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 潘維:為什麼中國的知識與輿論界流行關於中國政體的失敗主義?

2021-02-19 國政學人
為什麼中國的知識與輿論界流行關於中國政體的失敗主義?

潘維: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自製造業興起的兩個多世紀以來,如同華人在世界上成為歧視的對象,中華體制也從西方驚訝和羨慕的對象變成了主流政治思想鄙視的對象,也是主流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批判對象。自法國學者孟德斯鳩在(Montesquieu,1689-1755)在1748年出版《論法的精神》已降,僅以「專制」二字,中外書生們就判了中華制度文明死刑。

      對六十多年來生機勃勃的人民共和國,本國學人的批判較外國學人更為苛刻。其中有來自革命時代個人和家庭際遇引發的怨氣,有來自關於發達國家制度優越的書本知識,還有一部分來自舉世無雙的「學而優則仕」傳統。與官員及更高層官員比書本學問,會催生捨我其誰,永無知足的「懷才不遇」憤懣。於是,「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成為中國知識輿論界自自詡的「批判精神」。缺肉吃,罵聲更大。

      所有制度批判都基於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中國迄今依然屬於欠發達國家。雖然只用了半個世紀,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和「坐二望一」的大型經濟體,中國落後於發達國家依然是事實。所有欠發達的現象在中國都普遍存在。中國還有特有的官僚歷史惡習,如「官本位」和無視法律的官權傲慢。

       為了高效率的解決欠發達問題,很多好的規則和價值觀都面臨階段性的成本,取捨兩難。而關於中國政治的所有爭議,都圍繞中國政治制度。「中國模式」在外國新聞界的通用原意是「普適的市場經濟」和「獨特的一黨磚制」。概括經濟發展經驗並非此項爭論的關鍵,對中國政治的評價才是關鍵。反對者自不待言。懷疑論者委婉指責「模式」有「固定不變」的含義,應以「道路」代之;甚至無端指責外國輿論界熱議「中國模式」為「捧殺」中國的企圖。作為學術概念的「模式」旨在抽象變量要素,並無「不可變」的含義,甚至未必有「贊同」的含義。世上的模式此起彼伏,如蘇聯模式、巴西模式、美國模式、斯裡蘭卡模式、朝鮮模式,等等。所謂「中國模式之爭,實為政體之爭,出於對本土體制的懷疑和改行西制的欲望。

      解決一個問題的方法必然製造一個新問題,一個一個地解決新問題是所有國家前行之必然。1967年的美國陷入絕望的混亂,但人們並不指望一勞永逸的「制度」之解。缺乏耐心原非中國文化傳統,依季節耕種的農民本是最有耐心的群體。但全球化的種種主義,特別是「制度主義」頻繁製造出學人心中的海市蜃樓。幻想「畢其功於一役」就會以奢談「主義」或「制度」取代嚴謹的研究「問題」。

      從中國視角看,制度並非來自純思辨,制度由歷史的成本與收益塑造。用純思辨的方式來理解制度僅能得出對制度的價值判斷,無法得出對制度原因的歷史解釋。 比如,純粹的思辨能為美國的雙重國籍制度辯護,懂得那是對外開放和出色表現的制度保障。中國而今卻實行雙重國籍制,也能吸引在發達國家生活的人們服務於中國,特別是海外華人。但美國的雙重國籍制來自移民國家的歷史,還來自美國的強大。中國放棄雙重國籍制與比鄰的東南亞有關。75%的海外華人生活在總共6億人口、460萬平方公裡的東南亞11國,恢復雙重國籍會再次觸發排華浪潮。東南亞各國多是新成立的國家,國民對本國的效忠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

      在奢談「主義」和「制度」的風氣裡,當今的中華體制「挨罵」,主要挨國內知識輿論界的罵。於是,對應中國巨大客觀成就的不是傲慢自大,反而是悲觀主義在本土的瀰漫。缺乏耐心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信心。沒有任何國家能在精英們普遍缺乏自信中奮勇前行。

       在全世界,知識界的本職都不僅是批評,分辨成就是同等重要的科學知識。馬克思是人類最重要的批評家,批評現存的一切特,別是私有制、家庭、國家、宗教、意識形態。他的思想是一切反叛者和革命者的精神家園。然而,正是他給了資本主義社會迄今為止的至高評價,他的批評才更有力量。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構建的理論旨在批判製造業初興時代的資本主義,不是也不可能建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實踐上。無視人民共和國六十多年來的巨大成就,專司非建設性的批評,散播針對體制的悲觀失望情緒,鼓動針對體制的革命,只會葬送人民共和國。

      分裂混亂的政治理解會導致執政集團和社會分裂,導致失敗主義盛行,導致執政者不斷強推違背民意的「體制改革」,頻犯致命的政策錯誤,以致國家不堪一擊,由上升之勢轉為頹勢。中國在拆故宮、建白宮的喧囂聲中走向自殺並非不可能。倒在黎明前的黑暗裡,倒在「復興」的門檻邊,不過是一念之差的事。蘇聯崩盤了,美國權勢集團在21世紀的前十年的一念之差也曾導致窮兵黷武,大肆對外擴張,幾乎發生崩盤。何況物質主義的中華民族並不招世人待見,可謂「強敵環伺」。

      成功解決了「挨餓」和「挨打」問題的中國,而今,面臨基本政體的「挨罵」問題。

       在「物質主義」時代,物質文明成就能夠淘汰「制度歧視」。孟德斯鳩也是以英國成就為基礎,闡發了其「制度主義」色彩濃厚的理論。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艱苦奮鬥,特別是最近六十多年的奮鬥,這個物質文明的前景已經不再遙遠。

      如果中國經濟規模自2010年起的三十年裡,每10年翻一番,中國人即可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類群體。中國共產黨承諾在建國百年(2049年)時帶領中國人民達到此目標。自2017年算起僅餘32年,如果這個情景能夠實現,國人將重拾對土生體制的「制度自信」。

      而今,不少中國精英,要求「以人為本」,質疑鄧小平制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能」變的政策,要求放緩經濟發展速度,以維護個人權益和提高經濟質量。放棄「以民為本」,就會否定艱苦奮鬥的精神,讓個人利益挾持社區和大眾福祉。西方國家靠犧牲殖民地人民的權益獲得了經濟繁榮,進而較好地維護其內部的個人權益。中國是沒有殖民地的欠發達國家,更非尚武和有能力控制他國的國家。中華文明在世界上如此孤立無援,只能靠本國人民團結起來,艱苦奮鬥去追趕西方。不進則退,不進則亡。

      一旦中國13億人在物質文明上追平美歐日的10億人,華人大約不會再認為「社稷民本」劣於西方「民主法治」,西人大約也不會再認定西制優於華制。世界會重新尊重並審視這個體制長壽的原因。中西兩方對彼此制度的仰視和俯視將歸於相互平視、相互學習、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生存條件的差異。

來源 | 《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

編輯 | 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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