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什麼地方的人最迷信？不少人第一反應肯定是香港。只要看過香港電影，對廟街的算命先生、手執羅盤的風水師和畫符捉鬼的殭屍道長，這些港片中頻繁出現的經典形象你一定不會陌生。
香港的算命先生和風水師無處不在，從電臺電視臺到報紙雜誌，「神機測字」、「易經佔卜」之類的專欄都是雷打不動的黃金板塊，頂級算命先生的命理預測年年都是暢銷書。
他們的身份形象也足以讓大陸同行嫉妒。名頭一般不會是可疑的「大師」、「神仙」，而是「堪輿學家」、「命理顧問」，穿著打扮也不像大陸「高人」一樣刻意返古，而是清一色的名牌西裝，看上去都是投行精英。
身著西裝、手持羅盤的香港風水師
算命先生的精英化，背後是香港各行各業普遍的求神問卜。商鋪中貼靈符、請財神，警察、黑社會同拜關公，連企業辦公室的物品擺放都要講究風水。
迷信之盛，甚至可以成為向全民發放的福利。與大陸每逢學雷鋒紀念日組織免費理髮、看病不同，香港公共團體往往會在節假日選擇為市民義務算命。
更直觀的是建築。高樓林立的中環其實也是高人鬥法的戰場。以最顯眼的滙豐、中銀和長江大廈為例，佔據「龍脈」入海口的滙豐大廈原本號稱「風水第一」，但旁邊新建的中銀大廈外形猶如三稜尖刀，反射的陽光斬斷了它的「運勢」，為抵禦「煞氣」，滙豐只好在樓頂安裝了兩座像加農炮一樣的外牆維護吊機。
滙豐大廈樓頂的「大炮」
李嘉誠的長江大廈不幸位於二者之間，為躲開尖刀大炮的兩面夾擊，它的四面設計成了盾牌的形狀，高度定為283米，正好避過中銀和滙豐最高點的聯線。為保萬無一失，李嘉誠還把長江大廈的玻璃牆全換成了防彈玻璃。
為財運不惜工本的並不只是商廈，淺水灣依山面海而建的公寓樓，中間會刻意掏空一部分，按風水師的說法，這裡是山上的龍去海裡喝水的必經之地，必須留出洞來給龍讓道。
為「龍喝水」讓路的中空高樓
商人迷信或許還能理解，但在香港，連最不可能迷信的人也抵禦不了誘惑。2007年4月，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院長楊日昌被迫辭職，主要原因就是在研究院遷址時用公款看了風水。
通常說來，迷信指的是對超自然力量的盲從和崇拜，相信其能左右人的命運。這似乎在暗示，社會文明程度越高，必然越不相信超自然力量，也就越不容易迷信，但以文明程度論，香港不可能成為迷信之都。
英國Pearson集團2014年公布的教育系統排名中，香港名列全球第4，不但遠超中國大陸，甚至比一向以教育水平著稱的芬蘭還要高。
什麼樣的人最容易迷信？
最突出的應該是運動員，各類運動的頂尖明星幾乎都有自己的怪癖。
喬丹每次比賽都要在球褲裡套一件北卡羅萊納隊的短褲，雖然這件褲子比球褲要長；C羅比賽前總會先穿右腳的襪子，並堅持用右腳先邁入球場；費德勒在重大比賽中必須穿紅T恤、戴黑頭箍，堅信這樣能帶來好運；甚至圍棋這樣的純腦力競技也不能免俗，馬曉春遇到宿敵李昌鎬一定要喝人參雞湯，因為「參雞」與「勝機」諧音。
紅衣黑髮帶的費德勒
除了五花八門的禁忌，神明崇拜在運動員中也很普遍，最典型的是羽毛球名將林丹。雅典奧運會開戰前，他曾在毛澤東銅像前開了句「主席熱不熱啊」的玩笑，不巧當年第一輪即被淘汰。4年後的北京奧運會，他在國家隊集體赴韶山拜祭毛澤東時第一個跑上山頂，並在賽場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結果順利獲得冠軍。
娛樂圈更是迷信的重災區，類似明星養小鬼、找大師的八卦很多都街知巷聞。
不過，體育娛樂明星還是無法與飛行員、海員相比，後者的迷信常常會造成尷尬，例如俄羅斯飛行員登機前有在機輪邊上撒尿的習慣，即便眾目睽睽也照尿不誤；臺灣海軍官兵一般吃不到整條的魚，因為吃魚時把魚翻過來就意味著翻船。
總結以上各類人的共同點，我們會發現，他們的職業都具有高度的風險或不確定性。
體育屆、娛樂圈往往贏家通吃，從業者除了自身實力外，能否成功常常靠的是運氣，尤其是娛樂圈，一個明星紅和不紅有時很難找到合理解釋；而飛行員、海員常常面臨生死考驗，技術再好，也無法保證一定能平安歸來。
臺灣也曾有過水利官員帶頭祈求眾神天降甘霖，恩澤萬民的新聞爆出
與之相比，風險低、穩定程度高的職業就不會出現普遍的迷信現象。律師不會在出庭前去廟裡求籤，醫生雖然喜歡在辦公室掛幾面「華佗再世」的錦旗，卻不會供奉華佗、扁鵲的神像。
迷信程度與不確定性之間的關係，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裡恩德島生活時做過專門研究。他在《西太平洋上的領航者》一書中寫到，當在礁湖區相對平靜的海面作業時，島民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魚技巧，只有進入更危險的外海時，他們才會使用複雜的巫術和迷信儀式。
對比不同類型民族，我們也會發現，自然環境兇險複雜的海洋民族、遊牧民族遠比農耕民族要迷信得多。例如中國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日常生活中就處處都是禁忌。
在京族漁家做客，不能說飯燒焦了，因為「焦」與「礁」同音，暗示觸礁；移動器物時要拿起來，不可拖著移動，否則會有「擱淺」之嫌；在船上把油叫做「滑水」，因為「油」與「遊」諧音，只有船翻了才需要遊泳。
日本靜岡縣祈求出海安全和漁業豐收的「大瀨祭」
農業社會的迷信程度同樣與風險大小正相關。農民祈求風調雨順，因此司雨的龍王一度是中國各地普遍的崇拜對象，但德國學者博安德查閱地方志發現，各地對龍王的熱情明顯有別。
更喜歡龍王的多是水源基本靠降雨、雨量不充沛、不穩定的地區，例如在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幾乎所有的鄉村都曾建過龍王廟，而在水源充足的江南地區，龍王廟的數量就要少得多。
誰是迷信的敵人？
迷信的敵人是什麼？我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科學。的確，傳統社會的迷信主要集中於生產、生育和健康領域，隨著科技進步，未知或不可控因素被大幅降低。有了天氣預報和人工降雨，求雨成為歷史；不孕不育醫院斷了送子觀音的香火；寓意人丁興旺的各類千奇百怪的鬧洞房，現在已成為千夫所指的陋俗……
唯一幸運的可能是中醫，現代醫學未能解決的問題為其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雖然原有的巫術成分已基本退化，但「陰陽調和」、「以形補形」等教條仍然有很大市場。
科學似乎是迷信唯一的敵人，但科技進步有時也會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飛機的發明是現代科學的重要成果，而飛行員恰恰是最迷信的人群之一。
宗教也是迷信的敵人，有時它甚至是比科學更厲害，尤其是嚴格的一神教，它強調對唯一神的絕對信仰和服從，對教徒的生活作息、言行舉止有著極為詳細的規訓，扼殺了迷信滋生的土壤。例如中國農村的基督教徒因為要遵守「不敬天、不上墳、不跪死者」的訓誡，在重大節日和喪葬儀式時就顯得格格不入。
更典型的是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教，它在誕生之初就迅速把阿拉伯半島上的各種多神教掃除殆盡。在中國，穆斯林可能是最不迷信的人群，他們對求籤問卜、看風水以及佩戴護身符都絕對拒斥，各類伊斯蘭教網站上，經常會出現「反對迷信是每個穆斯林應盡的義務」之類的口號。
某伊斯蘭網站上呼籲反對迷信的帖子
神教之所以殺傷力更強，正是因為教徒面臨的所有不確定因素都可以用唯一神的意志來解釋，這是科學家們永遠無法做到的。
組織制度創新對破除迷信也有很有用。以中世紀義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城邦為例，作為當時最重要的商業中心，這些城邦主要依靠遠洋貿易，從風險程度看，它們完全應該發展成最迷信的國度。
但早在12世紀，比薩海商法中就已出現航行過程中貨物損失由船主、貨主一起承擔的「共同海損」觀念，14世紀這些地區又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海上保險，商人不用擔憂貨船失事後血本無歸。
現代商業對破除迷信的貢獻不止於此。回顧西方企業制度發展史，從手工場、作坊到公司制，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出現了股份制和所有權、經營權的分離，每個人承擔的風險越來越小，歐美商人很少迷信。
相反，權力高度集中——風險也更集中的企業往往迷信之風盛行——定時出現在中國各大寺院拜佛求籤的商人，大多都是統領家族企業的土財主。
保險和法律只是表面，義大利城邦商人能安心做生意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力量對海上貿易的主導和掌控，有國家託底，任何失敗都可以重頭再來。這也是現在的西北歐國家相對不太迷信的原因——完善的福利國家制度大大抑制了個人暴富和赤貧的可能，降低了個人生活的不確定性，在這些國家，不但迷信失去市場，甚至連根基深厚的宗教信仰都在逐漸淡化。
根據蓋洛普公司2007-2008年的民意調查，西北歐國家的宗教信仰淡漠度在歐洲全部名列前茅。
2007-2008年歐洲宗教信仰淡漠度民意調查
在消滅迷信上，有一種國家力量比福利制度更有效率，那就是列寧主義。這方面最自豪的應該是中國人，早在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時就出現了砸菩薩、奪廟產的反迷信活動，到了中央蘇區，發展為「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等人改換職業」，之後經過延安改造「二流子」運動（主要對象就是巫婆、神漢）和文革中徹底的破「四舊」，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不迷信的人群。
列寧主義之所以比福利國家更有效率，原因其實很簡單。福利國家通過為個人風險買單使國民對迷信失去興趣，列寧主義則從根本上消滅了迷信需求——在全民被納入計劃體制的社會，個人命運完全繫於單位領導之手，不確定性幾乎被降低為零。
不過，這種非正常狀態一旦鬆動，迷信就會立即抬頭。1990年代初中國掀起全民「氣功熱」，氣功迷達到6000餘萬人，北京大學還開辦了官方認證的風水班，吸引了大批官員和商人，就連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學者也轉而為迷信背書——大躍進中論證畝產萬斤科學性的錢學森，當時又成了狂熱的特異功能愛好者。
1993年北京市某氣功培訓班，學員們頭頂「信息鍋」接受宇宙大氣場
必然是迷信之都
香港幾乎是世界上最適合迷信滋長的城市。
首先是得天獨厚的傳統文化影響。香港前身是廣東沿海的漁村，原住民均以捕魚為生，恰恰是傳統社會中風險最高的職業。1841年被英國接管之後，它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發展為轉口貿易航運中心，商人又成為社會主要階層，漁業、商業本身的職業特色為迷信培植了深厚土壤。
20世紀下半葉，香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城市之一，成為世界第11大貿易實體和第15大銀行中心，但它的經濟結構主體始終是金融服務業，缺少足夠的實體經濟支撐，經濟極不穩定。
近半個世紀來，香港的GDP一直在大幅波動，一旦世界範圍內發生經濟動蕩，更顯得異常脆弱。
1955-2005香港年均GDP增長
與脆弱的經濟結構對應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把香港視為自由經濟的典範，《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香港已連續20年排名全球第一，而經濟越自由就越適合創業。據瑞士銀行的報告，2014年香港擁有3000萬美元以上淨資產的共有3335人，相比它的城市規模，這個數字足夠驚人。
但自由放任同時也意味著個人財富的高度不確定性，聯合國人居署發表的《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中，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基尼係數高達0.53，超過了以貧富差距聞名的拉丁美洲。
1960-2001年部分發達經濟體社會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1996-2011年香港基尼係數
除了經濟上的不確定性，政治上始終缺乏安全感，也導致香港人的神經更加脆弱。
1949年後，香港成為兩岸角力的前沿，往往引發社會震蕩。1956年10月，市政衛生局職員撕去青天白日旗時與居民發生衝突，繼而引發騷亂，至少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傷。而在10年後的「六七暴動」中，香港左派在多處策動暴亂，導致包括802人受傷，51人死亡。暴力陰影之下，香港人大量移民，直到文革結束才漸漸平息。
此後，香港人對政治風向的變化極為敏感，尤其回歸前夕，出現了最大規模的移民潮，從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到1997年成立特別行政區，香港移民人數達數十萬人，人才資金大量外流。
暴富神話和破產悲劇不斷上演的同時，香港自身的前途也始終未知，無論是李嘉誠這樣的商界巨賈還是升鬥小民，每個人的命運都無法掌控，迷信自然會盛行。
獨特的行業構成也為迷信提供了土壤，沒有第二個城市像香港一樣聚集了如此多的高風險行業。除了金融，它還有高度發達的博彩業，7百萬人口的城市，熱衷賭馬的人數竟超過百萬。此外，作為華人世界明星密度最高的城市，娛樂圈的迷信氛圍也會對大眾產生深刻影響。
某「香港十大風水師」排行，其中多數風水師都與娛樂明星過從甚密
如果你熱愛八卦，對香港明星養小鬼、下降頭的種種傳聞肯定不會陌生，這種恐怖陰暗的古老迷信只有娛樂圈才會出現。贏家通吃的生態導致明星們不會滿足於祈求神明佑護，詛咒競爭對手才能真正感到安全，所以泰國是他們最愛去的國家。
不過，近幾年北京可能會成為他們的新寵。和降頭、小鬼比起來，朝陽區群眾顯然要好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