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6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王紹光教授共同就「中國人的政道智慧」展開了主題演講與討論。
西方陷入重重危機無法改革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張教授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談了談中國人的政道和政體觀，或者叫中國人的政道智慧。關於這一問題，中國學者牟宗三先生和王紹光教授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牟宗三先生曾寫過一本《政道與治道》，把政道界定為關於政權的道理，認為中國政治一直重視治道而不是政道。王紹光教授寫了一本《中國·政道》，張教授個人更支持他的觀點。
王紹光教授提出，中國傳統非常重視政道，而西方的傳統更加重視政體。政道指的是治國理政的目標和理念，關注治理的實際效果。中國傳統思想家對政道進行了各種深入的探討，無論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的觀點和表述。比如，國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等。而西方國家則認為政體是最重要的，政體指的是政治體制、形式和程序等，所以才有了所謂的民主還是專制的這種分析框架，他們還把這個框架硬套到中國，套到我們非常複雜的世界上，顯然無法解釋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
由於西方政治研究的傳統放在政體上，注重政體，所以400多年前的時候，義大利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以後，如何讀懂中國政體，成了他非常頭疼的一個問題。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他陷入了論述的困境，他採用當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政體分類法。亞里斯多德把世界上的政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正宗的、比較好的政體，一類是變態的、不那麼好的政體。比較好的政體分為三個類型，叫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後來利瑪竇就發現中國有皇帝，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應該算作是君主政體，但在中國實際參與治國理政的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士大夫，這顯然不屬於君主群體，而更像貴族制的國家。到後來他發現也不對，中國的士大夫不同於歐洲的貴族，士大夫的地位不是世襲的，而通過科舉考試獲得。所以利瑪竇最後認為，中國可能比較接近民主政體，但在亞里斯多德的分類中，民主又屬於不那麼好的一種政體，幾乎等同於暴民政體。
所以中西方政治文化對於政道和政體的不同態度， 可能源於歷史上雙方治理版圖的差異。從人口規模來看，古希臘多數的城邦大概只相當於中國村鎮的規模，某種固定的政體也許就可以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但中國的國家規模一直比較大，所以政治家很少會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政體，而是把重點放在執政的目的和理念，並圍繞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所以歷史上中國的朝廷會根據不同時期的狀況，有時候強調法治，有時候強調禮治，有時候強調無為而治，有時候強調多管齊下等等，但總體上看，中國人顯然把政道放在政體之上。換言之，治國理政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然後從政道出發來探索政體、建設政體、改革政體、完善整體，而不是相反。這種政道思維無疑是中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智慧。（素材來源：《這就是中國》節目組 編輯：劉清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