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洋，李新春
來源|李海洋, 李新春. 中國管理學研究向何處去？[J]. 管理學季刊, 2018, 3(0(2)):1-9.
一、引言
中國管理學研究向何處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目前中國管理學界熱烈討論的問題。
對該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基於以下背景。第一，改革開放近40年來，雖然中國管理學研究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其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引進、學習和模仿西方管理理論、實踐及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的（李海洋和張燕，2016）。在引進-學習-模仿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出現一些問題。譬如，一些中國學者在應用西方管理理論時，缺乏對中國實踐的準確把握，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中國實踐相脫節（梁建，2018）。第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大幅度提升，一些企業甚至在國際市場上也處於領先地位（比如華為等），但是學界卻鮮有有關中國企業的管理理論，理論創新乏善可陳（蔣東生，2018）。因此，近年來不少學者對中國管理學研究開始系統性反思，探討中國管理研究的未來發展之路，推動理論創新。其中一個主要的觀點是：中國管理研究一定要結合中國實踐，強調本土化。比如，陳春花（2010）在闡述「當前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管理研究」時，提出中國管理研究要直面中國管理實踐而非國際一流學術標準。郭重慶（2011）強調中國管理研究必須融入中國情境，加強實踐導向。徐淑英在一個訪談中也強調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她認為「中國管理學者需要真正地進行探索性研究來發展中國管理的新構念和理論，依賴於現有文獻的模仿和構建不會帶來根本的創新」（徐淑英和呂力，2015）。
對於「中國管理研究要結合中國管理實踐」這一觀點，我們完全認同，但是仍有一些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比如，現有中國管理學研究有沒有結合中國實踐？針對這個問題，就我們自己的觀察而言，中國管理學者（主要指國內的學者）中的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在研究與中國有關的管理實踐和管理現象。翻開國內各個與管理相關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大部分文章都和中國情境、中國問題有關；相反，專門研究歐美或其它國家的管理學文章在國內的管理類期刊上還確實很少看見。所以，我們似乎不能簡單地得出結論說：目前中國管理學者的研究沒有結合中國實踐，至多說學者們沒有很好地結合中國實踐。事實上這個問題在西方管理學界也一直存在,並受到廣泛討論（Hambrick, 1994；March, 2006）。那麼，到底如何「很好地直面或者結合（中國）實踐」卻很少有人探討。與此相關，國內管理學界的一種看法是：「中國學者有著接觸中國管理實踐的巨大優勢，對於研究的起點『在中國管理實踐中發現科學問題』有著天然的優勢」（蔡玉麟，2016）。經濟學界也有類似的看法，比如林毅夫（1995）認為，「我國經濟學家對我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並在將這些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上，具有先天的比較優勢」（p.15）。可是，過去四十年來，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這種「天然的優勢」一直存在。為什麼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中國學者並沒有很好地把這種「天然的優勢」轉換成理論創新呢？我們認為，了解管理實踐和實現理論創新並不是一回事。將這種「天然的優勢」轉換成理論創新、從而給管理學、經濟學知識體系做出貢獻，並不是簡單地通過重視、融合中國實踐就能實現的（李海洋和張燕，2016）。另外，中國管理學者的學術評價體系逐步國際化，這可能會使研究本土化和學術成果發表國際化之間的衝突加大。那麼，中國管理學者就面臨這樣一個訴求：如何既研究中國問題，又能融入到全球管理學共同體並發表國際管理學界認可的學術成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7年7月14日，《管理學季刊》在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舉辦了「中國管理學研究向何處去？」2017年學術論壇 。季刊聯席主編李海洋，領域編輯賈良定、梁建、沈偉，以及知名華人學者陳昭全、周雪光、樊景立等都做了發言。在這一期「中國管理學研究向何處去？」的特刊中，我們把參會學者的發言進行整理，變成獨立的文章予以發表 。通過對這些學者觀點的梳理，我們認為，探討「中國管理學研究向何處去」，實現從基於中國實踐到達理論創新，至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見圖1）：第一，研究邏輯 ，即中國管理學研究要遵循什麼樣的邏輯？著重於本土情境化知識還是普適性理論？第二，研究主體，誰來主導中國管理研究的發展方向？第三，如何通過建立學術社區與平臺（包括出版物等）促使中國管理學發展成為一個兼具實踐相關性與理論創新性的學科？
圖１ 從中國實踐到理論創新
二、中國管理學研究要遵循什麼樣的邏輯？
如前所述，中國管理學界有不少學者倡導中國管理研究要結合中國實踐，強調本土化，做真正的「中國管理研究」。對此，梁建（2018）根據自身的研究經歷指出，中國管理學研究存在兩種問題：一種是強調中國企業現象，整理了很多企業案例，卻不能提煉出科學問題並進行理論抽象；另外一種是雖然依照科學研究的範式，卻沒有明確的中國現象，無助於對中國實踐的理解。針對這兩種問題，他認為，根植於中國情境的中國學者應該從科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出發，探討中國實踐或中國現象背後所包含的科學問題而不僅僅是關注實踐或現象本身；如果現有文獻不能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需要對中國實踐或現象給出新的、合理的解釋，而正是這些新的、合理的解釋最終變成了理論知識，貢獻於現有管理學知識體系。
同梁建（2018）的思路類似，蔣東生（2018）提出從差異性事實出發構建管理學的中國理論。他認為，中國管理學者不僅要熟悉西方企業的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同時還要對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有深入的了解，只有這樣才能找出差異性事實。如果現有理論不能較好地解釋這些差異性事實，就存在著理論創新的可能性空間，通過對中國管理實踐或現象的理論抽象而提出新的解釋，由此實現理論創新。周雪光（2018）從社會學領域有關本土化和國際化的討論出發，他認為，無論本土化或國際化都是以國家或文化的「邊界」為基礎的，二者不應該對立起來。相反，好的學術研究，應該超越本土化或國際化的標籤，追求社會科學研究所應有的標準：強調對研究對象、研究背景的深入理解，汲取與研究課題有關的學術資源（包括本土思想資源）。因此，好的研究者需要開放的胸襟，以及由此而來的眼界、思路和分析工具。
井潤田和耿菊徽（2018）從中國管理研究中所存在的管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出發，對這方面的研究做了梳理。他們提出管理學研究中存在三種典型的模式：「象牙塔式」的研究（崇尚理論研究的思想之美），「諮詢式」的研究（深入企業情境解決具體實踐問題）和「投入式」研究（把實踐者視為創造知識的合作夥伴而不只是研究對象）。他們指出，每個學者可以追尋不同的模式，但對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要有清楚的理解：科學研究在追求一般性理論的同時，總要超越現象，而解決現實問題又必須回到情境之中。
總體上，上述學者對中國管理學研究所要遵循的邏輯提出了比較明確且相對一致的建議，這就是，中國管理學研究既要立足於中國實踐，又要超越實踐去抽象出背後所隱含的理論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理論思路。這也正如李海洋和張燕（2016）所指出的：「中國管理研究要基於但是不能局限於中國情境或實踐，而是應該把中國情境或實踐放到更加普適化的理論背景中去討論；這個過程需要在普適化理論和中國情境之間進行反覆的相互驗證。」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逐步達到理論創新的目的。李海洋和張燕（2016）基於他們自己所做的三個與中國實踐相關的管理研究，具體地闡述了如何把情境化知識和普適化理論進行有機結合。彭維剛（2018）在談到學術創業時也強調這種研究邏輯對中國學者的重要性。他指出，他的代表作（Peng & Heath, 1996）發表之後，引起眾多關注，「原因之一就是用全球性的眼光站得高看得遠，洞悉眾多轉型經濟體中（從波蘭橫跨歐亞直到越南）企業成長共同的戰略問題，而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地看」（彭維剛，2018）。與此相似，李海洋在論壇發言中以他最近的海歸創業研究（Li et al.，2012）為例，指出「研究中國的海歸創業就是中國的事情，研究全球人才流動與創業——以中國的數據為例，則是全球的事情。」歸根結底，對中國管理實踐或現象的研究需要放在普適性理論的大背景、大框架下，才可能建立中國管理學的理論創新和貢獻。
三、誰來主導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過去40年來，中國管理學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每一位管理學者（包括海外的華人及非華人學者）的辛勤付出。那麼，未來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由誰來主導？管理學界存在不同看法。比如，蔡玉麟（2016）對「本土領袖」和「域外精英」進行了區分。他指出，「時代正在呼喚本土領袖登場。在解決中國管理實踐中的問題的過程中發展管理理論，當然歡迎友善的外國學者參與，卻沒有必要放棄主導權。事實證明，把希望寄托在域外精英身上，把領袖地位拱手相讓，雖然他們也恪盡職守，甚至殫精竭慮、身先士卒，卻成效有限」 （蔡玉麟，2016）。我們認為，這種把「域外精英」和「本土領袖」對立起來的觀點，有很大的誤導性。第一，如果我們認為學術研究（包括管理學研究）要致力於發展理論，解決實踐問題，是否有比要對參與研究的學者的身份（域外精英vs.本土領袖）進行區分？更何況如何界定「域外精英」也並非易事。事實上，即便是美國的管理理論，也不是全部由美國本土出生的學者做出的，其中不少有移民背景或其它國家的學者也做出了傑出貢獻。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學術界的主導權和領袖地位不應該取決於某位學者來自於哪裡，而是取決於這位學者做了哪些工作、做出了哪些貢獻。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日本的「精益生產」理論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美國人首先提出的（參見李海洋和張燕， 2016），但大家仍然認為，這是日本管理實踐對人類管理知識的貢獻。
沈偉（2018）的文章對「誰會決定或影響中國管理研究的發展方向」做了有益的討論。他認為，所有從事中國管理研究的學者或對中國管理研究感興趣的人，作為一個群體，都將會影響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雖然每個人的研究興趣存在差異，可能會導致未來中國管理學研究沒有一個一致的方向，而是朝向多個方向的探索和創新。但是，對於一個學科發展來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是一個較為理想狀態。與此類似，張靜等（2016）回顧和展望了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化的進程，他們也強調每一類主體（包括海內外學者）都在發揮應有的推動作用。
上述觀點和營銷領域的頂級期刊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最近所做的一項研究（Huber et al.，2014）不謀而合。為慶祝JMR出版50周年，Huber, Kamakura 和Mela三位學者（他們是JMR前任或現任主編）對過去50年來該期刊發表的將近2500篇論文進行分析，來研究到底是不同的主編會影響所發表文章的選題導向，還是選題導向會影響主編的人選。結果表明，主編對選題導向的影響微乎其微；相反，基於眾多學者個體的研究興趣匯總起來的學科發展方向影響著主編的人選。這些結果也進一步印證了周雪光（2018）的觀點：在任何學術領域，正是開放的、不同方向探究的交流和爭論，導致了這個領域學術研究的道路選擇和推陳出新。
四、如何建立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的學術社區和高質量的學術平臺？
周雪光（2018）提出，學術研究需要建立一個開放性的、包容性的學術社區。這種學術社區的特點是：學術研究展現學術社區的集體活動，學者們既互相競爭，也互相交流和學習。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學者們的學術水平和學術眼界（乃至學術標準）才會不斷地提高。賈良定等（2015）通過對6個管理學界公認的理論體系為案例進行分析發現，理論體系的形成是一個由個體學者開始，到學術團體整合，然後在學術社區進行動態及跨層次對話的過程。他們認為，構建中國管理學理論自信之路，不僅要求學者個體善於理論創新，而且需要建立學術社區，從而為學者個體提供對話平臺，使得他們能夠對理論進行不斷的討論、檢驗和完善，最終到達理論創新的目的。對於如何建立開放性、包容性的學術社區，這顯然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
中國學者可以從美國管理學領域的學會組織比如AOM（成立於1936年，見http://aom.org/About-AOM/History.aspx）和SMS（成立於1981年，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rategic_Management_Society）的發展過程中學到很多有益的做法。張靜等（2016）以IACMR的發展作為範例，詳細探討了學術社群（「學術社區」的另外一種說法）中各個主體（包括商學院、學術期刊、專業協會和學術會議、學者自身等）如何相互協同配合，推動了中國管理研究的發展。在這裡，我們僅從《管理學季刊》的創辦動因及其辦刊特點出發，來討論如何打造高質量的學術平臺（或學術出版物），為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作為中國管理學研究學術社區創新平臺的《管理學季刊》
打造一個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學術社區創新平臺，正是我們近年來創辦《管理學季刊》的主旨和理想。2015年下半年，我們聯合當時還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的李垣教授（現在同濟大學）以及原來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的徐二明教授（現在汕頭大學）開始一起籌劃、創辦《管理學季刊》，並於2016年6月在杭州首發。《管理學季刊》的目標有兩個：第一，《季刊》被定位為中國管理學界的期刊，它不是某個（或某些）大學或學術機構的附屬刊物，它是所有參與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學者們的刊物，它是我們這個學術社區（或學術社群）的刊物。與此定位相一致，我們的編委團隊（包括主編和領域編輯）來自於國內外不同的大學，而且每屆任期只有三年，每個人最多只能連任一次，換屆時要遴選新的編委成員 。我們希望通過編委團隊的多元化和定期輪換，讓更多年輕的、背景不同的、有能力的學者來擔當領導角色，以不斷推動《季刊》的發展。第二，我們希望通過《季刊》這一學術平臺，為關注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學者們創造一些展示自己最好研究成果的機會，也希望能給大家（尤其是年輕學者和博士生）的職業發展提供一些幫助。我們的願景（vision）非常明確：打造一流的中文管理學期刊（把《管理學季刊》打造成中文的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或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這就是《管理學季刊》的由來。
《管理學季刊》的辦刊特點：如何打造高質量學術創新平臺？
《管理學季刊》的辦刊特點具體體現在它的四個核心基石（pillars）上（見圖2）。第一，專注性戰略（focused strategy）。《季刊》不是一個「巨傘型」、包羅多個學科的刊物，而是一個有清晰定位的管理學期刊，因此，它只發表與企業戰略、創業、創新以及組織管理有關的文章。具體而言，它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競爭戰略、公司戰略、公司治理、全球戰略與跨國管理、創業與創新、領導行為、以及企業制度與組織管理、變革等。當然，我們也歡迎其它領域（比如經濟學、市場營銷等）的學者來投稿。但是，他們的稿件必須是解決管理學者所關心的學術問題。
第二，專業化、國際化的編委團隊（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team）。在現任編委中，從主編到領域編輯都是在各自領域中已經獲得突出研究成果並且在學術研究方面仍然十分活躍的學者。編委團隊的構成是國際化的，由國內和國外學者聯合擔當。比如，現任主編有4人，其中1位是國際主編。領域編輯共有14人，其中5人是來自於海外（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香港地區）。而且，編委團隊的成員定期輪換（任期三年），確保不斷有新成員的加入。
第三，嚴謹的評審流程（rigorous review process）。《季刊》的評審流程強調嚴謹性，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堅持盲審（blind review）。作者不知道評審人是誰，評審人也不知道所審文章的作者是誰。二、由領域編輯挑選2-3位評審專家（通常是國內和國外的評審專家都有），但為了避免裙帶關係，領域編輯不會與作者直接溝通，而是由編輯部來和作者溝通。如果作者有具體的問題要諮詢領域編輯，可以通過編輯部，這樣儘可能地避免外界的幹擾，提高領域編輯對稿件做決定的客觀性和公平性。三、領域編輯對所評審的文章（通常在修改完善之後）可以做出「接受發表」（acceptance）的建議（recommendation）（這個建議只會通知編輯部和主編而不是作者），但是最終的「接受發表」決定（acceptance decision）需要得到《季刊》主編的同意。國際一流學刊如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採用與此類似的決策流程。通常來講，《季刊》主編都會尊重領域編輯的建議，但是不排除主編也會提出進一步修改的建議。如果作者的修改不能達到主編的要求，文章最終有可能會被拒絕。最後，所有評審過程（包括誰是領域編輯、誰是評審專家、評審進展如何、以及哪位主編最終接受發表等）都會在編輯部的內網上實時公開，以求做到評審過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第四，以改進和完善為導向的評審文化（developmental culture）。《季刊》收到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會輕易拒絕，而是希望通過我們嚴謹的評審過程能將文章改進、提高。也許《季刊》最終不會接受這篇文章，但是我們仍然希望通過專業的評審過程，作者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建議，從而能夠進一步改進這篇文章。同時，作者也可以從中學到一些知識或技巧，包括如何投稿、如何與評審專家、領域編輯和編輯部進行有效溝通等，這些知識和技巧可以幫助作者開展其它或將來的研究項目上。換言之，一方面，我們有非常嚴謹的、專業的評審流程；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這個過程能讓作者的文章得到改進，作者有所收穫。這是《季刊》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季刊》編輯部的朱沆教授對此做了如下的生動描述：「好的作品，我們幫您廣告天下；有潛力待完善的作品，我們幫您完善擦亮！」
《管理學季刊》從2016年首發到現在不到三年的時間。正是堅持上面的辦刊特色，《季刊》從創辦的第一天起就得到國內外管理學同仁的大力支持，也在中國管理學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季刊》定期邀請國內外著名的管理學者在名家專欄發表文章，目前已經發表的文章的學者（按發表時間先後）包括徐淑英（University of Note Dame）、陳明哲（University of Virginia）、李海洋（Rice University）、張燕（Rice University）、OdedShenkar（Ohio State University）, 陳曉萍（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Shige Makin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鄭伯壎（臺灣大學）和彭維剛（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等。我們相信在這些名家作品的帶動下，在國內外管理學同仁的共同支持下，我們稿源的數量和質量都會得到更大的提升，也會進一步推動《管理學季刊》成為中國管理學界的一個高質量學術平臺，從而為中國管理學的創新與發展做出貢獻。
圖２《管理學季刊》的核心基石
五、結語
本文基於「中國管理學研究向何處去？」特刊所收錄的5篇文章，探討了中國管理學研究要實現從基於中國實踐到達理論創新所要回答的三個問題：第一，中國管理學研究要遵循什麼樣的邏輯？著重於本土情境化知識還是普適性理論？第二，從研究主體來看，誰來主導中國管理研究的發展方向？第三，如何建立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學術社區和高質量的學術平臺來推動中國管理學的發展？我們認為，就研究邏輯而言，中國管理學研究既要立足於中國實踐，又要超越實踐去抽象出背後所隱含的理論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理論思路。這個過程需要在普適化理論和中國情境之間進行反覆的相互驗證。就研究主體而言，所有從事中國管理研究的學者，作為一個群體，都會影響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同時我們建議，中國管理學者應該共同建立開放式、包容性的學術社區以及高質量的學術平臺，以推動中國管理學研究的發展。我們希望《管理學季刊》的創立和成長能為中國管理學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