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人情與「酒桌文化」是如何運轉的?新京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翟學偉。他認為，「臉」和「面子」的張力背後隱藏著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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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亞光 編輯 西西 王青 校對 陳荻雁
「不喝就是不給我面子」的所謂酒桌文化又被吐槽了。吐槽當然常有，只不過大規模吐槽是少有的。
在新一期的《脫口秀大會》中脫口秀演員龐博吐槽：「酒桌上一個肝硬化，一個膽結石，喝到最後開開心心成了肝膽相照的好兄弟」。這還只是關於酒是如何拉近距離的段子。而近日，廈門國際銀行北京分行一名新員工不喝酒被領導打耳光一事引起熱議。「新員工不喝酒被打耳光」所引起的，不是吐槽而是憤怒了。「新員工」「不喝酒」「被打耳光」，這三個詞自帶話題，它們的組合是「酒桌文化」極致而誇張的表現。
▲《別叫我酒神》（2020）劇照。
酒桌文化儘管被批為披著文化外衣的糟粕，然而在其規則裡似乎確實形成了一些文化，以此規定在酒桌上，誰是主賓、主陪、副陪，誰致辭，如何開場、敬酒，以及怎樣拿捏酒量尺度。如電影《別叫我酒神》還描述了被叫作「鴻運當頭，當自飲三杯」的奇怪做法。
這些規則看起來神乎其神，像是一門學問，而歸根結底任何規則的實質只是維護和表達酒桌上的地位或權力關係。「不喝就是不給我面子。」誰被敬得多，往往便是誰的面子大，成為地位或權力的能量展示。酒桌文化在這裡不如叫面子與權力之下的「虐」文化。不是「虐」自己奉承他人，就是「虐」別人來確認自己的能量。
當然，以酒為樂的朋友多半不會同意將問題歸因於酒桌文化，因為彼此平等的飲酒交流是人之常情，可以助興，可以相互傾訴。「強制勸酒」的聚餐才是眾人批判的酒桌文化。
▲《江湖兒女》（2018）劇照。
現在「新員工不喝酒被打耳光」 一事已有下文。8月24日，廈門國際銀行北京分行通過官微發表通報，「已經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停職接受調查處罰」，但是這並未完全平息眾怒。它背後引起的共鳴大概太多了。作為旁觀者，我們談起勸酒，多半都是果斷拒絕。可當我們作為當事人，為何就難以拒絕，甚至無法拒絕？
新京報記者就此專訪社會學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翟學偉。他的學術興趣多是圍繞人情、面子，以及就此展現的地位或權力。那麼，這些元素在酒桌文化上是怎樣運轉的？為什麼即便在被認為現代化程度高的大城市，這一切照樣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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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面子與「強制勸酒」
新京報：你長期從事有關「臉面」「人情」方面的社會學研究，是否可以向大家簡要介紹一下「臉」和「面子」的區別？「酒桌文化」與中國人的「臉面」有何關聯？
翟學偉：「面子」這個詞在中國文化裡面有非常豐富的用法，比如說「丟面子」「愛面子」「給面子」。我們一直以來講中國人的「臉面」，如果細分，「臉」可能更多地強調個人的表現，比如人們自己的「顯擺」，一種對個人形象的展示。而「面子」更多需要放進一個關係中去理解，也就是你的形象展示是希望在一個人際的互動中收穫反饋的。「面子」更多其實體現在你的展示的效果中。比如今天我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衣服，別人也認為我穿的非常好看，此時「臉」和「面子」就統一了。
當然，在日常生活中「臉」和「面子」很多時候是等同使用的。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區分二者是有意義的，因為正是二者之間存在張力的地方提示了我們很多有價值的研究問題。比如，我對我的「臉」非常看重，把一首歌唱得很好，但是大家覺得不好——沒有給我面子，或者我的歌沒有唱得很好，卻博得了滿堂彩。這些生活中都能見到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臉」和「面子」的張力，背後也隱藏著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
在很多場合都存在需要忽略「臉」而多給「面子」的情況，就比如你這裡談到的「酒桌文化」：作為領導即使醉醺醺的、即使出言不遜，看起來絲毫不顧及形象，在座的各位都需要裝作看不見這些不雅的狀態，依舊需要在禮節上對其畢恭畢敬。現在一些場合的「強制勸酒」對於「面子」的過度強調其實掩蓋了很多問題，比如有的人不是不想給這個面子，而是確實不能喝，但是因為在那個場合不喝就會被理解為不給面子，所以就不得不強迫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後果。
當然，可能有一些經常混跡於酒桌的人很有經驗，知道說一點油嘴滑舌的話，找一些藉口，然後搞出一點半真不假的事端出來，用這些做法躲掉喝酒的可能性，同時又不傷及對方的面子。但是，他不傷及對方的面子的本身，就意味著「給面子」的原則依然發揮著作用，只不過這個人他已經在人情世故、在應酬方面能高超地對付這樣的場景。
新京報：你曾經在作品中提到權力是「臉面」構成的重要來源，權力掌握者是最有臉的，也需要他人的肯定與讚賞來維持面子。於是周圍的人圍繞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偏正結構」，你覺得酒桌文化是不是某種偏正結構的縮影？
翟學偉：「偏正結構」的問題比較複雜，可能很難簡單講清楚。我們剛剛分析的這個勸酒的場景只是在一個互動的關係中來思考，當我們把它上升到宏觀層面，如果整個中國社會都會因為「臉面」的發生，產生了給面子的原則，這個原則一旦被結構化，就可能會走向偏正結構。
新京報：在我們慣常的理解裡，大城市的觀念更加現代化，同時也是一個生存相對不那麼依賴人際關係的「陌生人社會」，為什麼酒桌文化依然盛行？
翟學偉：這個並不難理解。城市之所以被理解為一個陌生人社會，和城市中人的流動性有關係。流動的越頻繁，人際交往中接觸的陌生人就越多。但是即使你是在城市裡，約著一起吃飯的人也都是熟人，或者是有比較密切的關係的人，人情依舊會發揮作用。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因素就是桌子，中國人餐館裡都是圓桌，就是給相互認識的很多人一起圍著吃飯的。如果是像麥當勞那種桌子的結構，其實就非常契合一個「陌生人」聚集的就餐環境，每個人拿了自己的食物就去到一個比較窄的小桌子上自己一個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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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尊重我基本的面子呢？」
新京報：隨著社會的發展，各個領域的制度規章都不斷完善。你寫過一篇文章叫《人情與制度：平衡還是制衡？》，在你看來，現在社會上「人情」的重要性是更弱了還是更強了？
翟學偉：中國作為一個人情社會，從某個角度來看，我覺得「人情」在現在的社會可能更加重要了。今天生活裡很多的需求都可以通過錢來解決，但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國家包辦一切，在計劃的配給方面有許多具體的個人問題，需要依賴人情，但是這些事情非常瑣碎。到了市場經濟之後，雖然這些瑣事可能都可以直接通過錢、有規則的交易解決，似乎不涉及到人情，但是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醫療、孩子上學，這些方面的負擔其實比以前要重，現實中解決這些問題，往往還是有人情的作用在。
▲《中國人行動的邏輯》，翟學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0月。
新京報：你雖然一直從事面子和人情相關議題的研究，但是主張將對這些社會現象的描繪與對其的價值判斷區分開。「酒桌文化」目前是一個很多人都要面對的比較普遍的現象，你覺得也可以不做價值判斷嗎？這條新聞雖然引發了人們對「酒桌文化」的聲討，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強制勸酒的文化不等於「酒文化」，「酒文化」也有一些合理的體現方式，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翟學偉：首先我要說這一類的問題都難以一概而論。比如現在大學老師們經常遇到一個困境就是到底要不要嚴格要求學生。如果嚴格要求學生，有的學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夠做出一些過激行為怎麼辦？那麼因為存在這種風險，就要從價值判斷上認為老師不應該嚴格要求學生嗎？
我覺得對於「酒桌文化」，最重要的首先是從事實上去描述清楚這個文化現象，然後區分不同的場景予以評價。為了哄領導開心強制勸酒、把人往死裡喝，必須反對。這種情形裡很多領導覺得你不喝就是不給面子，那這個時候被勸的人完全可以反問：你是否有尊重我基本的面子呢？而如果是關係比較好的人一起吃飯，這個場合大家也比較平等，來點酒助興也是很好的，要分情況看。
新京報：每年這個時候，都有很多的大學畢業生走向職場。許多人常常調侃職場新人身上帶有的「學生氣」，因為他們可能更加信賴制度而並不那麼通「人情」。你曾在撰寫的文章中提到，在中國，人情和制度經常是相互支撐的，制度中總是存在人情運作的空間，而制度也不會允許人情恣意妄為。「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對中國人來說始終是一場智力挑戰」。你覺得對於職場新人來講，應該如何從心態和行動上去處理好這種平衡？
翟學偉：我覺得有這麼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是從自身出發儘可能地淡化「關係」，強調對每個人個人的尊重。每個職場中的人，你可以用他做出的成績和犯的錯誤去評價他，可以表揚，可以批評，但是不要專注於搞關係。有一些需要處理的人情和臉面可能已經是存在的了，但是作為職場新人，首先應該從個體尊重出發去和周圍的人相處。
第二是學會區分，在社會學裡可能叫「區隔」。我覺得老一輩的人，可能在這點上做的並不好，經常把各個不同場合的身份混在一起，比如讓親戚到辦公室裡談事情。在辦公室就談辦公室的事，在家裡就談家事，在公共空間做公共空間的事，私人空間做私人空間的事。同時區分清楚不同場合的原則，比如家族企業，也應該用企業的原則來管理，如果說用家庭內部的親情原則去管理，就難免出現一些不公平。能區分清楚什麼時候可以用到「臉面」，什麼時候不應當用，這點很重要。
翟學偉，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出版有《中國人的關係原理》《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中國人行動的邏輯》《中國人的臉面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