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心理效應：鳥籠邏輯、破窗效應、責任分散效應、帕金森定律、暈輪效應、霍桑效應、習得性無助實驗、證人的記憶、羅森塔爾效應和虛假同感偏差。
掛一個漂亮的鳥籠在房間裡最顯眼的地方，過不了幾天，主人一定會做出下面兩個選擇之一：把鳥籠扔掉，或者買一隻鳥回來放在鳥籠裡。這就是鳥籠邏輯。過程很簡單，設想你是這房間的主人，只要有人走進房間，看到鳥籠，就會忍不住問你：「鳥呢？是不是死了？」當你回答：「我從來都沒有養過鳥。」人們會問：「那麼，你要一個鳥籠幹什麼？」最後你不得不在兩個選擇中二選一，因為這比無休止的解釋要容易得多。鳥籠邏輯的原因很簡單：人們絕大部分的時候是採取慣性思維。所以可見在生活和工作中培養邏輯思維是多麼重要。心理學的研究上有個現象叫做「破窗效應」，就是說，一個房子，如果它的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的，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個很乾淨的地方，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之後，人就會毫不猶疑的拋，絲毫不覺羞愧。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心理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引爆點」，地上究竟要有多髒， 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麼髒，再髒一點無所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麼程度，人們才會自暴自棄，讓它爛到底。任何壞事，如果在開始時沒有被阻止，形成風氣，改也改不掉，就好像河堤，一個小缺口沒有及時修補，可以崩壩，造成千百萬倍的損失。犯罪其實就是失序的結果，紐約市在80年代的時候，真是無處不搶，無日不殺，大白天走在馬路上也會害怕。地鐵更不用說了，車廂髒亂，到處塗滿了穢句，坐在地鐵裡，人人自危。有位教授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敲了一記悶棍，眼睛失明，從此結束他的研究生涯。紐約市運用破窗效應的理論，先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 再慢慢緝兇捕盜，回歸秩序，一個已經向下沉淪的城市，竟能死而復生，向上提升。紐約市這種做法曾被人罵為緩不濟急，「船都要沉了還在洗甲板」，但是紐約市還是從維護地鐵車廂乾淨著手，並將不買車票白搭車的人用手銬銬住排成一列站在月臺上，公開向民眾宣示政府整頓的決心，結果發現非常有效。警察發現人們果然比較不會在乾淨的場合犯罪，又發現抓逃票很有收穫，因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攜帶武器，因此警察願意很認真地去抓逃票，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門不敢帶武器，以免得不償失、因小失大。這樣紐約市就從最小、最容易的地方著手，打破了犯罪環結（chain），使這個惡性循環無法繼續下去。事情不管是真是假，只要人們願意相信，那明明是假的，也會變成真的。1964年3月13日夜3時20分，在美國紐約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諾比白的年輕女子在結束酒吧間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當她絕望地喊叫：「有人要殺人啦！救命！救命！」聽到喊叫聲，附近住戶亮起了燈，打開了窗戶，兇手嚇跑了。當一切恢復平靜後，兇手又返回作案。當她又叫喊時，附近的住戶又打開了電燈，兇手又逃跑了。當她認為已經無事，回到自己家上樓時，兇手又一次出現在她面前，將她殺死在樓梯上。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她大聲呼救，她的鄰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觀看，但無一人來救她，甚至無一人打電話報警。這件事引起紐約社會的轟動，也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的重視和思考。人們把這種眾多的旁觀者見死不救的現象稱為責任分散效應。對於責任分散效應形成的原因，心理學家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調查，結果發現：這種現象不能僅僅說是眾人的冷酷無情，或道德日益淪喪的表現。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人們的援助行為確實是不同的。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境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受難者給予幫助。如果他見死不救會產生罪惡感、內疚感，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而如果有許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助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造成責任分散，每個人分擔的責任很少，旁觀者甚至可能連他自己的那一份責任也意識不到，從而產生一種「我不去救，由別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體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這種局面，這是心理學家正在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沒想到這個理論風行了四十年之後，2007年英國布裡斯託大學的三位學者發表論文指出：當年《紐約時報》報導的凱蒂案根本是編故事。根據警方的紀錄，凱蒂並沒有被追殺三次，而是發生在陰暗的街角。根本沒有人開燈立於窗前觀看，因為那裡根本看不見什麼窗戶，當然沒有三十八位目擊者。並且確實有人報警，警察趕到現場時，凱蒂還沒死，送到醫院急救，後來傷重不治才死的。《紐約時報》的報導登出之後，有人就提出證據，說明這件事的許多情節是無中生有，但沒人理會。凱蒂案就這樣一傳再傳，旁觀者效應也就如此一教再教，學生們一學再學，變成了心理學的基本常識。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Law）是官僚主義或官僚主義現象的一種別稱，被稱為二十世紀西方文化三大發現之一。也可稱之為「官場病」、「組織麻痺病」或者「大企業病」，源於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書的標題。他在書中闡述了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後果：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幹的人；第二是讓一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這第一條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利；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幹的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看來只有第三條路最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他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構成威脅。兩個助手既然無能，他們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系。暈輪效應，人際交往中，人表現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徵，掩蓋了其他特徵，從而造成人認知的障礙。其錯誤在於：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個別特徵，習慣以個別推及一般，以點代面；第二，它把 "並無" 內在聯繫的一些個性或外貌特徵聯繫在一起，斷言有這種特徵必然會有另一種特徵；第三，它說好就全部肯定，說壞就全部否定，受主觀偏見支配的絕對化傾向。20世紀20-30年代，美國研究人員在芝加哥西方電力公司霍桑工廠進行的工作條件、社會因素和生產效益關係實驗中發現了實驗者效應，稱霍桑效應。實驗的第一階段是從1924年11月開始的工作條件和生產效益的關係，設為實驗組和控制組。結果不管增加或控制照明度，實驗組產量都上升，而且照明度不變的控制組產量也增加。另外，又試驗了工資報酬、工間休息時間、每日工作長度和每周工作天數等因素，也看不出這些工作條件對生產效益有何直接影響。第二階段的試驗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梅奧領導的，著重研究社會因素與生產效率的關係，結果發現生產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於被實驗者在精神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參加試驗的工人被置於專門的實驗室並由研究人員領導，其社會狀況發生了變化，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從而形成了參與試驗的感覺，覺得自己是公司中重要的一部分，從而使工人從社會角度方面被激勵，促進產量上升。這個效應告訴我們，當同學或自己受到公眾的關注或注視時，學習和交往的效率就會大大增加。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學會與他人友好相處，明白什麼樣的行為才是同學和老師所接受和讚賞的，我們只有在生活和學習中不斷地增加自己的良好行為，才可能受到更多人的關注和讚賞，也才可能讓我們的學習不斷進步，充滿自信！習得性無助效應最早由奧弗米爾和西裡格曼發現，後來在動物和人類研究中被廣泛探討。簡單地說，很多實驗表明，經過訓練，狗可以越過屏障或從事其他的行為來逃避實驗者加於它的電擊。但是，如果狗以前受到不可預期（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來）且不可控制的電擊（如電擊的中斷與否不依賴於狗的行為），當狗後來有機會逃離電擊時，他們也變得無力逃離。而且，狗還表現出其他方面的缺陷，如感到沮喪和壓抑，主動性降低等等。狗之所以表現出這種狀況，是由於在實驗的早期學到了一種無助感。也就是說，它們認識到自己無論做什麼都不能控制電擊的終止。在每次實驗中，電擊終止都是在實驗者掌控之下的，而狗會認識到自己沒有能力改變這種外界的控制，從而學到了一種無助感。人如果產生了習得性無助，就成為了一種深深的絕望和悲哀。因此，我們在學習和生活中應讓自己的眼光再開闊一點，看到事件背後的真正的決定因素，不要使我們自己陷入絕望。證人，在我們的認識裡，通常都是提供一些客觀的證據的人，就是把自己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東西如實地講出來的人。然而，心理學研究證明，很多證人提供的證詞都不太準確，或者說是具有個人傾向性，帶著個人的觀點和意識。證人對他們的證詞的信心並不能決定他們證詞的準確性，這一研究結果令人感到驚訝。心理學家珀費可特和豪林斯決定對這一結論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為了考察證人的證詞是否有特別的東西，他們將證人的記憶與對一般知識的記憶進行了比較。他們讓被試看一個簡短的錄象，是關於一個女孩被綁架的案件。第二天，讓被試回答一些有關錄象裡內容的問題，並要求他們說出對自己回答的信心程度，然後做再認記憶測驗。接下來，使用同樣的方法，內容是從百科全書和通俗讀物中選出的一般知識問題。和以前發生的一樣，珀費可特和豪林斯也發現，在證人回憶的精確性上，那些對自己的回答信心十足的人實際上並不比那些沒信心的人更高明，但對於一般知識來說，情況就不是這樣，信心高的人回憶成績比信心不足的人好得多。人們對於自己在一般知識上的優勢與弱勢有自知之明。因此，傾向於修改他們對於信心量表的測驗結果。一般知識是一個資料庫，在個體之間是共享的，它有公認的正確答案，被試可以自己去衡量。例如，人們會知道自己在體育問題上是否比別人更好或更差一點。但是，目擊的事件不受這種自知之明的影響。例如，從總體上講，他們不大可能知道自己比別人在記憶事件中的參與者頭髮顏色方面更好或更差。美國心理學家羅森塔爾等人於1968年做過一個著名實驗。他們到一所小學，在一至六年級各選三個班的兒童進行煞有介事的「預測未來發展的測驗」，然後實驗者將認為有「優異發展可能」的學生名單通知教師。其實，這個名單並不是根據測驗結果確定的，而是隨機抽取的。它是以「權威性的謊言」暗示教師，從而調動了教師對名單上的學生的某種期待心理。8個月後，再次智能測驗的結果發現，名單上的學生的成績普遍提高，教師也給了他們良好的品行評語。這個實驗取得了奇蹟般的效果，人們把這種通過教師對學生心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使學生取得教師所期望的進步的現象，稱為「羅森塔爾效應」，習慣上也稱為皮格馬利翁效應（皮格馬利翁是古希臘神話中賽普勒斯國王，他對一尊少女塑像產生愛慕之情，他的熱望最終使這尊雕像變為一個真人，兩人相愛結合）。教育實踐也表明：如果教師喜愛某些學生，對他們會抱有較高期望，經過一段時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懷、愛護和鼓勵；常常以積極態度對待老師、對待學習以及對待自己的行為，學生更加自尊、自信、自愛、自強，誘發出一種積極向上的激情，這些學生常常會取得老師所期望的進步。相反，那些受到老師忽視、歧視的學生，久而久之會從教師的言談、舉止、表情中感受到教師的「偏心」，也會以消極的態度對待老師、對待自己的學習，不理會或拒絕聽從老師的要求；這些學生常常會一天天變壞，最後淪為社會的不良分子。儘管有些例外，但大趨勢卻是如此，同時這也給教師敲響了警鐘。我們通常都會相信，我們的愛好與大多數人是一樣的。如果你喜歡玩電腦遊戲，那麼就有可能高估喜歡電腦遊戲的人數。你也通常會高估給自己喜歡的同學投票的人數，高估自己在群體中的威信與領導能力等等。你的這種高估與你的行為及態度有相同特點的人數的傾向性就叫做「虛假同感偏差（false consensus bias）」。有些因素會影響你的這種虛假同感偏差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