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35號】蒙克|「就業—生育」關係轉變和雙薪型家庭政策的興起

實證結果表明，在OECD國家中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的關係確實發生了由負到正的轉變，呈現出反Ｊ型關係。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總和生育率先下降，然後略微上升。作者認為，反身性現代化改變了女性對自身性別角色的定位，同時風險社會的出現讓個體趨於風險規避。對於女性而言，當就業崗位較少、勞動參與率較低時，機會的缺乏讓女性更可能屈從於傳統賦予的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為顧及生育和看護等家庭責任而犧牲工作，從而導致「就業—生育」關係的負相關。而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擺脫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追求自身價值的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女性對市場風險的規避使得穩定就業成為建立家庭和生育子女的前提，從而將「就業—生育」關係逆轉為正相關，使得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提高，最終引致生育率的反彈。

本研究也證實了「就業—生育」關係促進雙薪型家庭政策的興起。當一個國家女性就業和生育之間出現了正相關關係，政府可以出臺相關政策，在為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提供激勵的基礎上鼓勵生育，例如將產假期間的補助待遇與工資掛鈎，鼓勵丈夫在孩子出生後分擔家庭責任以便讓產婦早日重返就業崗位等等。「就業—生育」的正相關關係越強，政府就越是傾向於積極推行雙薪型家庭政策。針對這一結果，本文還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和Drisoll-Kraay標準誤固定效應模型重新對方程進行了估計，檢驗結果仍然支持該論斷。

最後，研究還表明當代中國女性勞動參與和生育之間也出現了類似於OECD國家的反J型關係。類似於之前所分析的發達國家的情況，風險社會和反身性現代化也使得今天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呈正相關。因而，我國的家庭政策就應以促進女性勞動參與作為主要手段，建立雙薪型家庭政策體系。這一體系應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生育保險，它通過收入支持在財務層面幫助女性應對生育風險其次是產假政策，在產後就業保護的前提下讓女性能夠有足夠時間生產、撫育和恢復，在時間上幫助女性應對生育風險。最後是看護政策，包括對老人和幼兒的公共看護服務。目前我國的這類服務，尤其是針對３歲前幼兒的日託服務，公立機構的供給遠遠無法滿足需求，而供給缺口基本上由昂貴的市場服務來彌補。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對公立看護服務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