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一份報告，暗示著人工智慧界也許也需要一場反性騷擾運動，從蘋果的語音助手Siri到「米娘」小愛，再到微軟小娜，這些「虛擬女性」遭遇到男用戶的性騷擾語言時，總是會順從地回應。有人認為，虛擬女性的出現，就像洗衣機的出現對於婦女解放而言一樣具有革命意義，它將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從傳統的由女性所提供的「情感勞動」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則認為基於性別刻板印象設計出的虛擬女性會加大男性在現實生活中對女性的不滿，增加他們對女性的偏見，而對女性來說，這會讓她們不自覺地產生模仿。更進一步來說，即使現實的女性被虛擬的女性「解放」了，刻板的女性的形象並沒有解放，她被永遠囚禁在人的需求中，而且產生了新的問題：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聯繫被削弱了，將兩性的關係縮減到了一個人和自己的需求物之間的關係。不過，雖然人造的虛擬女性是由一系列的偏見組成的，卻不一定是永恆不變的女性氣質的再生產，還有可能是從來沒有的「女性」。被提取的」女性特徵「僅僅是一些表面的特徵，和深層的「女性內核」是沒有關係的，所以能夠擁有變化創新的可能性。
微軟語音助手Cortana小娜
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近日發布的一份名為《
如果可以，我會臉紅（I』d blush if I could）
》 的研究報告，揭示了智能語音助手市場上默認女聲以及涉及性別的語言騷擾的情況。它關注了如亞馬遜的 Alexa 和 Apple 的 Siri 技術的智能語音和聊天機器人，從性別視角對其剖析。（參見：楊彥帆，《》）我們能夠看到性別在人工智慧領域中也成為了問題。服務類的人工智慧傾向被設計成女性（小冰、小愛都是少女的形象，Siri等中性的AI也傾向採用女性的聲音），她們似乎不只是助手，也越來越成為陪伴者，她們會親切地問候用戶，甚至可以陪用戶聊天，給予他們情緒上的安撫等等，無論她們收到怎樣的話語——即使是性騷擾的話語時，經過訓練的人工智慧會以一種禮貌、溫婉、順從的姿態回應（這並不是由程序設計者制定的，而是AI自主學習的結果），不會作出警告的反應。對此一種標準的解讀是，在設計Siri等聊天機器人的時候，還是傳遞了由一種男性的主導的性別偏見，至少傳遞了「女性是溫順的情緒支援者」的印象。
「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歡，不是我」 ：語音助手的性別意識
本文不打算著重討論對AI性騷擾的問題，一是因為這涉及人工智慧的「人權問題」，這個問題無非會掉進人類中心主義的巢穴中，二是性騷擾本身很難被認為是一種男性不可改變的「固有需要」。或許我們甚至可以將一些性騷擾當作一種笨拙地呼喚對方安撫自己挫折的嘗試，畢竟伴隨著性騷擾的厭女症等症候都和與女性交往中的受挫息息相關。所以，我們的關注點不妨放回到安撫挫折的需求上，從偶像業、色情業中的真實的女性，再到「紙片人」（動漫、遊戲、網絡文學等作品中的虛擬女性）和女性形象的人工智慧都在回應這種需求，即使到了「機器」的領域，以女性的形象去滿足這種需求依然是很有爭議的。本文將試圖從這個問題入手去思考女性化的機器（包括虛擬女性形象和人工智慧的女性形象）與女性的關係。
安撫挫折——女性的情緒勞動？
從十九世紀末至今，女性主義的理論雖然有著種種變更與發展，但在實踐層面上有一點始終保持不變：就是清除在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中的性別偏見，包括在日常交往、媒體、文化產品等層次上。對於一些女性主義者來說，一切的性別特徵都是社會建構的，日常的政治鬥爭目標就是在生活中識別並倡導清除一些「性別刻板印象」。反對一種刻板印象，就意味著讓女性從「身為女人就該如此」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一點，為女性爭取多一分自由的空間。
這種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我們都有目共睹，尤其在經濟政治領域中更為明顯，經過漫長的努力，女性成功地爭取了擺脫了「賢妻良母」的角色分配，擁有了更廣泛的工作機會，但是現代的一些現象還是會讓一些女性主義者困惑。隨著女性在經濟領域上的解放，「女性」要承擔的符號責任不是減少了，反而是增加了。尤其在東亞，「女性」——或者說「扮演」女性——成為了流行的工作：在日本泡沫經濟之後，女性偶像和成人行業不斷發展。
近期Netflix製作的日劇《全裸監督》就描寫了這一個日本色情業崛起年代的故事：男主角西村透面對事業和家庭的——經濟和性的——雙重的挫折，他最終被想要解放自己身體的女子黑木香所「拯救」，兩人開始了共同的AV事業。故事的主線是西村一行人為了拍成人影片而進行的種種努力，雖然這些男人們看起來很強硬，但可以看到，西村透所代表的男性臉上總是帶有憂鬱或焦慮，而以黑木香為代表的女性總是享受的姿態出現。這是這部劇備受詬病的「男性視角」，男性被賦予了一種在目光面前不享受的特權——也就是說被安撫的特權——雖然西村透是一個在鏡頭前全裸的導演，但他那推銷員的語氣和嚴肅的表情依然可以把他從享受中隔離，透露出他是一個無法逃離挫折的脆弱存在；雖然他為拍攝AV作出了種種努力甚至犧牲，但是仿佛在工作中沒有享受，工作本身並沒有安撫他的挫折，所以他在情緒上依然是需要被撫慰的一方。而享受的任務——同樣也是撫慰的任務——落在了女性的身上：女性的享受——AV演員在性愛中的激情、偶像在粉絲的應援中獲得的笑容、人工智慧在用戶登陸時那句「歡迎回來，看見你真高興」，都撫慰了受挫的男性。因為挫折不只是來自於想要得到某樣東西卻得不到，而在於付出了卻滿足不了她人。在精神分析的神話裡，這種挫折最早來自於孩子送出了重要的東西給母親，卻取悅不了她，人類最早期的母子互動似乎讓女性承擔了安撫挫折的「母職」。
當然，這種挫折也不只是男性才會遇到的，隨著女性廣泛地參與到社會裡，她們遇上的挫折自然不比男性少，但她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所尋求安撫的對象即使是男性，依然是具有「母性」特徵的形象——有著溫柔、細膩等等的品質，所以本文為了方便論述，也將其歸入「女性」的範疇，雖然其中也許還有待商榷的地方。和男性一樣，他們尋求安撫的對象在現實中是很難被找到的，因為之前屬於家庭婦女「份內」的事情，現在不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女性的主體性被重新發現，她們「扮演」她們的性別角色的痛苦成為了可以被看得見的表徵，她們也奪回了不享受的權力，也呼喚著被安撫。於是，安撫挫折被視為一種「情緒勞動」，和其他領域的工作並無不同之處，所以它也被產業化了。
虛擬女性與洗衣機——機器對女性的解放？
小米語音助手 「米娘」小愛同學
如果我們承認安撫挫折是像做飯和洗衣服那樣是一種剛需的話，那麼這種「必要勞動」可以由機器替代嗎？如同機器自動化替代了工人的勞動那樣，自動化似乎也可以代替一部分女性的勞動：動漫遊戲裡的「二次元」少女滿足了男性的性需求和情感需求，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或許在滿足陪伴和情感需求上能夠更進一步，某種意義上，她們似乎代替了真實的女性做了安撫男性的「情緒勞動」。過去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其中一個經典論點是洗衣機的發明解放了婦女，因為婦女不用承擔家務工作而可以將時間放到興趣或職場上面去了。但現在，我們同樣可以宣稱「紙片人」（指虛擬的女性形象）的到來解放了女性嗎？還是說，這加深了對女性的偏見，或者割裂了真實世界裡的男性與女性的關係呢？
這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這個爭論每次在討論電子遊戲的色情、暴力問題都會被提及。一方面認為，性與暴力的虛擬產品可以給機會人去釋放一些平時不可能釋放的欲望，或者滿足一些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滿足的需求，人的需求和欲望因為這些產品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另一種觀點恰恰相反，認為這些電子遊戲激起人的性與暴力的欲望，也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模版。在虛擬女性的問題上，同樣面臨著這個問題，一方面有人認為虛擬的「紙片人」女性角色確實會安撫到人的情緒，因此他們的情緒需要在真實的關係裡面減少了；另一方面，這又讓另一些人覺得它們會加大男性在現實生活中對女性的不滿，增加他們對女性的偏見，而對女性來說，這會讓她們不自覺地產生模仿，仿佛只有做到二次元的女性那樣才行。更進一步來說，即使現實的女性被虛擬的女性「解放」了，刻板的女性的形象並沒有解放，她被永遠囚禁在人的需求中，而且產生了新的問題：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聯繫被削弱了，將兩性的關係縮減到了一個人和自己的需求物之間的關係。東浩紀把這稱為一種「動物化」的現象，和自己有激進差異的人不再存在，人成為了像動物那樣只與自己需求的東西相處。
對此，人們往往抱有保守的觀點，將過去真實關係的價值放到虛擬的關係之上。認為真實的女性是虛擬的女性所不可替代的，因為真實的關係會包含著種種不可控的因素，會經歷種種酸甜苦辣。而虛擬的關係僅僅是一種自戀，並不能產生所謂的愛情，因為虛擬的女性僅僅是需求的一個客體。
那些虛擬形象身上往往帶有著性別的刻板印象，這似乎並不能通過批評來改變，它們不可能是絕對地除去任何的性別特徵、徹底地中性的，或許是因為一個性化的主體總是需求在另一種性別——或者波伏娃所說的「第二性」上獲取安撫自己的東西（下面一節將會展開解釋）。或者可以說，一個（在經濟與性的領域上）解放的主體可以說就只是從被動的角色（被動地被他者享樂）變成了主動享樂的主體，他們甚至創造出了自己的享樂對象，也就是說，創造了與自己不同的「另一種性別」。虛擬的角色為這種創造提供了可能性，現實中的女性不再是相對於另一種男性的另一種性別，不再理所當然地承擔「另一種性別」的職責，而是同樣參與進「另一種性別」的創造之中。
資料庫動物，新時代的「逼成女人」？
如果我們想要一種對虛擬女性的沒那麼保守的觀點的話，就不得不要重新思考「另一種性別」是什麼。波伏娃所說的「第二性」是帶有次等、從屬色彩的，而這裡說的另一種性別並沒有這種含義，而只是一種與自身純粹的差異。「紙片人」或人工智慧的虛擬女性並不是對女性的一種簡單的替代，而是在這過程中生產了新的、非人類的「女性」。我們可以列舉無數條這些人造的女性的「好處」，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或許就是她們身上並不存在「女性之謎」，她們為「女性是什麼」這個問題提交了確定答案——就是一系列「（刻板）女性元素」的集合，她們身上沒有任何「女性性」之謎去讓人去困惑和苦惱，正是因為這一點，這些虛擬的女性形象不會傷害到人。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最好參考一下精神分析對精神病的研究，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的繼承者阿蘭·米勒提出了「一般精神病」的概念，指沒有傳統的精神病學症狀（如幻覺）但卻有精神病的精神結構的人。在現當代，一般精神病的案例越來越多，不得不把這個現象和整個社會文化聯繫起來理解：簡單來說，隨著全球世俗化的進程，宗教意義上的「父之名」（一個給予主體在象徵界一個位置的關鍵能指，它代表著象徵父親的立法和禁止功能）開始衰退，再也沒有一個終極的擔保者可以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死亡是什麼、女人是什麼……精神病結構的主體為了避免自身被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壓垮，他們用妄想發明了答案，而且就滿足於此關閉了問題本身。當精神病發病的時候往往有被「逼成女人」（pousse-à-la-femme）的傾向——比如弗洛依德分析過的史瑞伯法官，就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女人——因為他並不知道自己之外的另一個性別是什麼。對於「父之名」已經登陸的神經症的主體來說（在拉康的精神分析裡面，有神經症、精神病、性倒錯三種結構，但是沒有一種結構是「正常人」，就在過去的統計意義上，神經症和正常人最接近，但現在這個結論很難說還是否成立），這個問題不至於把他們壓垮，因為他們身處一個象徵秩序裡面，女人就變成了一個個能指的換喻，他們可以通過這些能指去尋求「女人是什麼「的答案，同時讓這個問題總是保持著某種開放性。但對於精神病的主體來說這樣的方式是不存在的，他們為了應對未知的焦慮，又或者回到我們一開始的用語——為了去應對不知道「女人是什麼」、「女人想要什麼」的挫折，他們重新用一些女人的部分特徵，一些「刻板印象」組合、發明了絕對的女人，作為「女人是什麼」的終極回答。
所以，或許可以說虛擬女性就是「逼成女人」的產物，她們的女性特徵不能被批判、解構、懷疑，因為它不只是一個話語層面上的問題，還與我們當代社會的精神運作相關。在「父之名」還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徹底成為一個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的，對於強迫症來說「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對於歇斯底裡來說「要不是男人，要不是女人」，這兩種神經症都對自己的性別抱有某種懷疑。因為男人與女人這些象徵界的能指「謀殺」並替代了男人與女人的實在，讓人可以與不可能接觸到的性別實在保持距離，從而留有可以懷疑的空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性別能指的秩序去框定性別的實在。但神聖的「父之名」的脫落讓性別差異不再在象徵的層面運作，而是直接在實在的層面上回歸。回歸的再也不是性別的能指，而是性別的實在，前者的所指是不固定的（比如說「粉紅色」並不一定與女性性相連），而是一些刻板的符號，它們的意義都確定地指向著（在神經症那裡不能到達的）「女性性」。精神病的主體並不像神經症那樣去尋求他們所不知道的女人，而是直接創造他們所知道的女人。
雖然上這聽上去非常的危險，但是我們沒必要那麼快地把它簡單設想成是一種時代的衰退或道德的敗壞，也許還可以留意這個現象所帶來的新東西。因為雖然人造的虛擬女性是由一系列的偏見組成的，卻不一定是永恆不變的女性氣質的再生產，還有可能是從來沒有的「女性「。這是怎麼做到的？哲學家德勒茲的回答可能是，被提取的」女性特徵「僅僅是一些表面的特徵，和深層的「女性內核」是沒有關係的，所以能夠擁有變化創新的可能性。創造出來的「女性性」雖然是絕對的，但他們創造出來的絕對性並不意味著有一個不變的內核，相反，它們總是在一個平面內流動、組合。東浩紀認為御宅文化裡的人物是一些「資料庫「動物，或許新的「女人」就是他所說的資料庫生物，它們仿佛是由隨機的元素組合結合而形成的，而不具有深層的象徵（比如說性別、種族、階級等深層在御宅文化裡是找不到表徵的），也不受中心權力的主宰（和受「父之名」的權力主宰的神經症不一樣）。比如通過文字設定而產生的虛擬人物，在二次創作同人之中可以被塑造成不同的形象。更不用說具有自主學習的人工智慧的自主的生成性，沒有一個固定的權力可以在根本上控制它的發展（中心權力能做到的也只能夠屏蔽一些字眼），它會隨著信息的輸入不斷改變著自身。之所以「資料庫」生物更具有一種女性色彩，或許可以說是因為女性總是相對於固化、受局限的性別——男性——之外的「另一種性別」，她可以從被框定的空間中逃逸出來。
但最後，還有一點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無論虛擬女性的形象再怎麼流動變化，她們似乎依然難逃成為商品、作為客體被交換的命運，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的女性那樣。就像被洗衣機所解放了的女性最終參與進的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進程那樣，虛擬的女性將我們帶進的是消費主義——女人最終能變成確定的東西被買到。「逼成女人」和「逼成消費者」或許是一紙兩面，——被象徵秩序排除的「男人」，只能藉由女人的空洞歸來；被象徵秩序所排除的勞動與享樂的主體，也只能以消費者的空洞歸來。這個時代越來越難以給人意義的許諾，越來越少人相信只要去真正地與女性建立關係，就能理解她們、只要在勞動中全身心投入，就能獲得享樂，所以挫敗的感覺壓倒了「未來會好」的承諾。而最終只有在消費之中，挫折才可以被安撫。這甚至不是一種態度的問題，而是精神層面的事實的問題，對此一般的批評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說，依然是一個重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