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屬於大國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屬於小國的時代。
雖然在過去的500年裡，英、法、俄、美等世界大國佔據著世界舞臺的主流，但在大國光輝的掩映下，小國並沒有失去其特有的光彩。而近50年來，很多小國都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隨著經濟全球化，這些小國正在擁有可以和大國比擬的競爭力。
小國大為
《環球》雜誌駐新加坡記者/張永興
駐赫爾辛基記者/趙長春
駐日內瓦記者/楊伶
無論是歐洲的瑞士、芬蘭，還是亞洲的新加坡，都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前茅。對於這三個國土面積有限、人口相對較少、資源也略顯匱乏的小國而言，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蹟並非偶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小國的崛起並沒有通過戰爭和殖民，其財富和國力的積累都是依賴於國家完備的創新機制和政府的高效管理。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就認為地理概念上的小國也可以發展成為強國，象荷蘭就曾經成為了一個經濟上的大國，許多經濟上的制度，包括股份公司、證券等都在荷蘭採用，並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而當世界進入20世紀後期，地理的局限性已經越來越被忽略。60年前的霸權國家想要的是帝國，今天的大國所要的則是市場。佔領市場的秘訣就是擁有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競爭力，那就是科技創新的能力。無論一個國家是大是小，只要它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它就會必然崛起。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都不甚均衡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既要借鑑大國之道，又要思考小國之路。德國慕尼黑應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約瑟夫亞寧就曾表示：從長遠來看，一個只能夠提供廉價產品的國家不能成為強國。只有這個國家內部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能夠自主研發新產品，具有強大的人力資源，它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
經濟定位明確清晰
無論瑞士、芬蘭還是新加坡，都缺乏能夠帶動國家發展的物質資源。新加坡雖然地處馬六甲海峽的要衝，但在國土面積上不過是彈丸之地；芬蘭和瑞士地理上都缺乏發展的空間。瑞士是一個山國，而芬蘭地處北極附近，自然條件並不好。雖然先天條件不足，但三國政府都通過清晰的定位為自己的國家找到了在世界上的位置，形成了強大的國家競爭能力。
根據本國自然資源極度貧乏的特點，瑞士在19世紀中期將發展重點放在鐘錶製造和金融服務上，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又著重發展高端製造業。如今，標有「SWISS MADE」（瑞士製造）的產品，如藥品、精密工具機、手錶、軍刀、巧克力等等，都已經成為高品質產品的代名詞，甚至許多人以購買瑞士製造為時尚之舉。「SWISS MADE」，作為瑞士國家形象的代表和國家產品質量的保障，已經成為一個「神聖」的標誌通行全世界。
在日內瓦市郊技術最先進的中心地帶聚集了眾多的鐘表名家，生產出世界上工藝最複雜並隨時間不斷增值的豪華珍貴鐘錶。而在日內瓦湖的左岸，鱗次櫛比的銀行大樓見證著瑞士這個世界上金融服務最周到的國家。接受專門職業教育的工作人員、嚴格的保密制度、始終為儲戶著想的信條，使得全球1/3的財富在這裡聚集。和鐘錶一樣，瑞士生產的精密機械也是世界一流，瑞士的化工和製藥業也位居全球第一。
新加坡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定位也非常清晰和理性，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新加坡的工業化也是從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開始的，也曾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但值得關注的是，新加坡政府從國家的特點出發，逐漸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實現了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和非資源約束型的轉型。所有的傳統產業都已經升級或者被替代，產業結構實現了完整的優化與重組，科技貢獻率超過了70%，研究與開發的投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超過了2%。
進入20世紀90年代，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新加坡政府認定高新技術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獲得更加明顯的比較優勢，因此，便致力於推進產業結構由輕工業向高新技術轉變，逐步淘汰了低成本、高消耗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而加速發展軟體工程、電子通訊、信息網絡和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新加坡政府及時推出「經濟重組計劃」，想方設法控制勞動力成本，繼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大力加強外部經濟聯繫。在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新加坡經濟自2004年下半年起逐步走出低谷。
與瑞士和新加坡相比，芬蘭的發展起步更晚，但卻後發先至。上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在全球興起。為了迎接資訊時代的挑戰，芬蘭面臨戰略調整的關鍵時刻。當時，芬蘭人面臨著繼續發展資源驅動型經濟，還是發展知識經濟的選擇。芬蘭政府和各界人士普遍認為，只靠芬蘭僅有的自然資源——森林資源和木材加工及造紙工業等傳統產業，不僅會使芬蘭的資源枯竭，而且還會使環境進一步遭到破壞，因此芬蘭必須選擇發展知識型經濟。
芬蘭把握住這一歷史契機，作出了正確的選擇，確立了以科技開發為核心的「科技興國」戰略。同時，還制定了一系列揚長避短、發揮本國優勢的科技及技術創新政策，並成立了以政府總理牽頭的國家科技政策委員會，加大科研與開發的投入，逐步建立起適合本國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機制。
教育為先以人為本
在小國發展的過程中，人力資源的匱乏常常會成為其最難填補的一塊短板。無論瑞士、芬蘭還是新加坡，人口都不超過1000萬，甚至還沒有一個超大型的城市人口多。但他們卻通過積極的教育和吸引人才政策彌補了自身人力資源的不足，實現了真正的以人為本。
像地處歐洲內陸的瑞士，其最重要的三大支柱產業——化工藥品、精密機械和鐘錶，都起源於16世紀末。當時，歐洲發生了宗教改革運動，大批法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等出國尋求避難，開放、自由、安定的瑞士向他們敞開了懷抱。這批人中大部分是鐘錶工人、手工業者、學者和銀行家，他們帶來了鐘錶製造技術、科學知識和金融服務知識，為瑞士以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後，歐洲工業革命為瑞士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奢侈品的風靡使得瑞士生產的豪華名貴鐘錶大受歡迎，化學工業、機械工業更是蓬勃發展，瑞士在19世紀下半葉已經成為歐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瑞士《時代報》著名經濟記者皮埃爾·維亞就認為，是瑞士人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風格和自由開放、安定和平的環境帶來了瑞士的崛起。
而芬蘭人在總結本國發展的經驗時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教育。芬蘭之所以能具有世界一流的競爭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芬蘭政府長期高度重視教育，以高質量的教育提高全民整體素質，並源源不斷地培養造就出大批高素質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
芬蘭有句名言：「教育是芬蘭的國際競爭力」。在芬蘭，教育被看作是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芬蘭的教育體系著力培養和強調的是創新意識和能力，其教育的目的不在於過多地要求學生去學知識，而是更注重對其能力的培養。
芬蘭有關法律規定，每一個生活在芬蘭的人（包括生活在芬蘭的外國人）都有權接受免費義務教育。為了確保所有兒童都能接受義務基礎教育，在這個只有525萬人口的國家裡，共有4000多所基礎學校分布在全國各地。目前，芬蘭全國擁有20所大學和38所大專性質的理工學院。相對人口而言，芬蘭的大學密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而多年來，新加坡政府一直採取內外並重的「兩條腿」走路人才戰略，積極培養人才和引進人才，把人才視為這個城市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唯一資源。
目前，在新加坡全國近450萬人口之中，約有近100萬是在這裡長期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其中相當多是擁有專業技術特長的外國專才和企業管理人才。在新加坡全島3萬多名信息與通信專業技術人員中，30%來自國外。高等院校中將近40%的教授和講師為外國人。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曾表示：「新加坡必須到國外去招攬人才，新加坡人必須改變心態，不然，我們將在這場同世界其他城市的競賽中被淘汰。新加坡需要頂尖的人才來保持我們的競爭力。」從其講話中不難看出，新加坡政府擁有「攬天下英雄為我所用」的雄心大志。
持續求變堅決創新
而對於國家在21世紀的發展道路，芬蘭、新加坡和瑞士都把創新視為發展的根本，都非常強調把形成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
瑞士人已經充分認識到科技和創新在當今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始終將創新發展高質量、高端產品放在首位。無論是全球食品業巨頭雀巢公司，抗流感藥物「達菲」的製造商羅氏製藥公司，還是瑞士唯一沒有加入任何鐘錶集團的家族鐘錶企業百達菲麗表廠，都增加了科研和高科技技術投入，力圖在傳統的工藝中融入更多的高科技元素。皮埃爾·維亞在談到瑞士經濟發展現在和將來面臨的最大挑戰時言簡意賅地說：「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繼續在獨創性、高質量上保持世界領先的地位」。
記者曾經在招待會上問百達菲麗總裁菲利普·斯特恩，豪華名貴手錶就是以手工製作見長，那高科技在中間起著什麼作用呢？斯特恩笑了：「可以說現在百達菲麗表的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科技，設計、零件製作、生產、組裝，而人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讓自己的靈感和專門技能通過高科技得以體現」。
而多年來，芬蘭政府在加強對教育投入的同時，不斷加大對科研以及高新技術及產品研發的投入，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芬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增長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即使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芬蘭經濟大蕭條時期也沒有減少在科技研發方面的投入。
目前，芬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0.8%增加到3.5%，超過日本和美國，在全球名列第三。而在芬蘭每年的研發投入中，政府的投入保持在30%左右，企業佔70%。政府還將重大科技發展項目納入國家計劃，與企業共同投資，成果歸企業享用。這些舉措不僅大大提高了芬蘭的國際競爭能力，促進和擴大出口，還保證了芬蘭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新加坡政府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時，大幅度增加研究與開發的經費支出，以幫助本國企業增強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減少對西方技術的依賴。政府的這一明智之舉不僅鞏固和強化了該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技術競爭力，也大大加速了其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
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一個下轄13個研究機構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其研究內容包括生物、通訊、微電子、數據存儲、信息網絡、材料工程和環境技術等，差不多涵蓋了高新技術的所有領域；同時，新加坡政府每年向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等高等院校提供大量研發經費，鼓勵相關機構充分發揮學術優勢，從事科研項目的研究。
對於大的推崇，中國一向都不缺乏熱度，但對於小的重視，卻常常被國人忽略。其實，小國崛起的種種經驗，也可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另一種思路。瑞士、芬蘭和新加坡已經成為小國發展的榜樣，其發展模式已經受到了世界的重視。而在幅員廣闊的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均衡，資源配置也不盡合理，如果能夠從小國發展的經驗中得到建設區域經濟建設的借鑑，也不失為一種策略。
而無論大國還是小國，國家的崛起在本質上都只能是國民的崛起。只有有競爭力的國民，才能不斷創新和發展，使國家成為時代的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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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