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因為工作的特殊性,他們的聲名不宜大肆宣揚,所以在非學術界,人們很少聽到他們的名字。
于敏老先生的名字解密時間是1988年,而第一次公布於大眾面前,是在1999年的「 兩彈一星 」功勳獎章發布會上,此時距離于敏從事氫彈研發,已經過去28年了。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大家都很慌亂,雖然在英法等國家的勸阻下,美國承諾不再使用原子彈,但是核武器始終是懸在我們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別人用原子彈威脅我們,如果我們沒有對應可以牽制對方的武器,那麼戰爭的局勢必定一邊倒,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在那個背景下倉促成立。
幸運的是,50年代,我們跟蘇聯的關係還是老鐵,在1957年籤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之後,蘇聯很大方的幫助我們打造核工業設施,也給了我們部分原子彈的核心技術,一直到1959年蘇聯撕毀協議。接下來在錢三強、鄧稼先等老前輩們的努力下,1964年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終於成功發射。
原子彈的研製,算是蘇聯領著我們走了一段路,可是在1951、1953年,美國和蘇聯分別研發出氫彈了,氫彈的威力是原子彈的幾百倍,我們只有原子彈遠遠不夠。而氫彈的奧秘,蘇聯對我們三緘其口,一點話都套不出來,我們國家要想不受制於人,不懼別國的核威懾,只能自己啃下來這個硬骨頭。于敏則是1960年第一批被調去研究氫彈的研究人員。
那時候的研究員們有多艱辛,我們可能根本體會不到。1959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人民還要勒緊褲腰帶向蘇聯還債,許多人餓的全身浮腫,還要堅持在科研一線。
研究氫彈的于敏小組,根本得不到國際上任何研究報告,人們只知道要用原子彈的裂變引爆氘氚產生核聚變,他們只能每個人提出自己的想法,互相討論攻關,有時想法不同吵得不可開交,就是在大家相互激辯下,氫彈研製的道路越來越清晰。
1965年,于敏帶領一隻小分隊去往中國唯一的計算機研究所進行模型分析,那時候的計算機還是那種打孔紙帶式的,效率賊慢,有時還罷工,即使這樣,這臺計算機也是只有5%的時間分配給氫彈,往往都還是夜裡。研究人員在空閒時,就用算盤和計算尺來進行前期數學演算,努力趕進度。
于敏在一次模型結果出來後,果斷推測當時設計的原型不能夠引燃氫彈,他思來想去,提出了一種新的想法,跟別的科學家一分享,大家均佩服的不得了,趕忙照著這個模型重新演算。終於,于敏提出的新模型,解決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氫彈製造,初見曙光!
1967年7月,中國成功的進行了氫彈試驗,世界為之震驚。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人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四年零三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前蘇聯四年零三個月,而我們國家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
後來據美國那邊分析,于敏提出的氫彈結構原理,與當時其他國家的泰勒-烏拉姆結構類似,但于敏提出X射線透鏡而非X射線反射鏡來實現從初級到次級的能量傳送,在設計上更有先進性,因此,我國的第一個氫彈就實現了小型化,實現彎道超車。
之後于敏沒有停下研究腳步,美國在研究核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我們國家也不能落後。後來于敏由於常年生活不規律,過度勞累,在1969年到1973年中間有三次和死亡之神擦肩而過,但他總是在病剛剛好轉就又投身研究中。
80高齡之時,于敏老先生仍然在研究雷射慣性約束聚變研究,他幾乎為我國國防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于敏先生,一直對於自己的工作成就看的很淡,別人說,要給他封一個「 中國氫彈之父 」的稱號,他總是拒絕:「這個提法不對,我受之有愧。核武器事業是一項集體的事業,是全國各條戰線、多個部門大力協同的成果,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單位能夠獨立完成的。我自己只是做了應當做的工作,榮譽屬於參加核武器研製的全體科技工作者、幹部、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
其實於老太過于謙虛,「中國氫彈之父」並不是記者們強行冠名,而是同為核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阿格·玻爾在到訪中國時提出,作為同行,波爾當然知道于敏先生的成就到底有多麼巨大。他說,中國能做出氫彈,於是中國有了「中國氫彈之父」 這個稱號,於老受之無愧。
再次向于敏老先生以及無數默默奮鬥一生的人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撰稿:李偉
指導老師:官玉芝 楊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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