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八個字可以說是儒家對於人才培養最為重要的理念之一。
這種思想其實在現代社會同樣有延續,只不過在實施的過程中並沒有盡善盡美。
我們將這兩句話用六個字表達:
先做人,後成材。
完成了哪些學習,才叫做「行有餘力」?
這八個字語出《論語·學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所學的「文」不是指文化,而是指能力。
文化是一個大概念,包含著一些美好的品質,而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的「文」一般指的是類似「文辭」、「修飾」等等方面的特長,比如博覽群書可以稱「學文」,寫得一手好文章也可以稱作「學文」,熟知傳統的禮儀如祭祀、邦交等等也可以稱作「學文」。
總之,這個「文」不是泛指文化,而是有具體的能力與之對應。在學習這些能力之前,孔子說了幾項他所認為的人才必須要具備的品質。
即孝悌、誠信、博愛、親仁。
在孔子看來,一個人是必須要具備這四項品質的,孝順和尊敬,言而有信,博愛,見賢思齊,這才是一個人能持續成長的條件。
如果滿足了這些,其實對於普通人來說就足夠了,只是一種價值觀的樹立,懂得這個道理並實踐就可以,不需要進行更為系統地教育。
如果在這個基礎上,還能懂一點「文」,也就是學有一技之長,那就可以稱為「人才」了。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儒家對於社會上所有人的要求其實更看重道德品質方面,反而對人的個體能力並不特別關注。
這和儒家的治國思想有絕大關係。
為何儒家更看重道德品質,而不是個人能力?
在《論語》的這一篇當中還有這樣一句話: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儒家講求從細節入手,以小的方面作為切入,將之帶入大的社會領域當中。就像「修齊治平」四事裡,「修身」是處於基礎地位的。
一個具有優秀道德品質的人,他的價值觀符合社會運行的要求,那麼自然就會去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繁榮,最起碼他也不會去破壞已有的社會秩序。
這就是儒家以「道德」管理社會的優勢所在。
法家以律法來嚴格管控社會,有一個明確的條文,什麼事情不可以做,這些都非常明顯,但也多變。因為君主隨時可以頒布新的法令來取代舊有的律令。
所以,法家如果想要讓社會昌榮,那麼必須要有一個賢明的君主才可以,這也是不現實的。
但是,儒家不同,儒家講求「智民」,要提高社會上所有人的認知能力,為他們建立一個有形的道德價值觀念,比如要「孝順」,要「博愛」,要「懂尊卑上下」……
道德觀念的形成是社會整體的認知,不會因為某一任君主的意願改變而變化,相反,即使是君主這種至尊地位的人也必須要受其約束,不能違背。
這就好比,儒家建立了一座關押權力的牢籠,權力如果越界了,那麼會牽動整個社會的激烈抨擊,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
那麼,對於君主的賢明與否其實並不是特別地需求。
賢明君主自然可以讓國家更為昌盛,但平庸的人也不會出什麼大亂子,即使是遇到了暴君,那麼也有反制的能力,最為糟糕的結局就是改朝換代,重新再來而已。
所以,自從儒家成為正統思想之後,其實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魏晉玄學算得上一次起伏,想「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在後世的名聲中並不好。
那麼,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員來說,最起碼的要求其實就是道德品質,再之後才是個人能力。
我們今天其實也是這樣,只不過社會變化得更快,但「孝順」、「博愛」、「進取」等等品質依舊是社會價值觀念的核心內容。
並且,隨著教育機會的普及,接受道德培養的人已經從古代那些特殊群體變成了整個社會,這種轉變有一個過程,畢竟巨人的轉身都是艱難的。
但從實際來說,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是越來越高的。在這個更為開放的社會裡,道德品質是一個人生存的必需品,因為沒有人願意和品質低劣的人交往、合作。
而如今這個時代,才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大一統王朝頻頻出現的「農民起義」,在先秦時代為何很少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