、財團和其他機構。在這個網絡中，基金會提供知識和促進合作。「如果有一個好的想法，參與者身上的標籤都無關緊要，讓人興奮的是一個好的想法可以把藝術家和科研人員連結在一起。」實驗室的發言人說，「我們希望在荷蘭為生物藝術提供基礎設施。基金會和荷蘭地球、生命科學和人文研究所（NWO），海牙醫療研究委員會（ZonMW）和埃因霍芬MU藝術空間合作，給新的藝術作品提供資金補助和在荷蘭各大藝術平臺展出的機會。荷蘭這樣的環境是很好的，但從個人經濟發展來看，藝術家們仍在掙扎。」「生物科學藝術使用的是生命物質，離不開的是與倫理道理相關的藝術形式。我們把這種媒介看成是一種信息傳遞的方式以及對社會的啟示。然而，我們看到藝術家本身很能辯證反思。這樣，我們的著重點放在了促進這些藝術家和他們的想法上。我們幫助他們實現想法，拓展社會影響力，有些時候協助他們保護智慧財產權，起草商業計劃大綱。通過這樣的途徑，我們創造的是一次藝術設計運動，在大多由概念藝術支配的領域，讓好的想法真正可以實現。」
基金會是非營利機構，但有些項目準備由第三方來商業化。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Mestic®，這是一個用牛糞混合紙和紡織品製作生物塑料的方法。

Mestic是一種用牛糞混合紙和紡織品製作生物塑料的方法
在荷蘭，精耕細作的農作產生的糞便汙染是一個大問題。數據顯示，畜牧業產生的磷酸鹽超標，主要原因是奶牛糞便。這樣下去，會削弱荷蘭奶製品產業的經濟地位。荷蘭政府在磷酸鹽政策上下手，但治標不治本。Mestic在經濟上可行性強，可以把牛糞轉化為地方性生產的材料。

這樣，可以減少對於國際石油的依賴，增加地方就業，改善奶牛的生存環境以及為農民帶來經濟收益。它具有可持續性發展性，可以用於工業化生產，成為未來新興產業。

生物藝術項目的某些作品時而引起了一些社會不安和疑問，甚至有人對這種人類操控生物的方式感到憂慮。「這種焦慮感似乎源於一種模稜兩可的倫理道德觀，這涉及到人類與生命過程之間的俗成契約。生物科學的應用知識帶來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我們的價值和信念系統對此毫無準備。」澳大利亞藝術家奧隆·凱茨（Orron Catts）在測量公社的生物科學藝術專刊中發表道。

凱茨是西澳大利亞大學生物藝術中心「共生A」（SymbioticA）的負責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2004年的「無害皮革」（Victimless Leather），是一件用生物體組織培養的無縫合微型夾克。

共同合作的藝術家和研究人員用老鼠細胞培育結締組織，加入人類骨頭幹細胞，覆蓋在可降解聚合物上，形成堅固的皮膚結構。這件「皮革」需要在生物反應器中生長，由自動滴液系統供養細胞。當聚合物降解後，一件夾克形狀的生物體就會呈現出來。這件只能讓老鼠穿的小外套，可能就是人類未來服裝的雛形；實驗室中的生物培育技術，可能就是未來日常生活產品的生產方式。藝術作用的主體和客體對象都是「生命」，很多作品大膽地告訴公眾，生物體是可以被人為操控並且應用到未來現實中的。

生物科學藝術家「入侵」非一般的文藝領域，對自然生長過程、現代社會規範秩序設定的界限提出挑戰和疑問。凱茨認為生物科學藝術並不是科學或者技術可以設想的，而是一種行動上的文化審視。如果幾十年之後，人工改良雜交後的細胞分裂形成組織、新的變異生物個體，包括變種人，然後隨之延伸至整個生態系統，當代的人文價值天平是否可以承受這樣的生命觀呢？

奧隆·凱茨的「堆肥箱」，展示了一個小鼠肌肉細胞組織培養孵化器，細胞所需的熱量由可降解堆肥中腐爛的微生物所提供

在這場對生命的「革命」中，測量公社、生物藝術實驗室積極連結全球範圍內相關的大學、公司、組織、私人機構。測量公社還定期舉行工作坊、比賽、演講、出版、駐地研究、展覽等活動。

他們吸引著各領域專業人群加入調研、辯論，開放實驗室給大眾和媒體，利用生物科學藝術傳達和更新完善倫理文化理念。這種對社會既定秩序和文化倫理界限的幹擾，實際上是一項頗具政治意味的社會運動。

測量公社的創立者瑪倫·史蒂克（Marleen Stikker）曾預言道：「未來的生物科技會像物聯網一樣，以看不見的形式滲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我們想要和設計師、藝術家一起把知識帶入公共領域，因為沒有人可以預料』用戶生成DNA產生的後果是什麼。」

幾百年前，解剖學也曾被認為違背宗教倫理而不被大眾接受；幾十年前，藝術家本身也無法想像生物細胞組織可以作為調色板上的材料媒介。藝術通過精緻或怪誕的美感效果，提前把可能發生的情景呈現給大眾，凱茨認為這是藝術家們「另類的社會契約」。作品引起的不安其實就是作者本身的苦惱，意在讓當代社會跳出現有的發展軌跡，在眾多未發生的方案中思考再探索，以便為共同的生態未來做出最佳的選擇。

生物藝術實驗室發言人說：「 倫理道德的界線應當被打破，這是歷史慣例。去試驗這些界線，是集體責任。藝術是探索未知領域地表的理想工具，跟科學研究的象牙塔很不一樣。」

而盧卡斯是這樣的觀點：「你知道唐恩和拉比（Dunne&Raby）吧？對，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設計交互系教書的，著有《萬物猜想：設計、虛構和社會之夢》。他們的虛構性遠遠大於現實性，裡面的項目比較單一地想要通過技術進行人種改良、延長壽命、人體機能最大化等，都沒有徵得大眾的意見。我並不完全認同唐恩和拉比的批判性理論，對比起關注研發超級個體，技術應該是由各種複雜的倫理道德要素構成的。生物科學藝術是個充滿矛盾的領域，也沒有很多藝術家在這裡實踐。另外，生物科學藝術在荷蘭是缺乏理論基礎的，設計類的注重功能性，更加實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