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始人作為魅力人格體為公司做品牌營銷是人格化的一個類型，通俗地說，就是把創始人的個人品牌和公司品牌綁定在一起。這麼做可謂利弊共存。好處是它可以大幅節約營銷成本，因為好的公司創始人本身就是一個魅力人格體，自帶傳播屬性。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雷軍與「小米」。「阿里巴巴」和馬雲之間亦如此。還有董明珠和「格力」空調，「羅輯思維」和羅振宇。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一下「錘子」手機。第一款錘子出現的時候，其他手機電池可以用一天，但它的僅能用半天。面對如此巨大的劣勢，很多錘友們說：「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啊，要麼我買個充電寶，要麼我乾脆買兩款錘子手機不就解決了。」
如此忠誠的錘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各行各業的精英。而他們之所以願意支持錘子，是因為他們願意支持羅永浩，認同羅永浩背後的那種價值觀。雖然現在錘子已經走向沒落，但是當年在粉絲號召力上的成功，印證了羅永浩的人格魅力。
作為魅力人格體的公司他們都有自己的忠實粉，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蘊。我們來看一個國外的例子，怎麼通過小眾引爆大眾群體，成功打造了自己的魅力IP的。
Supreme作為一個結合滑板、Hip-Hop等文化標籤的美國街頭服飾品牌，短短幾年時間就在年輕人中引爆流行，每次發售新版和限量版產品的火爆程度都令人嘆為觀止。
Supreme最初只是紐約街頭的一家滑板店，屬於一群滑板少年的「隱秘據點」，他們在那兒展開屬於自己的社交圈子。
店員A-Ron曾這樣回憶：「每天晚上7點關門後才是Supreme的狂歡，紐約最知名的滑板群體和各色有趣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打趣地說：「Supreme賣得好大概是因為衣服上混合了菸草、酒精和野草的味道。」這群叛逆少年是Supreme最初的團隊成員、店員和顧客，品牌創始人詹姆斯抓住這個機會了解這個群體的行為模式、喜好和趨勢。
詹姆斯一直都在思考Supreme怎樣才能讓這些孩子表現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希望這家店在未來可以成為紐約街頭文化的標誌，成為連接滑板、時尚、音樂、亞文化的一條紐帶。應該說，Supreme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對美國街頭滑板亞文化的推崇，然後通過這種亞文化進行社群擴張，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共同審美。
無論一個IP最初表現為何種形式的產品（影視、遊戲、商品等），它們作為第一內容，更多是流量的引爆點，吸引用戶追隨，吸引一小部分狂熱粉絲。這些粉絲或是自發，或是由運營方規劃梳理，進而形成社群。最初這種社群非常小眾，卻又比種子用戶更快一步，因為它們的成長空間非常大，可能就是孕育某種流行文化甚至某種生活方式的最底層土壤。
Supreme前期的成長模型便十分清楚，這是一種孵化小眾社群、定義亞文化、爆發擴散為流行生活方式的商業成長模式。
Supreme的產品靈感和元素恰恰來自這個社群亞文化本身。Supreme始於紐約市下東城，大量外來移民和黑人聚集於此，彼此互相碰撞融合，這裡可以算是紐約街頭文化的起點。Supreme的單品圖案多數取樣於街頭文化，版型則取樣於Dickies、Cahartt、Ralph Lauren等美式風格濃厚的大牌，其所有軍事風格的服裝都由Alpha代工，棒球外套則由Starter代工。Supreme將整個美國的街頭文化都復刻了下來，從紐約出發，點燃了美國甚至全世界年輕文化潮流的G點。
品牌最初通過內容建立聯繫，通過聯繫形成社群，而社群不斷地反哺著內容，使之成為具有內循環特徵的亞文化體系，這個體系在成長中不斷跨界、融合，直至成長為一個獨特、有生命力的「新物種」。
1950年，大衛·雷斯曼（David Riesman）提出了大眾文化和亞文化的差別：大眾文化是「消極地接受了商業所給予的風格和價值」，而亞文化則是「積極地尋求一種小眾的風格（在當時為爵士樂）」。
如果將Supreme自發形成的各種用戶群落形容為超級社群，那麼Supreme每次發售一款產品，都能夠進一步活躍社群用戶，甚至創造新的流量加入這個大社群，從而形成自我擴張。
運動休閒品牌Nike,2016年春天在視頻網站發布了劇集Margot v.s. Lily，作為女性營銷活動「Better For It」的主題內容，講述兩個不同女孩的運動故事，播放量已超過8000萬次，Nike+下載量顯著上升，兩個女主角同款也成了暢銷款。
與Supreme的不同之處在於，Nike更注重故事的講述：每個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運動員，女性可以用運動定義自己。
這與Supreme的產品邏輯是一樣的，都是從內容出發，內容背後隱含著某個文化群落用戶的價值取向，甚至包含著某種人格。因此，Supreme的產品反過來能夠為Supreme品牌提供話題和內容，產品本身就能夠自我創造流量，而不僅僅只是對Supreme品牌的稀釋和消耗。
超級IP的最中心圓點，表現在Supreme身上，就是那個令無數人都瘋狂的Supreme紅底白字的超級logo。Box Logo Tee當屬Supreme所有系列中最具有品牌標識的單品了，很多大牌均曾身著該款出鏡。Supreme的紅底白字logo也早已經不僅僅代表一件T恤，而是濃縮了文化元素和名人效應，逐漸抽象為一種代表街頭潮流的符號。
某種意義上，它比人格化更激進，也更進一步，逐漸走向宗教崇拜的神秘主義和信仰主義，成為亞文化社群的信仰圖騰。這也是其商業轉化如此高效的原因。將一個商業品牌打造成一個圖騰，將整個商業推進為一種儀式，從而增加產品的體驗價值，這種策略將是未來市場的主流方向。
聯名企劃對Supreme來說非常重要，往往能帶來更多新元素加入，讓產品更具風格。因而，Supreme總能與一些意想不到的品牌、人物或者明星聯名推出單品，引得眾多追捧。
例如，Supreme每年都會和Vans、The North Face、Timberland、Levi's、Nike等品牌合作推出單品，且合作款多為限量款，搶購之瘋狂，價格之高異乎尋常。除了每個季度都有限量聯名產品，Supreme產品更時常以社會頭條事件，或者政治諷刺為題設計產品，圍繞Supreme這個超級IP進行多元化經營，打通相關領域的壁壘。
例如，Supreme發售的第一件單品Travis Bickle Tee，衣服上的貼畫人物為1974年影片Taxi Driver中的男主人公Travis Bickle。身為計程車司機的Travis Bickle不滿政府的空洞承諾，企圖改變腐敗的制度，並最終決意刺殺總統。當時的電影海報上印著這樣一句話：在每一個城市，都有獨行者。James Jebbia藉此傳達品牌「特立獨行」的理念，賦予其更深層的話題性。
作為以產品風格為取勝之道的超級IP品牌，Supreme一直營造的是大規模的具有亞文化信仰特徵的社群經濟，通過小眾表達形成話題爆發與內容爆發，形成現象級的火爆產品發售場面，又反過來強化了其超級IP的特徵，增加了非功能性需求的社會化網絡話題價值。
一個產品如何從小眾文化走向大眾流行，工業時代之後，需要一種新的路徑。與超級IP的內在邏輯契合的社群經濟下，消費者越來越追求「小眾自我」，而不是「大眾趨同」。消費者在尋找自我差異的過程中，重新聚合成了新的族群和新的消費文化。最有商業價值的不再是大眾審美和趣味，而是亞文化社群。
人格化的影響同樣是雙刃劍。「樂視」和賈躍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在2016年公司年會上藉助一首《野子》， 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將創業的艱辛與勇氣展現出來，打動了無數人，引發了「野子效應」。可以說，這一效應的取得，與賈躍亭的個人魅力以及他的獨特經歷和人格，在人們心中激起的強烈情緒共振密切相關。
因此有人曾開玩笑說：「賈老闆是全中國出場費最高的歌星，一首四分鐘的單曲創造的價值上億。這雖是玩笑，但也反映了人格化力量不容忽視的事實。但一年多以後，賈躍亭因為野心太大，資金鍊出現問題，遭遇了信任危機，幾乎成為公司的負資產。這時，人們又會拿出當年的《野子》議論。此時把賈躍亭和樂視捧上神壇的人格化就成了致命病毒，嚴重影響了樂視的形象。
又如微軟的鮑爾默當年將個人和公司綁在一起，在他宣布離職的那天，微軟股價下跌7%，相當於300億美元。
在《第四消費時代》一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格化是如何出現的，如何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這本書將消費分為四個時代： 第一個時代是終生消費。一個人一輩子可能就消費一兩次， 蓋個房子打個家具，剩下的都自給自足，屬於小農經濟；第二個時代是工業化消費，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這個時候就出現了迭代，代表性的公司比如海爾、美的；第三個時代是個人化消費的崛起，人們購買手機、MP3,代表性的公司是諾基亞、索尼；第四個時代就是我們如今所處於的這個時代，是人格化的時代，消費越來越帶有精神屬性，成為一種價值觀的消費，由我需要所以我購買，變成我認同所以我購買。
這種消費方式的轉變，實際上就是認知升級和消費升級的產物，而人格化正是順應了這個趨勢。
粉絲經濟還停留在淺層次的依託人群支持行為進行的商業化開發上，停留於人的層面。人格化則更進一步，超越了人本身，是對其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觀的認同。所以它的力量更強，影響更大。
真正的聰明人，都在日積月累中塑造著自己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