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說鬥爭是馬克思的生命要素，在馬克思鬥爭的敵人中，除了資本主義，還有許多反資本主義的盟友，其中便包括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相遇是馬克思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至少經歷三次與無政府主義的鬥爭。第一次是1845—1846年間遭遇施蒂納，青年馬克思通過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批判完成向馬克思主義的進化；第二次是1847年與蒲魯東決裂，《哲學的貧困》成為成熟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次公開運用；第三次則是從 1844 年至 1875 間與巴枯寧之間長達30年的合作與鬥爭。與前兩個對手最多只在學術史上留下影響不同，巴枯寧和馬克思一樣，不僅是思想家，也是行動派，其著作不僅在學者中，也在普羅大眾範圍內流傳，不僅在學術史，也在政治史上，留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主義。他們在第一國際內從現實到理論的交鋒既改變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也為20世紀革命理論的諸多問題埋下伏筆。
然而，在馬克思學說被無數人事無巨細地研究過的情況下，他與巴枯寧之間的「巨人之戰」竟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有兩個事實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其一，學術界對此問題不聞不問，巴枯寧幾乎成了被遺忘的「死狗」; 其二，由於巴枯寧被誤解和貶抑為荒謬絕倫的「唯心主義者」與為十惡不赦的「陰謀家」，馬克思為戰勝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這場勝利的意義被嚴重忽視了。
一、馬克思與巴枯寧的交往與決裂
馬克思與巴枯寧是老相識，他們的交往貫穿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光。馬克思與巴枯寧總共見過三次面，恰都出現在他們人生的重要關頭。1844 年流寓巴黎的馬克思和巴枯寧第一次相見，彼時他們都是盧格的朋友，也都是《德法年鑑》的作者，馬克思開始了經濟學的學習，從黑格爾主義轉向歷史唯物主義，巴枯寧則在蒲魯東的引導下從黑格爾主義轉向無政府主義。巴枯寧對馬克思充滿尊敬，因為他「當時對國民經濟學一無所知，還沒有擺脫形上學的抽象」，而馬克思「已經是個無神論者，有學問的唯物主義者和有思想的社會主義者」。但即使如此，兩人也「從未有過親密關係」，正如巴枯寧所說: 「我們的氣質是互不相容的，他稱我是多情善感的唯心主義者，他是正確的; 我稱他是背信棄義、陰險的和愛好虛榮的人，我也是正確的。」
第二次見面是在1848年初的布魯塞爾，兩人前後腳都被巴黎政府驅趕來到布魯塞爾。此時馬克思正在寫作《共產黨宣言》，而巴枯寧則對已經燃點起的革命之火躍躍欲試。巴枯寧對馬克思的反感加劇:「他們(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自高自大、居心叵測、無端爭吵，理論上不容異說，實踐上畏縮不前。……『資產階級』這個形容詞被他們重複到令人作嘔的地步，雖然他們自己徹頭徹尾、根深蒂固地是『資產階級的』。」
第三次見面已是 1864 年底在倫敦。此時巴枯寧已是歐洲革命的明星人物，他戲劇性地參加了德雷斯頓的起義，為此做了11年的牢，又奇蹟般地從西伯利亞逃回歐洲，革命者中都流傳著他的故事。而馬克思結束了長達14年的圖書館生涯(寫作《資本論》)重新進入政治，他剛組建第一國際，需要巴枯寧這樣有影響力的人物加入。這是兩人間少有的蜜月期，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我很喜歡他，而且比過去更喜歡。……他是十六年來我所見到的少數幾個沒有退步、反而有所進步的人當中的一個。」
但蜜月期很快結束。馬克思發現巴枯寧對國際並不用心，他還參加了約翰·密爾和雨果作為成員的和平與自由同盟，這個同盟帶有宗教和平色彩的綱領是馬克思不接受的。直至巴枯寧離開這個組織，才在1869年巴塞爾大會上正式參加國際的活動。巴枯寧初來乍到，就取代蒲魯東派成為馬克思最頭疼的對手，他提出廢除繼承權是實現社會平等的第一步，這個主張在大會上獲得了比馬克思更多的支持，而馬克思強調只有在生產社會化後才能廢除繼承權。
隨後兩人則開始了關於第一國際在組織上究竟應該分權還是集權的爭論。儘管巴枯寧尊敬馬克思是國際中「社會主義的最堅定、最聰明和最有影響的支柱之一」，但是他反對馬克思領導的總委員會的「權威主義」專斷作風。特別是普法戰爭之後，巴枯寧把歐洲範圍內對普魯士帝國主義的擔憂轉變成第一國際內對馬克思領導權力的警惕，他把馬克思視作「共產主義的教皇」和國際內部的俾斯麥。在巴枯寧看來，既然「國際是未來人類社會的萌芽」，那麼「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能夠從權威組織產生嗎」? 馬克思則回擊說:「加強總委員會的權力……是適當的和必要的……除了我們的敵人以外，還有誰能對總委員會的權力感到驚慌呢?」巴枯寧的指責不是沒有道理，但馬克思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國際內部本來就派系繁多，布朗基派、蒲魯東派、拉薩爾派和巴枯寧派各執一端，宗派主義橫生一直是國際難以消除的惡疾，特別是在巴黎公社失敗、工人運動遭到保守勢力反撲的情況下，再不加強總委員會的領導權，國際就有喪失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權的危險。
巴枯寧希望國際分權，成為自治性的聯合體，馬克思要求國際集權，成為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權爭的結果是國際在海牙大會的分裂。藉助「涅恰也夫事件」的發酵，巴枯寧作為創建秘密組織的分裂勢力被開除出國際；而由於擔心國際會再次受到無政府主義的操控，馬克思建議國際總部遷往大洋彼岸的紐約。此後，馬克思回歸《資本論》研究，巴枯寧也隨著健康急劇惡化於1876年逝世。
二、從路線之爭到理論之爭
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國際的決裂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馬克思和巴枯寧都喪失了實踐自己思想的舞臺。儘管國際的終結讓人惋惜，可恩格斯後來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卻說它是一個必然要破滅的氣泡。決定它破滅的不是權爭，而是原則。真正的分歧不是發生在兩位實際上都不具有太高政治手腕的領導人之間，而是在發生兩個具有深邃洞見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之間。
1.路線之爭:掌握國家還是廢除國家?
在消滅國家和階級這個社會主義最終目標上，兩人是共通的。但無法就此認定馬克思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樣的話無政府主義概念寬泛到可以把大部分宗教信徒和自由主義者囊括在內；也無法認定巴枯寧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的話馬克思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者的「科學性」便蕩然無存。關鍵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兩人對此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路線藍圖。
馬克思的策略是，在成熟的工業國家裡，組建工人階級政黨，進行包括暴力和憲政選舉在內的各種政治鬥爭，力爭獲取國家政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建立全新的人民國家，把在資產階級所有制下發展起來的巨大物質成果轉移到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新政權手中。巴枯寧的策略是，立即在包括俄國和斯拉夫民族地區在內的整個歐洲發動革命，革命必須是徹底的社會革命，其形式必須是無情的暴力起義，革命不需要組織，只需要發動，其目標不是建立新國家，而是以自治性的公社聯盟取而代之。
乍看之下，巴枯寧的路線顯然不切實際，但他給予馬克思的衝擊卻是馬克思在輕蔑嘲諷之後必須嚴肅對待的。在巴枯寧看來，馬克思的方針不可接受，並且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初衷。巴枯寧說:「國家——這是對人類的最可恨、最無恥、最徹底的否定。」「如果有國家，就必然有統治，因而也就有奴役。」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認為，國家是權力的集中體現，而任何形式的權力都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從國家存在的那一天起，國家就是階級對抗的表現和統治階級維護其在不平等狀態中獲利的工具。同樣的看法其實也出現在馬克思不同時期的著作中，可是當作為政治領導人的馬克思在號召工人重建國家和權力的時候，他似乎違背了自己的政治哲學。
然而，馬克思並不是國家主義的盟友，他只是認為，工人國家是一個不得已存在的、但又是必須而且有利的過渡階段。首先，不用擔心新的工人國家會持續壓迫和奴役的性質: 「在無產階級運動的目的——消滅階級——達到以後，為了保持為數極少的剝削者對由生產者組成的社會絕大多數的壓迫而存在的國家政權就會消失，而政府的職能就會變成簡單的管理職能。」其次，這只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時期，正如《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言，「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的邏輯是，為了最終消滅權力，必須在特定的革命時期維持甚至加強權力。因此，巴枯寧派那种放棄奪權的「政治冷淡主義」將是一種幼稚的、有害的、反動的策略。
不過，巴枯寧繼續批評馬克思的過渡國家理論將陷入一種悖論，即如果國家是屬於全體人民的，那麼根本就不需要廢除它，如果它終將被棄，則說明它和過往任何一種國家形式一樣，都沒有道義上存在的合法性。巴枯寧說: 「革命專政和國家政權的全部差別僅僅在外觀上，實質上，兩者都是由少數人管理多數人，藉口是多數人的所謂愚蠢和少數人的所謂聰明。」國家本身即是惡，如何可能通過對惡的加強以達到對惡的消除? 資產階級曾許諾一個主權屬於人民的民主國家，但最終「人民」概念淪為掩蓋階級差異的虛假意識形態。只要還有國家，工人階級亦難逃「人民」的覆轍。巴枯寧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拋給馬克思: 「如果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它將統治誰呢?」而他的答案是，新的統治將發生在管理國家的官僚階級和技術階級與無教養的工人之間，以及受過現代工業薰陶的城市工人與舊有的手工業者和鄉野農民之間。
掌握國家還是廢除國家? 馬克思和巴枯寧的答案相反，卻都把「烏託邦」這個指責同時送給了對方。從巴枯寧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低估了人性的戀權之惡，馬克思竟然幻想有一種非壓迫性質的權力，幻想掌權者會願意解構權力，幻想國家這頭利維坦會自動褪去它的獠牙。從馬克思的角度看，巴枯寧缺乏唯物史觀的常識，因為只要存在經濟不平等，人就無法擺脫政治動物的性質，當巴枯寧不顧存在私有制的現狀而提出徹底罷黜國家時，這又何嘗不是在幻想一個政治真空的天國?對此，馬克思嘲諷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就像「輕視和摒棄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樣，永遠地失去自己在塵世的天國」。巴枯寧的首要敵人是政治，國家不除，則奴役和壓迫不去，佔有生產資料並不是獲得解放的充要條件；馬克思的首要敵人是資本主義，只要私有制尚存，正義和平等便是鏡花水月，為此通過專政來剝奪資本乃是必須利用的手段。
如果說巴枯寧站在革命理想主義的角度批評馬克思南轅北轍是深刻的話，那麼馬克思站在革命現實主義的角度批評巴枯寧本末倒置無疑也是正確的。造成這些分歧的根源在於，巴枯寧堅持自然主義的立場，馬克思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正如保羅·布萊克利奇所評論的:「無政府主義者往往設想政府之外的自然的(非歷史的)社會和諧，而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被設想為以歷史上新的社會關係的產生為基礎的社會的完全民主化。」
2.文明之爭:揚棄資本主義還是清算資本主義?
決定馬克思和巴枯寧在革命策略上的分歧的，是兩人對待資本主義文明和未來人類文明完全不同的態度。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深受黑格爾主義的影響，他相信歷史是進步的，並且每一次進步都受到生產力邏輯的支配，有其自身複雜的辯證運動的環節。巴枯寧雖然也閱讀過黑格爾，但他對黑格爾的理解只停留在學生時代的印象中，即「破壞的欲望也就是創造的欲望」。對馬克思來說，革命的要義在於進化，而對巴枯寧則是破壞。
生活於發達西歐的馬克思高度評價資本主義，認為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這些工業成果既奠定了未來社會主義的財富基礎，也生產出了承擔革命使命的現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要在繼承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上，以新的管理模式把遭到破壞和異化的社會關係拯救和扭轉過來。從這種意義上說，革命者乃是新制度的助產士，他需要小心翼翼地把社會主義從其被孕育的舊制度胎胞中接生下來。這種對資本主義既否定又肯定的態度，被馬克思稱為「揚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具備的「科學」精神。
來自農業俄國卻流浪西歐的巴枯寧對資本主義保有的冷淡和警覺遠高於讚譽，因為不論是資產階級所發明的那些神奇的技術成就還是自由平等的正義原則，只是滿足資產者的物慾和特權，卻從來沒有惠及普羅大眾。革命應該是徹底的「清算」，如果沒有對資本主義和過往一切不公正的清算，人們如何能夠期待一個決裂性的、完全不同的自由未來? 從巴枯寧的立場看，馬克思從物質條件出發的歷史觀察視角竟和資本主義分享了同樣的意識形態，即「都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理性主義信念的產物，相信物質增長具有極端重要性」。巴枯寧的社會主義不能夠讓那些不公正的社會條件繼續存在，且務必完全擺脫它們。所以，革命者應當是舊制度無情的劊子手，要在最猛烈甚至最恐怖的破壞中，實現從經濟所有制到政治體系再到所有文化觀念的徹底變革。
對待資本主義的不同立場，催生了不同的革命方略和革命主體。馬克思強調，革命必須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它受其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在評點《國家制度與無政府狀態》時，馬克思說: 「他( 指巴枯寧。——引者注) 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這方面的政治詞句; 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 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相應的社會狀況、也就是高度發達的工業生產力基礎上才能產生，無法想像，在經濟條件懸殊的西歐與俄國，能夠爆發同一性質的革命。馬克思雖然也肯定暴力在革命中不可或缺，但他對暴力非常節制，他欣然接受無產階級在議會政治和民主鬥爭中取得的進步，比如他在各種場合多次表揚過英國工人通過罷工和遊行而實現十小時工作制，並指出這個法案是一個「原則的勝利」。誰能夠承擔起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使命呢? 只有現代無產階級，他們掌握技術，適應大工廠式的分工與協作，並在複雜的機械工業流程中訓練出良好的組織紀律性，這一切保證了他們才是有資格繼承資產階級所有權的革命主體。因此，革命最可能爆發的地方就是擁有成熟工業體系和成熟無產階級的西歐。西歐革命將是俄國乃至亞洲革命的導火索，也是那些革命獲勝的根本保障。
巴枯寧認為，革命應當是刻不容緩的。促使革命爆發的，不是經濟條件，而是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自由本能。革命不用等待，也沒有程序可走，所謂的按部就班將給不義繼續苟存提供辯護。同時革命應當是全面徹底的，是對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法權觀念的完全根除，而不是繼承。他說: 「正是從破壞中，而且只有通過破壞，才能孕育和產生新世界。」因此巴枯寧對各種街頭暴動的充滿熱情，對十小時工作法案卻沒有興趣，在他看來前者是革命，後者只是討價還價式的妥協，並沒有原則上的差別。誰是革命的主體呢? 除了工人，還必須包括農民。正是那些淳樸、正直、粗魯、野蠻的農民階級，擁有「沒有被文明眼鏡損害的視力」，他們是資本主義的「他者」，是能夠帶來全新可能性的異質性力量。因此，革命需要在全歐洲同時爆發，俄國和廣泛斯拉夫民族地區的農民將成為革命的主力軍。
巴枯寧對農民的信任有兩個原因。首先，這來源於一種盧梭式的反文明的浪漫主義情懷，即資本主義和大工業本身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墮落和苦難的根源。在巴枯寧看來，馬克思對物質增長的期待是一種缺少靈魂的虛無主義，馬克思沒有意識到，他和他的敵人資本主義都膜拜在同一個上帝腳下。即使僱傭勞動制度消除了，被機器中介後的勞動的異化性質並不會隨之消除，人們依然面臨著淪為機器的奴隸的危險，相反，有尊嚴和愉悅的勞動只能在充滿詩意的、對廣袤土地的辛勤開墾中尋找。其次，這來源於現實革命需要的考量，因為如果革命拋棄農民，如果無法消除農民與工人間的猜疑，那麼農民勢必導向保守派的一邊，革命的反動勢力將大大加強。
而這兩點在馬克思看來都是缺乏歷史洞見的杞人憂天。其一，馬克思是一個現代主義者，他接受啟蒙時代以來進步觀念，相信生產力的洪流將不可阻擋地把人類帶入大工業時代，縱然科技不是消滅貧瘠的充要條件，但沒有技術的進步，人類只會永遠沉淪於「自然王國」之中。況且，在一個有道德的管理模式中，機械化生產可以促使勞動時間的減少，人們將在越來越多的閒暇中享受自由，這是依靠技術進步擺脫異化的美好前景。當巴枯寧指責馬克思接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時候，馬克思大可回擊巴枯寧是個「反動派」。其二，不是所有反資本主義運動都是值得推崇和利用的，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具有積極的、實質性的進步意義。在工人與資產者的階級鬥爭中，馬克思最鄙夷的不是作為主要敵人的大資本家，而是那些必然在歷史進步中被淘汰的小資產階級，其中的主角就是惴惴不安的小手工業者和愚昧的小農階層。馬克思對以前革命中一再出現的破壞機器的「盧德運動」很不以為然，對巴枯寧所推崇的普加喬夫和拉辛式的農民暴動的強盜，更是嗤之以鼻，因為他們雖然反抗暴政，但缺乏團結也不代表正義。在評價路易·波拿巴時，馬克思就指出，小農所構成的群眾，就「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 而這些沒有科學的階級意識來組織的「群眾」最容易受路易·波拿巴這樣的投機分子所操控。簡言之，必須保證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領導權，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合法性，才能使農民和所有苦難者獲得真正的自由。
三、小結與評價
馬克思和巴枯寧的相遇，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百年論戰的基調。兩派間的相互牴觸較之他們的祖師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馬克思主義這邊，普列漢諾夫稱巴枯寧主義「根本沒有任何人類意義」，是「徹頭徹尾的、地地道道的謬論」，這種評價多少像是義氣之論。在無政府主義那廂，大名鼎鼎的伍德·科克( Wood Cock) 竟把馬克思巴枯寧之爭定義為「專制社會主義」與「自由社會主義」的分歧，這種將馬克思等同「專制」的論斷已然喪失基本的學術公允; 彼得·馬歇爾( Peter Marshall) 放言: 「是巴枯寧，而非馬克思，才是現代革命真正的先知」，更是到了罔顧事實的地步。這些讓人失望的討論，將馬克思和巴枯寧鬥爭中許多極有價值的閃光點隱沒在誤會和偏見之中，卻把兩位思想家已經揭示出來的理論上的困境和危險留給了實踐。
雖然巴枯寧輸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卻成功展示了他的預見性。革命最終沒有發生在發達西歐，而是發生在他的祖國——農業化的俄國，工農聯盟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模式; 他是經濟決定論最早的反對者，他所強調的對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被盧卡奇、葛蘭西、馬爾庫塞這些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不可或缺的; 他要求工人自治，鋪就了通向工團主義的道路；他理論中最有建設性意義的部分，即以自發性的公社聯盟重建社會，如今成為方興未艾的社群運動的宗旨; 革命專政建立了公有制的集權國家，但正如巴枯寧所預料的，官僚主義橫生使新的階級分化在國家官僚和普通民眾間展開; 農民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犧牲，強制性的土地國有化過程對農民而言，猶如一場「羊吃人」運動的翻版。
然而，通過檢討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政權來為巴枯寧對馬克思的指責正名，卻也是不公正。馬克思的理論和日後的政治家們的政策之間並不能畫等號，因為革命並不是按馬克思所勾勒的藍圖展開，革命中的許多創新也是馬克思完全沒有設想過的。而馬克思對巴枯寧的那些批判，倒因為無政府主義從來沒有成功過而被批評家們所忽視。換句話說，是一個顯見的失敗才讓巴枯寧的荒謬變得不那麼刺眼。馬克思早就洞察到巴枯寧的反智傾向，這一傾向被民粹主義視若珍寶，並在事實上淪為保守勢力的幫兇。巴枯寧把民族主義視角帶入社會主義革命中，使後者受到種族主義，特別是反猶主義的汙染，馬克思擔心這會使一場本來應是國際化的社會運動變成古老的民族爭鬥的延續。巴枯寧用平等來理解正義，但並沒有為自由填充高尚的道德。他鼓吹暴力，讓社會主義成為血腥和恐怖的盟友，卻讓善良的群眾退而遠之。他熱衷於秘密組織，這其實正是獨裁暴政和極權主義的溫床。他對所有暴動都給予肯定，被馬克思準確地諷刺為「鍊金術士」，妄想在任何土壤中提煉出革命的寶藏，而事實證明，不成熟的起義會被資本主義輕鬆瓦解。連同情巴枯寧的學者都承認，他的主張代表著無產階級運動的「童年階段」，只是基於「本能的、狂風暴雨似的原始衝動」而產生。
馬克思和巴枯寧的相遇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儘管雙方的支持者都不認為彼此有達成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始終是反資本主義戰線上最具親緣性的兄弟，從巴黎公社時代到列寧革命，再到 1968 年「五月風暴」，直至新近的「佔領華爾街」，兩者的身影經常是相互交疊地出現。一個重大的主題從馬克思與巴枯寧的爭論中發端並貫徹整個現代革命史，同時也叩問著當代的人們，那就是: 自由如何從國家和資本的雙重暴政的罅隙中生長出來? 就此而言，梳理這段歷史公案不僅事關過去，也聯繫著人類的未來。
（注釋略）
來 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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