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麥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如果你相信人的權利是普遍價值，大概就不是個功利主義者。如果所有人都值得尊重，不管是誰或住哪裡，就不應該有任何人被當作集體幸福的工具。（回想一下短篇〈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中那位餓著肚子關在地窖的小孩。）你捍衛人的權利的理由也許是為了長遠的功利最大化。這樣你尊重人的權利，就不是為了尊重其人，而是為了大家好。為了整體功利減少而譴責虐待孩子是一回事；為了虐待就是不對，為了這樣是對孩子不義而譴責，是另一回事。如果人的權利的依據不是功利，其道德基礎何在？自由至上主義提供了一個可能答案：人不應被當作造福他人的工具，如此便是侵犯基本的自我擁有權。我命我力我身皆歸我有，且只歸我一人所有，其處置不應看社會整體高興。但是，自我所有權的觀念一旦所有情況一體適用，其連帶意義恐怕只有死硬派才可以接受：沒有安全網保護弱勢的放任市場；把均貧富與增共善的措施都排除在外的最小功能政府；允許人格自辱的同意權無限上綱，包括你情我願人吃人或自賣為奴之類。英國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是財產權與政府功能限制的理論大師，他也不支持無限的自我所有權。他不認為人可以隨意處置自己的生命與自由。但是他在論及人的權利的不可剝奪性時卻是援引上帝之名。對那些想要在宗教之外賦予人的權利某種道德基礎的人來說，洛克等於是給他們製造一個問題。伊曼紐·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所提出的權利義務觀，其論據之精湛與影響在哲學史上很少人能出其右。其依據並不是人擁有自我，也不是天賜生命與自由。人有尊嚴，因為人是理性動物，這才是康德立論的依據。康德1724年生於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編按：Konigsberg今已改名加裡寧格勒，屬俄羅斯），八十年後歿於同一小鎮。他出身清寒，父親打造馬具為生，父母都是虔信派（Pietist），重視內在虔修與親身行善。康德16歲進入哥尼斯堡大學，表現優異，一度擔任私家教師，31歲有了第一份學院工作，擔任無薪講師，報酬全視學堂出席學生多寡。他是受歡迎的講師，也勤於講學，一星期二十堂課，主題包括形上學、邏輯、倫理、法律、地理、人類學。1781年，時年五十七，他出版第一本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挑戰休謨、洛克的知識實證理論。四年後的1785年再出版《道德的形上學基礎》，是他有關道德哲學的第一本書。這是在邊沁發表《道德與立法原理》（1780年）的五年後，康德這本書可說是把功利主義批得體無完膚。康德主張，道德並不是為了幸福最大化或其他任何目的。道德就是尊重人，就是把人視為目的。《道德的形上學基礎》出版於美國革命（1776年）之後，法國大革命（1789年）之前。這本書在精神和道德感上與兩大革命若合符節，為十八世紀革命家高舉的人的權利，也就是今日所稱的人的權利普遍價值，建立一堅實基礎。康德哲學有其艱澀之處，但千萬別心生畏懼。搞懂康德就可以搞懂許多，所以康德是很值得你投入心血的。《道德的形上學基礎》提出一個大哉問：什麼是道德的最高原則？在回答的過程中，還探討另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哉問：什麼是自由？康德對兩個問題的回答，兩百多年來在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發展上一直是個巨大存在。但是歷史影響卻不是關注他的唯一理由。康德哲學乍看難懂，其哲思在當代思潮卻處處開花結果，就算我們沒發覺。因此，搞懂康德並不僅是哲學功課，也等於是檢視公共領域中幾個沒明說的關鍵假設。今天我們說人的權利是普遍價值，很大部份即來自康德對人格尊嚴的強調。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由論，當前有關正義的辯論都有其身影。之前提過，正義思考有三條路。其中一條路是功利主義，說正義就是福祉或社會集體幸福的最大化。第二條路是把正義與自由做連結。自由至上主義只是走這條路的途徑之一。他們說，物品與服務在一放任市場中自由交換，無論形成何種財富分配，都是正義分配。他們堅稱，規範市場就是不義，因為會侵犯個人的選擇自由。第三條路則是看道義應得，財物分配應該要獎勵並促進美德。在討論到亞里斯多德，我們就會看出，從美德出發的正義一定會連結到良善人生的反思。康德既不接受福祉最大化，也不覺得正義需要促進美德。他認為兩者都不尊重人的自由。他擁護的是第二條路，拿正義和道德去連結自由。但是，他所提出的自由觀卻很嚴格，比市場買賣的那種選擇自由更嚴格。康德認為，一般認知裡的市場自由或消費選擇並不是真自由，因為那只是在滿足本來即非自選的欲望而已。待會兒，我們就會討論到比較崇高的康德自由觀。但是首先我們先看看，為什麼他認為功利主義是錯的，為什麼他認為正義不應該是幸福的最大化。康德反對功利主義。他認為，藉由幸福最大化的計算來「決定人的權利多寡，功利主義是陷人的權利於危境。而且這樣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從一時之欲望推得道德原則，是道德思考的錯誤方式。眾皆樂之，不見得就是對的。多數人皆愛某一法律，不管這多數多麼人多勢眾，不管這愛多麼山高海深，也不構成這法律的正當性。康德主張，道德並不能只憑經驗考慮，例如一時的利益、渴望、愛欲、偏好。他指出，這些都會變，會隨情況而定，根本不能成為普遍原則（如普遍人的權利）的基礎。但是康德更根本的重點是，以喜好欲望，即連是對幸福的欲望，來做道德原則的依據，都是搞錯了道德真諦。功利主義的幸福原則「根本無助於建立道德，因為幸福與良善根本就是兩回事；謹言慎行精打細算以求出人頭地，與美德根本天差地遠。」把道德建立在利益偏好之上，適足以毀掉道德的尊嚴。這種道德不教人明辨是非，只教人工於算計。如果愛欲渴望不可以作為道德的基礎，什麼可以？上帝或有可能。但這並不是康德的回答。他雖然是基督徒，卻不拿神權作道德基礎。他認為，要達到最高道德原則，可以藉由發揮他所謂的「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要怎麼像康德主張那樣，藉由理性達到道德律，我們就來探討一下理性與自由，人這兩種能力在康德眼中的緊密關係。康德主張，人人皆值得尊重，不是因為人擁有自我，而是因為人是理性動物，能思考；人也是自主動物，具有行動和選擇的自由。康德並不是說，人的所有行事都是理性，或所有選擇都是自主。人有時理性，有時不是。康德只是說，人具有理性與自由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人生在世所共有的。康德明快坦承，理性並非人的唯一能力，苦樂也是人的能力。人不只是理性動物，也是情感動物。這裡「情感」指的，是人會響應自己的感官與感覺。因此邊沁是對的，但只對一半；人莫不趨樂避苦，這個觀察是對的；邊沁卻錯在認定苦樂為「我們的主人」。康德主張，理性也可以是主人，至少在有些時候。當理性支配意志，人就不會一味趨樂避苦。理性與自由，人這兩種能力是密不可分。整體而言，兩種能力使人脫穎而出，異於一般禽獸。理性與自由把人變得不再停留於食色性也的等級。要搞懂康德的道德哲學，就必須了解他的自由觀。我們通常以為，自由就是行事不受阻礙，康德並不同意。他把自由定義得更嚴格更苛刻。康德思路如下：人在像動物一樣趨樂避苦之時，其行動並非真自由，而是成為食色愛欲之奴隸。為什麼？因為在尋求欲望滿足之際，人之舉手投足莫不是為了某一自身外在之目的。往東是為了解飢，往西是為了消渴。假設：我正在挑選冰淇淋口味，我該選巧克力、香草，還是酥脆咖啡太妃糖？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在做自由選擇，但我真在做的，卻只是要想出哪一口味最能滿足我的偏好，而這偏好根本自始就不是我自選。康德並不是說滿足偏好有什麼不妥。他只是指出，滿足偏好並不是自由行動，而是根據一種外在決定。畢竟，我並不沒做出過愛巧克力不愛香草的選擇，我就是愛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幾年前，雪碧在美國有句廣告詞：「服從你的渴望」（Obey your thirst）。這句廣告詞（無疑是無心插柳）包含了一個康德式洞見。當我拿起一罐雪碧（或百事可樂或可口可樂），這種行為是出於服從，而不是自由。我只是響應一個並非我自選的欲望。我是在服從渴望。人的行為是來自天性還是教養，大家常常爭執不下。對雪碧的渴望（或其他含糖飲料）是深植於基因還是廣告誘導？在康德看來，這種辯論毫無意義。凡是受到生理決定或社會制約的行為，都不是真自由。行動要自由，就必須自主，而自主就是按照自定義法律，而不是按照天性指揮或社會習俗。要了解康德所謂的自主（autonomy），一個方式就是與其反面做對比。康德發明一詞「他律」（heteronomy）來做自主的相反。他律就是依外在決定而行事。以下是一例：丟下一顆撞球，球會落地，但球之墜落卻不是一種自由動作，而是受制於自然法則，也就是地心引力。假設我從紐約帝國大廈的頂端往下掉（或被推下）。當我往地面俯衝，沒人會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的運動受制於地心引力，就像往下掉的撞球一樣。現在，假設我掉在另一個人身上，把他撞死了。道德上我不必為這起不幸事故負責，就好像撞球掉下來打到誰的頭，球在道義上也不必負責一樣。我或撞球的下墜都不算是自由行動。二者都受制於萬有引力。既然沒有自主，道德上就沒有責任。這裡，就是康德的自由觀與道德觀的連繫點。自由不是為了達成特定目標而作出最佳手段的選擇，而是自己選擇目標，而這目標本身即終極目標，而非通向其他目標的手段。人可以選擇目標，撞球（與多數動物）卻不能。你室友問你，為什么半夜三點還不睡，還在思考失控電車道德難題。「賺很多錢就能常常吃龍蝦，我超喜歡吃龍蝦。畢竟我身為情感動物，會響應自己的感官感覺。所以我半夜還在想失控電車的難題！」康德會說，這就是典型的他律，做一事是為了要做另一事，而做另一事又是為了另另一事，另另另下去。當行事出於他律，為的就是外在給予的目標。人成了追求目標的工具，而非追求的發動者。康德所謂的自主就完全不同了。當行事出於自主，其依據就是自定義的法律，做一事就是為了做這件事，這件事本身就是目的。人不再是用來追求外在目的之工具。人有尊嚴，正是來自這種自主能力。這種能力標示了人與物之別。對康德來說，尊重人尊嚴，就是把人看成目的。功利主義就是錯在把人當作促進整體福祉的手段。把胖子推下天橋，把他當作擋住電車的工具，就是沒把他當作目的本身來尊重。開明的功利主義者，例如彌爾，也許會拒絕推胖子下去，其考慮卻是擔心間接會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例如擔心大家將來不敢再使用天橋，之類的。康德卻堅信這種理由大錯特錯。這種理由還是把胖子看成一種工具，一種物品，一種達成他人幸福的手段。留他一命，目的卻不是為他，而是為了其他人將來可以安心過橋。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什麼才算有道德。我們必須從康德特別嚴謹的自由觀，過渡到他同樣嚴謹的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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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桑德爾｜當代自由主義的公共哲學
約翰·羅爾斯｜政治正義的兩個基本問題
周保松 | 蘇格拉底式的哲學人生——紀念諾齊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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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秩序下「選擇」的三個基本原則｜安東尼·德·雅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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