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15年6月發行的《東吳社會工作學報》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莊正中發表了題為《告別悲觀主義預言？試論臺灣人口老化危機的迷思與挑戰》的文章。針對全球人口老化危機的悲觀言論，作者採用1990 年代末西方學界興起對於該論述的批判觀點，認為這些隱憂其實都是對預測指標（人口推估、扶老比）與衝擊面（醫療保險、公共年金）的迷思，並以此觀點來審視對臺灣社會老齡化問題。作者通過文獻研究的方法，首先梳理了臺灣人口老化危機的相關論述；接著從批判角度檢視臺灣人口老化危機的迷思與事實；最後提出臺灣面臨老化社會的相關政策建議。"
關於臺灣人口老化危機的論述可分為預測面（少子女化趨勢、高齡化趨勢）與衝擊面（醫療支出、年金財務）。
一、少子女化趨勢
主要表現為：進入超低生育率期，臺灣近些年生育數量和從生育意願一直呈下降趨勢，已低於正常人口更替的最低標準，這將導致未來總人口數的銳減；缺乏經濟性移民，因為人口密度高，平均薪資水平偏低，國際化程度有限，臺灣無法有效吸引經濟性移民。
二、老年人口進入高成長期
主要表現為人口老化速度急又快，臺灣現階段的人口變遷始於日據時代中期（約1920年前後），至1984年時完成人口轉型，在短短不到七十年的時間，人口歷經劇烈的變遷，完成西方工業國家費時近兩百年的歷程；高齡化程度高，高齡老人人口增長速度快過於一般老人；扶老比快速上升，根據推算，在2014 年成為老年潮，以及高峰生育期出生人口在2020年開始邁入老年，將進一步加深未來年輕世代的扶養負擔。
三、醫療支出遽增
醫療支出的遽增主要表現為老年人醫療費用至少為非老人或全國平均值的三倍，老人平均醫療次數與費用較其他年齡層人口。
四、年金面臨財務危機
雖然臺灣社會安全制度經過一甲子的發展已漸趨完善，但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到了1980年後才有明顯的「福利擴張」，就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而言，臺灣約落後歐洲福利國家一個世代，因為長期受到政治力左右，現行各項年金方案普遍採取低費率、高給付的制度設計，使得臺灣年金制度面臨難以維繫的困境。
針對以上關於臺灣老齡化的危機的研究，作者認為依據扶老比來推論人口老化危機的論點有其局限性，對其結果必須審慎解釋。因為該指標忽略考量扶幼比下降趨勢、賦閒人口、老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以及生產力的影響等因素；其次，雖然人口老化在本質上會逐漸推升總體醫療費用，但對醫療支出影響有限，因為人口老化造成之醫療支出上升是來自於「高臨終成本」，而非單純的年齡所致；另外，人口老化雖會提高年金支出，但只要透過與時俱進的改革，不必然會引爆年金財務危機。
一、提高生育率須對症下藥，包括提高福利預算，對寬鬆的《優生保健法》嚴格把關、提供完善的懷孕諮商、輔導及領養管等。
二、增加青壯人口的勞參率。勞參率的趨勢比老化速度對經濟扶老比更有影響力，提高中高齡勞參率，增加婦女的工作時數、提升低就業率群體的勞參率、獎勵年輕移民、提高年金的法定退休年齡，透過修法讓小學教育提早一年入學或是縮短高等教育與研究所教育的修業年限等生育步調政策，都將有助於提高總生育率，且減輕未來青壯年的扶養負擔。
三、提升生產力與經濟成長。藉由投資教育、訓練、終身學習等作法，將有助於提升勞工的生產力與薪資水平，減緩未來勞動人口日益減少的衝擊。
四、減少「無效醫療」。針對無效醫療資源浪費的情況，加強推廣長期照護與安寧療護，將可有效舒緩人口老化引發之醫療支出擴張。
五、去政治化的年金改革。由於部分國家欠缺年金改革的行動，使改革的急迫性受大眾媒體關注。臺灣在邁入民主多元化的社會後，各種利益團體為爭取權益而紛紛崛起，導致年金改革舉步維艱，反觀，瑞典與南韓卻能夠透過年金改革使得制度可永續運作。其中，Kok & Hollanders（2006）認為，瑞典透過年金改革過程與年金制度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sed）策略，有助於改革的運作，如何從先進國家汲取避免政治影響力的機制與策略，將是臺灣未來推動年金改革的第一要務。
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有兩點：（1）由部分先進國家的經驗顯示，人口老化可能引發健保與年金的財務問題，但不必然會導致危機。人口老化不是問題，關鍵在於執政者的改革意願與能力；（2）面對臺灣在年金改革的困局與社會文化的差異，西方「樂觀」看待人口老化的論述，恐無法完全套用到臺灣社會。
臺灣地區的超低生育率一直頗受矚目，臺灣可說是世界最低的生育率的地區之一，目前臺灣也面臨超低生育率及接踵而來少子女化等問題，該文發現臺灣和南歐地區的人口和社會發展有雷同之處，遂對南歐情況進行了分析。
有學者認為超低生育率和社會自由主義和經濟去管制化有關，影響有二：提供女性在家戶之外的性別平等機會；兩性在日益競爭的勞動市場中能選擇避免風險。但是女性仍然承擔了家庭照顧的大部分責任，女性小心控制生育率，延後家庭組成時間或生育較少子女。
低生育率和國家福利政策息息相關，政府介入多元保障勞工就業和薪資，確保勞工可以照顧妻兒，此時僱主不需花費過多心力來照顧員工的家庭生活。如果年輕世代想維持經濟穩定，必須獲得較佳的工作，而換得良好工作依靠投資人力資本（教育），則延後了組成家庭的時間。
南歐國家的福利國家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如低度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預算偏重年金制度的支出、家庭是資源重分配的重要單位、女性承擔福利服務提供的責任等。有學者認為，福利社會與福利國家間，或在福利國家與市場間的特殊安排對個人的保障可能都少於家庭的貢獻，在福利國家受到經濟衝突時，女性則成為主要的福利服務提供者。
南歐國家的基本福利提供仍以家庭為主，女性為主要的照顧者，其中比較特別是親屬連帶的代間關係緊密。國家對家庭的需求是長期的漠視，當工作女性有兒童照顧的需求時，親屬網絡就立即發生功效，國家只有在家庭親屬關係皆失效的情況下才會介入。
其次，可以從青少年跟父母同住的比率來觀察南歐親屬連帶的家庭照顧方式。當代歐洲青年人有延長與父母同住時間的趨勢，其中南歐國家的離家時間最晚，這種趨勢的背後反映了教育年限的延長，加上剛畢業的青年人在勞動市場找工作不易，較難在短時間內擁有自己的房子，與父母同住可以減少祖屋成本，當然也可能延後了結婚成家的年齡。
所有先進國家中，女性仍然擔負大部分的兒童照顧責任，家務照顧工作可能某種程度限制了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而當女性必須展現良好的工作績效，以維持自己的職位與社會資本，有時候只好在生育與工作之間做選擇，因為即使生了小孩，缺乏育兒支持的協助，兒童照顧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即是最直接面臨的難題。此時必須由國家發揮一定的角色來支持女性育兒問題。
然而南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這種角色仍是缺乏的，家庭被視為一個主要福利輔助性制度，女性則被賦予要承擔主要就的照顧責任。因此，這也充分說明在後工業社會下，家庭主義性越強烈的國家，較容易呈現低生育率、低女性勞動參與率的現象，而面對的挑戰在於，女性以無聲的回應後工業社會下，工作與育兒的困境，晚婚、不婚、延遲生育與丁克族可能是其結果。
南歐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大多靠保費維持，就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率來看，所有南歐國家皆低於歐盟國家的平均水準。南歐國家由於屬於親屬連帶的關係緊密，成員間的支持是家庭的福利來源，同時也看出女性在這樣的體制下所有面臨的困境，國家所提供的支持保障少，女性的勞動參與增加之後的照顧工作使女性陷入兩難的困境。
從南歐國家的兒童照顧支持相關政策而言，作者發現即使在強調家庭自助、親屬連帶的南歐國家，倘若政府願意提供較豐富的支持方案，其政策效果除了有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之外，也有較高生育水準的可能。
後工業時代的經濟促使服務就業、彈性生產、非典型工作增加，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使得傳統男性養家的家庭形態逐漸成為雙薪家庭形態。當過去的無酬照顧者面臨工作與家務雙重負擔時，若無外部的支持，女性在工作與生育間的理性選擇下，生育意願降低是可以想見的。
反觀臺灣，可提出部分南歐經驗作為參考：（1）就業政策必須朝向彈性安全的概念，讓女性即使從事部分工作時工作也有保障；（2）提供給新的育嬰假；（3）鼓勵男性共同承擔照顧工作，可透過父職假與父親津貼的安排，促進兩性平等；（4）津貼與稅制的個別化，改變過去以家庭單位的給付；（5）提供費用合理、具可近性兒童照顧服務。總之，國家政策應著重在就業、所得的維持、性別平等以及照顧服務等友善的家庭體系方向規劃，減輕女性在工作與育兒兩難的困境，或許能帶來提高生育率的間接效果。
（這是社論團隊.社會工作小組的第19次推送）
文獻來源：
莊正中，2015，告別悲觀主義預言？試論臺灣人口老化危機的迷思與挑戰，《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8：75-108.
黃曉薇、劉一龍（2009）。生育、女性就業與兒童照顧支持方案─以南歐模式為例，《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149-194。
文獻整理：吳煥琳 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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