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了大學夢
1954年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我覺得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還比較低，很難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所以我急切盼望上大學。我當時擔任湖南省郵電管理局工會主席和監察室副主任還兼任省監委會通訊員，其中湖南省郵電管理局監察室副主任這個職務還是當時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長朱學範任命的。平時工作之餘，我就注意學習。我閱讀了《列寧文選》、《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大學》等書籍，以及《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史達林格勒大血戰》、《攻克柏林》等影片，受益匪淺。保爾的英雄事跡和奮鬥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激勵了我，我暗下決心要像保爾那樣生活、奮鬥，絕不碌碌無為，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
1954年8月的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中國人民大學來長沙招生的消息。中國人民大學是我們黨創辦的第一所社會主義新型大學，我一直非常仰慕和嚮往，所以經組織批准，我就毅然報了名，參加了筆試和面試。由於事前我沒做任何準備和複習，考試成績並不十分理想，所以我就沒有把錄取的事放在心上，照樣主持省管理局的監察工作會議。有一天我的一個同事到湘雅醫院看病(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考場就在此地)他回來告訴我，「你已經被錄取了，名單上有你的名字！」聽說此事後，非常高興和激動，上大學的夢想終於實現了。我當時猜想所以能被錄取，可能與我當時做監察工作有點關係，因為法律系就是培養司法幹部和監察幹部的，就是培養「紅色法學家」的。
系統研讀法學各學科的基本理論
1954年8月下旬我就背著行囊坐火車來到北京人大，當時法律系已經搬到現在的西郊校園了，我報到入學後，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活，如饑似渴地研讀法學各學科的基本理論，一絲不苟，孜孜不倦，勤奮研修。在人大法律系我整整學習了4年。二年級的時候，系領導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去蘇聯留學，願不願意轉成教員，我都一口拒絕，我說，「法律是中國的東西，學習外國的法律有什麼用？」 「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學，我一定要把它念完！」所以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在人大法律系，我一共學習了三十多門課程，讀了不少書。我學習了「聯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古典文學」、「邏輯學」、「國家與法權理論」、「中國和蘇聯憲法」、「中國和蘇聯國家與法權史」、「中國和蘇聯刑法」、「中國和蘇聯民法」、「中國和蘇聯婚姻法」、「中國和蘇聯刑民訴訟法」、「行政法」、「財政法」、「犯罪偵查學」、「法醫學」等課程。吳家麟、徐一志、潘靜成、張晉藩、唐仕儒、劉丁等老師都給我們講過課，他們的教誨我們終身受益、永世不忘。1956年暑假時，我還通讀了《馬恩選集》和《列寧全集》，並做了卡片和筆記，對馬列主義法學理論有了系統和全面地了解，促使我決心終生篤信馬列主義法學理論。我的考試成績絕大部分都是5分，被評為「三好學生」，吳玉章老校長給頒發了獎狀。經過這樣系統地學習和鑽研，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基本掌握了法學和法律基本知識，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和文化基礎。在人大學習期間很多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參加修建十三陵水庫的勞動，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學生都去參加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勞動，場面之壯觀，幹勁之十足，都是空前的。我和我的同學們組成了一支「老虎隊」，我作為指導員，同大家一起幹的熱火朝天，不知道什麼是苦、什麼是累。由於我們的表現出色，我們的「老虎隊」受到指揮部的表揚和獎勵。
初登人大法學講臺
1958年我畢業了，本來我填報志願要去新疆，青海，黑龍江等邊遠地區工作，但系裡最後決定讓我留校當教師，分配到國家與法權理論教研室，當時教研室主任是吳玉璞同志(他是一位可尊可敬的抗日時期的老幹部)。這樣我就登上了人大法學講臺，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馬列經典著作、「國家與法權理論」和「世界國家與法權學說史」。1959年根據黨中央「反修」的精神，組織上派我和我們教研室的另一位老師連銅炯到北大法律系同該系教師沈宗靈、芮沐、龔祥瑞、張宏生、劉昇平等一起搜集整理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國家與法權觀點材料，足足幹了三個多月，最後，我與連銅炯合編了《資產階級國家與法權主要觀點》一書，鉛印後成了校內用書。
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農村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為了調查了解農村政法工作的發展變化情況，司法部組織了調查組，吸收政法院系的教師參加，我與我系教師陳一雲、李景森等都參加了，我和陳一雲被分配到東北組，赴黑龍江和遼寧省的農村做調查，歷時三個多月。回校後，我們根據調查的材料，編寫了《新形勢下的政法工作》課程教材。
1961年在中央強調「讀書」的號召下，我與孫國華、連銅炯創設了「世界國家與法權學說史」課，並給研究生講授。孫國華講授古代部分，我講近代部分，連銅炯講現代部分。1962年我被任命為國家與法權理論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被定為講師。1962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拉斯基改良主義國家學說的反馬克思主義實質》，並指導研究生陳嘉濱進行有關拉斯基國家學說的研究與寫作。
老實說，這個時期教學任務和科研活動甚少，主要是搞政治運動，什麼「反右傾」、「教檢」、「四清」、「整社」等等我都參加了。
1966年，我卷進「文革」風雲，受到衝擊。1969年下放到房山東方紅煉油廠參加勞動，1969年底被下放到人大在江西餘江建立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1971年人大撤銷，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先在宣傳部，後在研究室，任綜合處副處長、黨支部委員。
參與領導法律系的復建和發展
1976年我們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全國人民歡欣鼓舞。1978年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並重申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了黨在新時期的工作重心是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確立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特別是黨中央決定恢復中國人民大學，受到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根據中央文件的要求，我帶著「做點學問」，為恢復和發展我國馬克思主義法學教育事業做點貢獻的心願回到母校，重新登上了法學教育講壇。
1980年復校後成仿吾校長接見法理教研室全體教師
左起第三：谷春德教授
這時恢復和重建法律系的任務很重，條件很差，困難很大，圖書資料和教師隊伍奇缺。儘管如此，大家的幹勁還是很足的，迎著困難上，團結奮鬥。我的前任李煥昌同志、高銘喧同志都為恢復和重建法律系日夜操勞，做出了貢獻。1983年至1990年我參與和主持法律系工作期間，就是在他們工作的基礎上，各項工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人大法律系35周年時谷春德（右一）與法律系老主任
朱世英、楊化南等合影
在教學工作方面，我系進行了教學改革，調整教學計劃，增開了選修課；擴大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名額；經國家教委批准設立智慧財產權教育與研究中心，每年招收30名雙學位生；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設立10個碩士點並配備20餘名導師，設立5個博士學位授予點並配備7名博士生導師，開始招收博士生。第一批博士生導師有高銘暄，佟柔，孫國華、許崇德、王作富；舉辦了高級法官培訓班，每年培訓50餘名高級法官；建立了物證鑑定中心，開展了物證鑑定工作；舉辦了助教進修班，及民法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法學習班，培訓法學教師；支援深圳大學法律系辦學，派李澤沛擔任該系主任；支援汕頭大學法律系辦學，派林榕年擔任該系主任；支援人大二分校辦學，派許崇德擔任該校校長；支援北京人文函大辦學，派楊大文擔任該校法律系主任；承擔了人大一、二分校，北京人文函大、法院業大、檢察官學院、深大、汕大等院校全部法學法律教學任務。
1987年穀春德教授參加最高法院法官培訓中心委員會會議
在科研和教材建設方面，我系各教研室教師編輯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專著，在主要報刊上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有些教材和專著獲得國家教委和北京市的嘉獎；我系多位教師參與了司法部教材編輯部工作，主編或撰寫「刑法」、「民法」、「婚姻法」、「憲法」、「法學基礎理論、」「西方法律思想史」等一批教材。
在職稱評定和教師隊伍建設方面，我系進行了三次職稱評定工作，解決了20餘名教師職稱晉升問題，教師隊伍建設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增加了30餘名青年教師，派出20餘名教師出國做訪問學者和進修，他們的外語水平和學術水平有明顯提高。
1985年人大法律系與香港樹仁學院建立聯繫時合影
右起第二：谷春德教授
1986年5月谷春德（左二）訪問香港樹仁學院時
與校監胡鴻烈大律師合影
1987年3月30日，谷春德教授（左一）與日本學者在一起
1987年穀春德（左一）、高銘暄教授接受香港學者贈書
在外事工作方面，1985年我在深圳會見香港樹仁學院鍾期榮博士，會談兩校學術交流事宜，1986年我與高銘暄等訪問香港樹仁學院正式建立兩校合作關係。1987年與日本立命館大學建立了校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每年派出教師赴該校講學並進行學術交流，同時也邀請對方學者來我校訪問、講學等學術交流；擴大了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克大學的校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另外這期間我們還接待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德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國的學者的來訪；1990年還成功地舉辦了美國法暑期講習班，來自全國法律院系的50餘名青年學者參加學習。作為中美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委員，1987年我出席了在美國邁阿密城舉行的中美法學教育交流會議，會後訪問了哈佛、斯坦福、哥倫比亞，紐約、杜克等八所著名法學院。1988年至1990年我隨高級法官培訓中心代表團先後訪問了美國，日本、印度、泰國，調查了解這些國家的司法制度、法官培訓、律師工作、法學教育等情況，獲得較多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1988年穀春德教授（左三）隨最高法院法官培訓中心考察團赴美考察
谷春德（左一）1988年參加接待德國馬克思大學代表團合影
1989年穀春德教授（左一）隨最高法院法官培訓中心考察團訪問印度
總之，1983—1990年期間，我系的教學工作、科研工作、教師隊伍建設和外事工作都取得了較大進展，我個人雖然盡了微薄之力，但這主要是全系廣大師生團結奮鬥的結果，為我系後來的更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後來幾屆法律系、法學院的領導班子率領全體師生，嘔心瀝血，艱苦奮鬥，奮力進取，促進了我院法學教育事業大發展大飛躍，創建了奇蹟般的成就，越辦越好。作為人大法律老人，我為法學院70年取得的歷史性輝煌成就感到高興和自豪，我期望人大法學院在新時代繼承光榮傳統，弘揚人大法律人追求真理精神，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時俱進，為發展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事業再創新輝煌。
誨人不倦，碩果纍纍
60多年來，我始終奮戰在教學第一線，主要從事國家與法權理論、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基礎、民主法制、人權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給校外大專學生及研究生講授法學基礎理論、民主法制問題、西方法律思想史和人權理論問題，給部隊系統講授民主法制問題，給校內本科生、進修生、研究生講授「西方法律思想史」，「近代西方法學名著選讀」等課程。我還去過日本立命館大學和香港樹仁學院講過學。下邊我重點談談從事法制教育、法學概論、西方法律思想史、人權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情況。
首先關於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是我的教學與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工作，我為它的創建和發展傾注了全部心血。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國家教委在武漢召開的全國文科教學會議上確定在法律院系開設西方法律思想史課程，後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其定為法學的二級學科，設立碩士點，招收研究生。1983年司法學部教材編輯部組織專家學者編寫了《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我撰寫了部分章節的內容。經過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和奮力探索，這門學科已經初具規模，基本成型。我的體會是，建設西方法律思想史學科也好，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問題也好，都必須堅持「洋為中用」原則，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堅持歷史分析和階級分析，客觀公正地作出正確評價，既不應一概否定，也不應一概肯定，都應注意聯繫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具體分析，該肯定的就大膽肯定，該否定的就大膽否定。這裡，我要著重說說我與呂世倫教授對這門學科的創建和發展所做的貢獻、起到的開創性作用。1979年我們就在人大法律系開設「西方法律思想史」課程，開始時呂世倫講古代和現代部分，我講近代部分，後來各自就通講了。我們最早編寫了一本《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教材，因為我們將政治思想與法律思想放在一起寫的，所以才定名為「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我們1979年就開始招收碩士生，後來呂世倫又招了博士生，現已培養和指導碩士生，博士生近百名。1981年以來，我們先後編寫了三部《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五本專著，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其中《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增訂本）上、下卷1986-1987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獲北京市優秀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二等獎。我與史彤彪主編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二十一世紀法學系列教材)至今還在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使用，目前已經發行第五版。當然，西方法律思想史學科畢竟還比較年輕，體系、結構、內容甚至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均有待進一步充實、改革、完善和提升。
其次關於法學概論。法學概論是我的又一主要專業方向，從事這方面的教學研究也己30餘載。20世紀80年代我就為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講授法學概論課，作為北京市自考課程考試委員，我長時期主持法學概論課的考試和命題工作。1988年，我主編了《中國法律制度》(在香港出版發行)，2005年主編了《法學概論》(二十一世紀法學系列教材)，已發行五版，仍在高校使用。1988年在全國第一次「普法」教育的時候，我參與創建了《法律基礎》課，並主編了《法律基礎》，作為全國普通高校示範教材，先後出了三版，發行近百萬冊。這部教材的特點是寫出了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宗旨，突出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和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突出了針對性、思想性和實效性。這部教材被教育部和北京市評為優秀教材，並獲得獎勵。還作為優秀教學成果，獲得北京市的獎勵。
再次關於法制宣傳教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就開始宣傳法制了，特別是1979年全國人大通過七部法律後，全國掀起學法用法的熱潮。我積極參與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力倡法治，反對人治。1978年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有了政策還必須有法》一文，引起國內外的關注。1979年我在中央人民廣播臺做了《有國家就必須有法》講座，系統闡述了法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政策與法律的關係。1980年司法部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現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舉辦了法制宣教班，對全國幹部進行法制教育，我給這個班的學員講了民主法制問題。與此同時，我還給校內外幹部、學生和軍人（空軍、海軍、北京軍區團以上幹部）宣講了民主法制問題，並出版了第一本專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問題》(合著)。1981年我發表了《論人治和法治》(合寫)論文，揭露了人治統治方法造成的種種危害和弊端，力主實行法治統治方法。1997年黨中央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後，我在國內主要報刊上發表了十幾篇論述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文章，深入闡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意義、內涵、特點以及措施，力促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貫徹落實。
最後關於人權理論研究。人權問題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重要內容，理所當然令我特別關注。針對當時學界流行的主流觀點：「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無產階級不能用」，1982年我在《紅旗》雜誌(「求是」雜誌前身)上發表了《略論「天賦人權說」》一文，全面闡釋了「天賦人權說」，既肯定了它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和作用，又深刻揭示了它的唯心主義實質，具有極大地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都應講人權，要樹立馬克思主義人權觀。1989年北京那場政治風波平息後，西方國家發起人權攻勢，向我國施壓。中央指示，要應對西方國家的人權攻勢，要徹底揭露西方國家人權和人權觀的本質，要大力宣傳我國人權發展的成就。正是根據這一指示精神，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明確宣布「享有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宣布了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政策，從而在國際社會樹立起中國承認人權、尊重人權、維護人權的良好形象，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人權理論研究的發展。我有幸參加了《白皮書》定稿工作。同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還多次發表了《美國的人權記錄》，揭露了美國嚴重侵犯人權的事實真相。1992年成立了中國人權研究會，第一任會長是朱穆之，後來是周覺、羅豪才。現任會長是向巴平措。我積極參加了中國人權研究會組織的各項重要活動，包括多次研討會，座談會，編寫人權知識讀本，幹部的人權知識教育，接待外國人權代表團的來訪等。1991年經有關部門批准，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成立，鄭杭生為主任，我為副主任。「中心」成立以來，我們積極參與國際人權輿論鬥爭，發表了多篇文章，反駁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人權狀況的攻擊污衊；積極開展人權理論研究，多次召開並參與國際國內人權理論研討會，每次會議我們都提交了質量較高的論文；我們承擔了國家、中宣部、北京市的人權問題研究項目，對人權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我獨自撰寫或與鄭杭生合作，獨著《人權的理論與實踐》（1991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獲北方15省市優秀圖書獎），主編《人權新論》（199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人權史話》（修訂本，199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獲北京市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與實踐》（1997年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人權：從世界到中國---當代中國的人權理論與實踐》（1999年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2001年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獨著《中國特色人權理論與實踐研究》（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獲中央黨校全國馬克思主義基金會二等獎）等五部人權理論方面專著，在國內報刊上發表了近百篇人權論文；積極開展人權宣傳教育，1991年以來，我為本校本科生，研究生講授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人權思想，「當代西方人權思潮」等課程。在校外，我多次給高等學校的師生和機關幹部講授人權問題；還多次接受中央電視臺等新聞媒體的採訪，系統闡述當代中國的人權理論和實踐。同時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和交往，1991年我同來訪的澳大利亞議會人權代表團進行了座談，1993年我隨全國律協代表團赴德國參加「中德人權研討會」，1994年，我同荷蘭外長座談人權問題，1997年我同巴西人權代表團進行座談，1999年我參加了「中英人權與司法獨立」研討會，2010年我同越南人權代表團和臺灣人權代表團座談了人權問題。2008年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我撰寫了論文《30年來的中國人權理論研究與創新》，發表在《高教理論戰線》2009年第2期上。200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的時候，我撰寫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人權》論文，發表在《法學家》雜誌2001年第4期、《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1年12期上。201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時候，我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人權發展的歷程》論文（載《中國人權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我還撰寫了《關於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的幾點思考》論文，發表在《人權》雜誌2011年第1期上。總之，我對人權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研究，對中國人權理論的創新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貢獻。
1993年11月谷春德教授（右一）、劉海年教授赴德國參加人權研討會
1999年11月中德人權發展與社會經濟文化研討會
後排左起五：谷春德教授
2014年12月10日，人大法學院召開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66周年紀念研討會，谷春德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言
綜上所述，我所以能夠在法學教育戰線耕耘60餘年並作出了貢獻，教學上不斷創新，科研上取得一些成果，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不斷提高，逐步成長為知名的法學教師，這完全是仰賴黨的培養教育、人民大學的培養教育、老師和同事的指導和幫助。我衷心感謝親愛的黨、感謝人民大學、感謝老師和同事。作為一名老黨員，我決心永遠跟著黨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法治新理念新思想，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事業奮鬥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