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麥可·赫什】
新保守主義已經消亡，自由國際主義名譽掃地。也許現在是時候是回到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之一的思想的時候了。
巴裡·葛溫（Barry Gewen）在其精闢的新知識分子史《悲劇的必然性》關於基辛格的章節中這樣寫道，你可以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可以認為他是惡魔，但是唯獨不能忽略他，尤其是現在。事實上，我們不僅不能忽視這位在今年5月份度過自己的97歲生日的老政治家，而且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他。準確地說，我們迫切需要基辛格如何八面玲瓏於這個世界的想法和直覺，現在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並沒有那麼好，並且可能一直如此。
特別是從白宮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又再一次變得基辛格化了。美國的十字軍東徵已經結束了，或者說最多就是在其廢棄的基礎上被腐蝕和崩潰了。威爾遜式的十字軍主義將理智的冷戰遏制變為一場徒勞無功的，反對共產主義一元化神話的妄想之戰，最終在越南慘澹收場；然後它在後冷戰時代重新覺醒成為新裡根主義的號召，用以結束「邪惡」政權，在伊拉克以悲劇收場後這種十字軍主義已經完全耗盡了自己的力量。沒有人再願意改造世界，以至於美國人把一個坦率的新孤立主義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送進了白宮，這樣他就可以把美國與世界隔離開來。
冠狀病毒危機加速了川普進程，並激發了新一波「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孤立主義。川普政府甚至提及以往時代的權力集團，他醞釀建立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以擺脫中國。隨著2020年總統大選進行得如火如荼，民主黨人對中國的聲音也越來越刺骨，該黨的總統提名人拜登（Joe Biden）時常因川普偶爾稱讚中國國家領導人而攻擊他。而作為一個黨派，民主黨正在前所未有地質疑源於自身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機構，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
美國還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一切。當然，美國的外交官們也還沒有想出辦法。值得慶幸的是，源於四分之三世紀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自由國際秩序和聯盟體系仍然存在，我們可以繼續利用它們。但若盟友之間不信任彼此，則合作幾乎無法存在，每個國家似乎都傾向於走自己的民族主義道路。當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爭奪全球霸主的時候，像聯合國和WTO這樣的全球性組織只希望能夠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以攫取一些政治利益。
各國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結束，或者說至少是處於深度冬眠狀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我們見證了君主制、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每一個主義都是一次嘗試並且被證明他們終究會走向滅亡。
而現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同樣也在經歷著民主制的失敗。在很多地方，民主制似乎正在兩極分化並陷入癱瘓，就像現在的華盛頓一樣，它已經淹沒在錯誤信息中，然後被俄羅斯等惡性外部勢力的黑客攻擊。我們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雖然其在生產資料所有權方面比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更勝一籌，但是它亦被證明在社會公平方面會導致嚴重的不平等。這個全世界青睞的社會體系傾於繼續坍塌。
非常明顯的是，現在美國的權威是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特別是在川普主導下的國家分裂、兩極分化的第一個任期之後。例如最近在國際社會譴責川普面對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最大城市）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拘留殺死後爆發的抗議活動中採取的野蠻行徑時，對美國權威的唱衰達到了頂峰。」
除此以外，總統幼稚的斤斤計較和對冠狀病毒的笨拙反應只是在自喬治·W·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開啟的美國名譽毀滅之路後畫上的一個句號。現在很難記得在不到20年前，也就是2001年9月10日，美國的威望有多高。在冷戰後的單極時刻，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觀察到，這個唯一的大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統治力甚至超過了古羅馬，而這一切又是如此迅速地偏離了原本的軌道。
在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戰略誤導裡，布希和他的新保守主義教唆者（從概念上講，他們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把本應是一場全球統一的打擊國際社會現存的犯罪分子——伊斯蘭恐怖分子的鬥爭，變成了一場令人疲憊不堪的帝國主義的窮兵黷武，在這一過程中暴露了美國地面部隊和空軍最嚴重的弱點。此後布希還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同樣的損害，這以華爾街的崩盤和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指的是08年金融危機）告終。
與此同時，中國崛起並將其貨幣影響力擴散到全世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不斷增加其影響力，歐爾班·維克託（Viktor Orbans）（現任匈牙利總理）、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Narendra Modis）和雅伊爾·梅西亞斯·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s）則各走各路。而美國人對自己被嚴重誤導深惡痛絕，他們的選擇是先選出了一位新生參議員（歐巴馬），他因稱伊拉克為「愚蠢的戰爭」而嶄露頭角，隨後又在美國參與海外事務的問題上搖擺了8年，最終美國人接受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義。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不免想到基辛格、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漢斯·摩根索（基辛格的導師）以及眼下激烈地緣政治的緊迫性。全球無政府狀態在招手，不斷增強的大國競爭需要精明、強硬的戰略外交，而這種外交正是摩根索在理論上的設想以及基辛格在現實中的實踐。這正是葛溫這本書的主要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現在反華情緒激增、北京以牙還牙的時期。葛文寫道，現在的中國，不可忽視。
葛溫認為，處理美中關係的未來以及全球的和平穩定的答案可能就在過去。基辛格和他的哲學觀在美國軟弱無力的時候撐起了美國外交，在越南戰爭、內亂、水門事件和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期間，外交官們必須在大國之間找到共同點和平衡點，這並非是個小巧合。因為現在衰弱無序的華盛頓所處的位置就和當年的中國一樣，而中國是基辛格最喜歡的課題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