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我少見多怪，這年頭「著作等身」成了貶義詞。
我喜歡事要從頭說起。幾年前，一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讓餘秀華一夜撒嬌成了詩人，紅遍全國。雖然之後相繼出版了三本詩集，陸陸續續也有餘秀華的報導，但是畢竟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正在這樣的關口，詩人又有「亮點」----出語驚人。不久前，在被記者問到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才出一本書時，餘秀華說自己是「刻意保持慢的速度」。「我特別反感一年出幾本書的作者，我覺得他們不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會資源，更重要的是在浪費紙張。我非常喜歡的詩人說過一句話，他說著作等身的人是很可恥的，我為了慢一點做可恥的人，所以把這個書推遲兩年才出版。」
「著作等身是可恥的」，這是「率真」嗎？我沒有感覺出來。我感到有一股子口無遮攔的痞子腔，又感到充滿著似曾相識的「無知者無畏」的意味。一個作家要「慢寫作」，還是要「快寫作」，從本質上講是作家的自由。用「著作等身」來批評「快寫作」，是有失公允的胡攪蠻纏。
著作等身，出自《宋史·賈黃中傳》，形容著作極多，疊起來能跟作者的身高相等。無論如何，「著作等身」是一個褒義詞，旨在說明作家、學問家大作迭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報導學人、作家的新聞，在談到其創作幾乎都用「著作等身」來描述。陳寅恪是「著作等身」的，錢鍾書是「著作等身」的，季羨林也是「著作等身」的，按照詩人的意思，他們都「可恥」嗎？顯然是胡扯。不久前，我曾到山東高校拜訪一位博導，在談到學術時，他說正在以每年兩本書的速度寫作。如果按照「慢寫作」的要求，如此「著作等身」恐怕也要列入「可恥」的行列了吧？
兩年前，雜文家陳魯民專門在解放日報副刊寫過雜文《「慢人」與「慢作」》，文中舉了很多例子說明「慢寫作」的好處，比如曹雪芹寫《紅樓夢》，「批閱十載，增刪五次」，歷經10年之功。司馬遷寫《史記》用了13年，如此等等。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是想說「創作是一個很單純的慢生活，只有靜下心來，才能做好作品」。實際上，話是這麼說，他的雜文真的沒少寫，真的沒慢下來。好在雜文家只是提倡「慢寫作」而已，沒有說類似「著作等身是可恥的」這樣的話。
從寫作的表象看，的確存在快慢的問題。有的作家寫得多一些，有的出手則比較慢。從根本上講，寫作不是交通事故，「十次事故九次快」，慢了就好，寫快了質量就差。寫作的質量與快慢沒有直接的關係，如果功底欠佳，才力不逮，恐怕一百年也寫不出像《紅樓夢》這樣的好作品。
提倡「慢寫作」出精品，本身無可厚非，但是不能就此貶低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不在寫得慢與快，在於寫好些更好些。如果說「著作等身是可恥的」能成立的話，我以為比「著作等身是可恥的」更可恥的是痞子腔。
一首詞，成不了詞林；一首歌，成不了歌壇；一篇散文，成不了散文家；一篇論文，談不上著述甚巨。沒有一定數量的作品，很難算得上傑出的文學貢獻。「著作等身」不是誰想顛覆就能顛覆得了的。
文/孫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