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遺書 「把兒子的照片放進我的骨灰盒」
「我死了，把兒子何田忠犧牲前的照片和烈士證照片放到我的骨灰盒裡；再去雲南屏邊烈士陵園祭奠兒子的時候，帶上我的一份遺物……」
半年前，田伯芬85歲的老伴何良英突發疾病去世，去世前給家人留下了一封遺書，遺書的一半內容都圍繞著老兩口40年前犧牲的么兒何田忠。
田伯芬和丈夫年輕時都在「特鋼廠」工作，靠著微薄的工資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把四個孩子都拉扯長大。
從新中國成立直到70年代中期，田伯芬老兩口響應祖國號召，舍小家為大家，先後將自己三個兒子送入部隊，保家衛國。大兒子何田鈞去西藏、三兒子何田坤去東北，小兒子何田忠去雲南，全都是當時條件最艱苦、最危險的地方。
心痛的是，大兒子和三兒子在西藏、東北服役後相繼退役回到重慶，最令她疼愛的小兒子何田忠卻再也沒能回到她身邊。
1979年2月20日，年僅21歲的何田忠在戰鬥中犧牲，部隊為他記了二等功，並追授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革命烈士。
「么兒平時家信較多，到了1979年初，我就再也沒能收到過書信，當時就有種不祥的預感，心裡一直堵得慌。」田伯芬說，把兒子送到前線，她和老伴何良英就做好了準備，但從沒想過會真的再也見不到兒子。
漫長的等待後，從部隊送來一封特殊的書信——烈士證明。拆開來，田伯芬和老伴看到了一個至今都忘卻不了的消息。
「么兒犧牲了！」田伯芬和老伴悲痛欲絕，眼淚都哭幹了，卻又硬挺了過來。夫婦倆雖是普通工人，卻對黨對祖國有著樸素的感情，他們深知「位卑未敢忘憂國」，國家需要的時候，不惜赴死，這是軍人的使命。
烈士證明送到家裡的當天，二哥何田欽一時接受不了事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相信弟弟已經犧牲，吃飯時，都會給弟弟擺上一副碗筷。
何田忠犧牲後，每年2月，田伯芬都會因為思念么兒，生上一場大病。無數個失眠的深夜，她撫摸著枕邊何田忠的遺物淚流滿面，從此要靠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
一張烈士證明 她苦尋兒30年「再相見」
烈士證書被田伯芬從信封裡拿出，用畫框裱起來掛到了牆上。她家只有60平米，卻用整面牆的位置掛著幾個畫框。除了烈士證明，畫框裡還有何田忠的畫像、榮譽證書。
何田忠犧牲後，田伯芬甚至連兒子的墓地在哪裡都不知道。她不是沒有尋找過兒子的墓地，但由於何田忠生前部隊改編、撤編，她不知道該從何查起。
隨著身體每況愈下，能夠在有生之年去兒子的墓前祭奠，成了田伯芬和老伴最大的願望。
2009年5月，在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下，田伯芬和老伴幾經輾轉找到了位於雲南屏邊的墓地，時隔30年再次「見到」小兒子。
兩位老人一次次撫摸兒子的墓碑，任憑淚水打溼衣襟。老伴給兒子帶了很多他小時候愛吃的東西，還在墓地旁邊栽了一顆小柏樹。
「么兒，爸媽來看你來了！我們天天夢到你啊……」
「么兒，我們年紀大了，真的要和你永別嘍……」
30年的綿綿思念，30小時萬水千山，30分鐘的墓前相見……
這一眼，雙親年邁，路途遙遠，初見或許就是最後相見。烈士母親的悲痛呼告，令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很多人曾問起田伯芬，為什麼要讓兒子都去參軍？她說，「送自己的孩子參軍入伍，報效祖國，無怨無悔」。不僅如此，她還動員孫輩入伍，「接過田忠的槍」。
在尋找和掃墓過程中，田伯芬收了幾十個來自天南海北的「兵兒子」和「乾女兒」，他們中有兒子當年所在部隊的戰友，有志願者，還有很多社會人士。在田媽媽的小本本上，一行行記著所有「兒女」的詳細住址和電話號碼。
這些年，老人並不孤獨。在她的身邊，總有一群穿軍裝的孩子們。他們來自全軍不同部隊，平日裡不斷的電話問候，只要一有機會來重慶，都會看望老人家，陪老人聊天、散步，年復一年地傳遞著對英雄家人的關愛。正如田媽媽所講，她失去了一個兒子，卻換來了無數的兒子。
這些年，「兵兒子」們教會了田媽媽使用微信，從此，田媽媽與兒女們的心更近了，除了送東西表達愛意，田媽媽還會在微信上留言激勵大家在各自崗位上不斷學習，盡職盡責，努力報效國家。
一份家書 老黨員靈堂上留下「四條要求」
2018年12月27日凌晨，重慶一家醫院裡，85歲的何良英帶著對兒子的思念，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老伴離開後，已入黨近60年的田伯芬回想起與丈夫的點點滴滴，她飽含淚水寫下了她與老伴的共同願望——一封樸實無華又分外感人的家書。
家書這樣寫道:
「我和老何都是黨的人，為黨的事業奮鬥了一生，今天老伴走了，我要代表他，向全家提出四條要求：
第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學習，一輩子聽黨的話跟黨走，啥時候都不動搖，都不含糊。
第二，儘管家裡還有很多困難，但全家人不能向組織上提任何要求，我作為一個老黨員要說到做到。
第三，不收組織和社會上的慰問金。
第四，按照老伴提出的遺囑，我要代表他向黨組織交最後一次黨費。」
在靈堂上，她將家書內容告訴每一位家庭成員。同時，她還拿出200元錢，作為丈夫何良英的最後一筆黨費，交給了組織。
「真的不容易，在這種死別的時刻，都不忘自己是黨員的身份和職責。」在現場參加追悼會，默默抹淚的80多歲的老黨員李紹章說，第一次在追悼會上聽到這樣的家書，深受感動。
在鄰居眼中，田伯芬是一個低調的人，很少提及自己是烈屬的事情。即使生活拮据，也從不叫苦喊窮。
幾十年來，田伯芬一家擠在修建於上世紀60年代分配的家屬房裡。房間裡仍然保持著60年代的模樣，地面是水泥地，客廳也只有一張缺了角的摺疊桌和幾個不成套的藤椅。
前來慰問走訪的工作人員，看到如此簡陋的條件，要求為其改善居住環境，除了客廳牆粉白之外，她毅然拒絕了其他裝飾的要求。
多年來，從節日慰問，到應享受的各項政策，黨和政府對烈士家屬家庭的關心都未缺席。田伯芬總是說：「現在的日子好了，政府給我發放了烈屬優待金，也經常上門來關心我的身體，我沒有什麼需要了。」
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田伯芬小心翼翼地從牆上取下畫框，將兒子的烈士證書和榮譽牌匾擦拭得乾乾淨淨。
40年前送兒上前線，40年後靈堂傳家訓，英烈母親田伯芬，用行動詮釋了一個共產黨員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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