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注音符號

這個話題的起因源於我的一點觀察：在海外老一輩的華人社群裡，人們講話常常會夾一點洋文，由於發音習慣的關係，這些人講的洋文，總是帶有很濃的母語特點，類似早年通商口岸的洋涇浜外語。譬如我曾聽過紐約兩位江南裔的老人聊天：「恰納湯的小菜現在貴來兮，下趟阿拉到勃錄克林去看看。」「勃錄克林搭仔法拉興全比此地便宜，搭牌司過去也便當。」這裡的勃錄克林、牌司、恰納湯分別來自英文Brooklyn(布魯克林)、bus(巴士)和Chinatown(唐人街)。這種特有的語言現象十分有趣，因為，這些人既沒有說英文，也沒有用既定的翻譯，而是在母語的基礎上，自創了一種口語對譯，把英文最大保留地內化到自己的語言中來了。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考慮「勃錄克林」要怎樣寫，只是boh-loh-keh-lin念起來與Brooklyn最相近，就自然而然這樣念罷了。之前提過，我們的漢語普通話在音譯外文的時候，有一個通用譯名法則，這一法則與紐約民間的口頭對譯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在轉譯時，對漢字的字形、字義都有嚴格的要求，難字、偏字、寓意不好的字，都不能用（例如[s]一般只譯作「斯」，不能譯作「撕/嗣/死」）。而民間的對譯，則只藉助語言本身的發音組合，完全脫離漢字的束縛。之所以要提到注音符號，是因為它正是一種只藉助漢語發音，脫胎於漢字卻又脫離漢字束縛的記音工具。我們曉得日本與朝鮮分別用假名和諺文，擺脫漢字的局限，來達到標記方音與轉寫外來詞的目的，這一節所探討的注音符號之功用，也是基於這兩點。
注音符號曾在民國時通行，它的原理很簡單，即從漢字中提煉出小的字符片段，用來充當漢語拼音。比如用「包」的起筆ㄅ，表示聲母p，用「冪」的起筆ㄇ，表示聲母m，等等。這套符號最初由章太炎(浙江餘杭人)創製，後經國語統一籌備會修改擴充，最終用於國語的有三十七個（如下圖）。

容易被忽視的是，在推行國語符號的同時，籌備會也一併推出了適用於各地方音的拓展符號(閏音符號)。這其中，江南地區的擴充最為細緻。在籌備會1931年作制的《注音符號總表》中，給出了包括上海、寧波、餘姚、紹興、杭州、溫州、蘇州、湖州等十幾個江南方言點的注音標記，以及詳細的說明。比如，江南話中特有的濁聲母，用收筆處的畫圈來表示；喉塞音的入聲，用阝來表示。

注音符號在應用上有幾個好處。一是其脫胎於漢字，互相組合後，可形成類似漢字的方塊文字，可橫寫，可豎寫；二是相比種類繁多的拉丁方案，一套注音符號，只需稍作修剪，就可以標註所有的漢語方言，以便各地交流之利。此外，由於各地均有不少無法考證字源的口語字，通過注音符號，就可以把它們像漢字一樣記錄下來。

慈谿話注音符號舉例

用注音-漢字混寫來記錄

草寫體的注音符號十分優美

現在回頭文章開頭的話題上來。既然注音符號可以擺脫漢字在字形字義上的束縛，又可以將各地方音非常便利地表達出來，那麼用它來轉寫外文詞（無論基於哪一種方音）就會非常方便。

江南方言有濁聲母的優勢，用注音符號轉譯，可以將這一特點更好地發揮出來。

觀察一下舊時上海對西方人名的翻譯，Greta Garbo 葛麗泰·嘉寶，Gregory Peck 格裡高利·派克，像g-(geh)、ga、gao、bo這些音，在上海話中其實都是常用的字音，但由於它們要麼有音無字(如表示完結的gao)，要麼字形太偏(如指示詞「搿 geh」)，要麼字義不好(如「爬 bo」)，所以都只能退而求其次，換作清聲的「高」、「加」 、「格」、「寶」來翻譯，用注音符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另外，像西文中常見的[ve:]、[fe:]、[fa:]、[gã:]等音，由於不存在這樣發音的漢字，翻譯時就只能將它們轉換成近似音。然而實際上，這些音在不少江南方言中都存在。僅在慈谿話中而言，就有[fe:]表示「不會」，[fa:]表示「不要」，[ve:]表示詢問是否，[gã:]表示遠指，這些都是口語中的高頻讀音。有了注音符號，就可以把這些常見音都利用起來了。

以上討論的目的，絕不是要對注音符號或任何一種舊的東西進行復闢，而僅僅是借用這樣一種形式，對我們語言（尤其是方言）的發展進行一點探索與思考。下期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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