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責年齡降到12歲，是簡單回應大眾關切，還是綜合施策解決問題

眾所周知，是否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一直是多年來的一個爭議焦點。

贊成降低刑責年齡的一方，通常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兒童生理和心理狀況的成熟加快，辨認和控制能力也有較大提高，應該降低。並且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未成年嚴重犯罪問題，皆因達不到刑責年齡，而讓「小惡魔」逃避懲罰，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法律應該與時俱進，完善漏洞。

反對方則認為降低刑責年齡不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方法，像刑法界的張明楷教授、劉鳳科教授等刑法專家均持此觀點，因為無論刑事責任年齡怎麼降，始終會存在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惡性行為的問題。就算降到10歲，仍有可能出現9歲未成年人的惡性行為。那到時罰不罰，還要不要進一步降低刑責年齡？

2019年初，最高檢副檢察長陳國慶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未成年人犯罪比五年前降低了30%。但未成年人犯罪出現低齡化、低文化（趨勢），特別是流動人口，一些流浪兒童犯罪率比較高，而且呈現組織化、成人化和暴力化傾向。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苑寧寧曾經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曾表示，刑責年齡爭議的背後，是法律仍缺乏對低齡暴力犯罪的幹預矯治，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容教養制度，建立一套獨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事實上，民眾要求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除了樸素的善惡報應論，多少還有一點「法律萬能」的思維，似乎只要在法律上嚴懲，就能解決相應的社會問題，就能震懾和降低犯罪。殊不知，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國對犯罪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十座監獄不如一座學校」。給被害人保護的同時，不能不考慮施暴者未來的前途與出路，要避免一棍子打死。否則，從社會防衛角度說，過早貼上罪犯標籤的孩子，日後有可能犯更重的罪，進而給社會製造更多更嚴重的危害。

在法律界，有句著名的法律格言：「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事實」。法律是一種普遍適用的規範，著重考慮普遍事實，而不看重罕見事實。不能因為出現一個10歲未成年的惡性行為而將最低刑責年齡降到10歲，這樣的刑法條文就沒有了實際意義，也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發生衝突。

可以肯定，此次雖然做出降低刑責年齡，但個別下調的適用程序會非常嚴格。在既有的寬容對待的基礎上，謹慎增加「個別下調」的補充，既維護了刑法穩定，也回應了公眾期待，當屬合理的調整，對在更大範圍凝聚共識解決問題有益。

毋庸諱言，在關於「降低最低刑責年齡」的全民發聲中，也不乏不同意見表達了擔憂。比如說，質疑刑責年齡太低，會造成少年犯在監獄的複雜環境下被「交叉感染」，反倒會增加其回歸社會之後重蹈覆轍的概率……這些「不無道理」的見解，在此次刑法修正中，同樣得到了充分的呼應。我們看到，「12歲版的刑責年齡」，不僅嚴格限定了適用範圍，而且把有關個案的核准權上收到最高檢，此類制度安排，有效避免了「一刀切」，避免了「重刑主義」濫用。

此外，未成年人犯罪怎麼看，是當成「罪」還是「錯」，這對於凝聚共識，進而解決問題也非常重要。「罪」重在罰，而「錯」重在改。事實上，未成年人犯罪更多時候是一種錯，往往是由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的缺陷，受社會環境負面影響，各種不良因素導致他們犯了錯，一定程度上他們也是受害者。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再成熟又能成熟到哪裡去，他們之所以犯罪犯錯，背後均是養不教或教不嚴的因素。

最低刑責年齡，到底是14歲還是12歲，或許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真正關鍵的是，對於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我們以往的法律體系和執法手段都太簡單、太單薄了。要麼在「一放了之」，要麼「一關了之」，兩者之間缺乏中間選項，這使得過去司法實踐對「少年犯」的懲戒、挽救往往束手束腳乃至無計可施。

為破此題，本次刑法修訂案也給出了專門安排，「將收容教養修改為專門矯治教育」。常識是，少年犯大多是缺乏教育和受到不良影響所致，不可否認大多數是養未教、教不嚴衍生的「殘次品」，而專業、強力的矯正和管教的條件和氛圍如果到位的話，少年犯的年齡普遍都很小，「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性非常大！相信下一步，會有相應的司法解釋和一些配套措施陸續出臺，國家也會在資源投入上給予更多傾斜，進而有效解決低齡未成年犯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