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會講一些故事。因為故事像一個容器、載體，能讓過去如煙之往事，有了形狀，不至於飄散無形。而在歷史敘事中，有兩種講故事的方法。一種是「微敘事」，它只專注於某一個事件，詳細交代其來龍去脈。雖然這類事件在歷史長河中，常如恆河沙數，但因其敘事細緻生動，人們仍趨之如騖；另一種則是「宏大敘事」，即把一些事件有意識地聯繫起來，構成一條事件鏈，以利用它承載一些單個事件所無法承載的歷史意義，例如表明歷史發展的方向等。兩種敘事的關係在於，「微敘事」常會被放進「宏大敘事」中去串聯，就如同鐵屑扔進了磁場，被一隻無形的手牢牢操控，從而有了唯一的意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這樣兩條事件鏈：一條是「一戰華工—五四運動」事件鏈：「北洋政府派出華工，以『協約國』身份參加一戰，成為戰勝國，並希望以此收回山東，但國聯不允，結果日本強佔山東，最後導致五四運動」。另一條是「討袁—護國軍」事件鏈：「袁世凱稱帝，孫中山組織『護國軍』討袁，袁世凱歸西，得以重建民國」。
在教科書中，我們很難看到這兩條事件鏈之間的關係。但出人意料的，是這兩條事件鏈曾經相遇於周村，相遇在周村火車站；此後二者又殊途各歸，就此相忘於歷史課本的江湖之中。
下面我們就把時間的指針撥回到1916年的周村，看看這個奇特的場景。
據說，近代以前,山東共設置了107個州縣,也就有了107個縣城。到清末民初，又增加了第108個，也是唯一一個，不依託行政中心而設的「城市」，即周村。它由一個村鎮發展而來,但其經濟地位卻遠遠超過了一般縣城。民國時期的《中華民國省區全志·山東省志》中,這樣介紹周村說：「……其商業以洋布貿易為最大，皆由上海靑島運來。……其繁華盛事，為南北大衝。……人口三萬，東門裡有宏壯之教堂，北城尤多偉麗之廟宇。工業有繅絲廠、麵粉廠，各種織布廠，織絹綢等廠，綢綾絹縐居山東第一，一切商店以內容殷實著名。」這些具有官方性質的描述，代表了民國初期人們對周村的一般印象。
但在1916年5月4日下午4點後，這些都發生了改變。
下午3點的時候，周村城內還是如同往日般熱鬧。在周村下河街正上演京劇《釣金龜》。它說的是某大家庭的小叔子釣了一隻金龜，這隻金龜「拉金、尿銀、放錫鑞屁」，結果被貪財的嫂嫂妒忌、圖謀並害死的故事。
下午4點左右，當《釣金龜》臨近結尾，包拯出來主持公道，有這樣兩句唱詞：「我主爺坐江山風調雨順，普天下眾黎民共享太平」。然而，這種期盼普天下太平的美好願望，被突如起來的連續槍響中斷了。
只有少量警察維持治安、基本不設防的周村城，突然來了不速之客，一批約200人，自稱「護國軍」的襲擊者。
參照一個星期後《申報》的報導，我們可以知道這場戰鬥的整個過程：那天下午，從青島開往濟南方向的火車剛到周村站，襲擊就已開始。「是日青島來車甫到，（革命）黨人即下車在車站集齊，佔領巡路警局，迨火車開出車站後，吾輩從廊下遙觀，見穿黃色軍服者奔入南門，沿路放槍後，有多人繼之，內有仍拖豚尾（即清朝髮辮）之人，鹹挾德制之毛瑟手槍，巡警簡直未曾抵抗，郵局電局警局悉被佔據，於是周村全在黨人勢力範圍中矣。事稍定吾人即至警局，予以醫救傷人之助力，屋之四周死傷若干……黨人裝束不一，有穿華服者，有作日裝者，亦有著西服者，其中氣概軒昂如軍人者固多，而形狀如盜匪者亦復不少，有吳某（吳大洲）指揮一切後，由衛隊保護入城……日兵嚴守車站並允保護吾人之醫院」。
吳大洲的委任狀
吳大洲像
《申報》記者的觀察應該說還是很細緻的。特別是提到了事件發生時的幾個重要細節，包括：「革命軍」的服裝、髮飾、武器、氣質等，並隱晦地向讀者暗示，這支護國軍人員構成很複雜，組織也似很倉促，且其中隱隱有日本勢力的默許和滲透。
此後相關資料的披露，都證實了記者的這些暗示。如這支自稱「護國軍」的隊伍，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保定軍校一、二兩期的學生,約數十人，但沒有什麼作戰經驗。一部分是山東本地的「綠林」，還有一部分是外地來的「青幫」。這顯然是一支主體為「盜匪」+「黑幫」的「軍隊」，軍紀好不到那裡去。果然，此後「綁架勒贖,惡風甚多,引起當地人極大反感。」
戰鬥進行到下午6點時，「該（周村）鎮悉歸佔領」，居民高懸白旗，以表「歡迎」，城內「黨人如織，四門盡行關閉，惟開放東南門」，5日又「略定周村東之張店」。「黨人」佔據周村郵局為司令部，稱山東護國軍，由首領吳大洲、薄子明等宣布獨立。
護國軍軍隊雖然倉促組織，但佔領周村的整個計劃卻是國民黨精心策劃的。這是整個倒袁計劃中的重要一環。袁世凱於1915年12月12日稱帝後，南方的蔡鍔率先在雲南反袁,南方各省紛紛獨立。但北方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有力的支點。山東地處京畿肘腋，成了革命軍的首選。經過精心策劃，革命軍兵分兩路，居正率部佔領了濰縣,吳大洲、薄子明則佔領周村遙相呼應。
在此後國民黨自己公布的一本名為《護國軍紀事》的小冊子中，披露了整個戰略的全貌：「山東綰南北樞紐，極關要害，黨人謀之久矣，滇省發難後，黨人紛紛潛往，早有鬱勃待發之勢，初擬謀下濟南，以為振衣挈領之舉，既而知不可得，乃僅布疑兵，屢拋擲炸弾，以示欲取，乘其懈於外防，攻奪各州邑，以進逼之。」
這個在濟南「扔炸彈」「布疑兵」、而實攻周村、濰縣的戰略，亦證實於濟南當時報紙的相關報導。《申報》5月13日的報導說：「濟南內外城中，近數夜常有炸彈爆裂之聲，往往一夕數驚，雖足駭人但似無重大損傷，居民恐慌異常，膽怯而豐於財者紛紛遷移，多赴天津。」《申報》5月30日的報導則更詳盡：「二三日前，省垣每晚即復有炸彈聲發現，或一二響或三四響不等，……至晚九時後，先聞炸彈兩聲，未幾至十點十五分時，陡聞西圩門外槍聲兩三，旋即接踵而來，如飄風急雨，槍彈累累，如貫珠連續不絕勢，如九天黃河一傾而至也，蓋自十時後如此聲響前，後約十餘排殆無片刻之停歇，直至二十六號，五鍾餘始，止聞此次黨人來者，系周村吳部或雲數百人或雲數千人……」。
革命黨人所以將周村選做實際攻擊目標，基於三點原因：第一，周村作為魯地有名的商業集散中心，有錢是眾所周知的。有了錢，就可以招兵買槍。第二，不設防。除卻膠濟線上有日軍把守外，並無正規部隊。第三，靠近膠濟鐵路線，戰略位置重要，進攻可以直接威脅到省城濟南，防守則可順膠濟鐵路線順利撤退。
基於這三種考慮，「護國軍」佔領周村後的所作所為，就變得可以理解了。《申報》5月10日記載，護國軍佔領周村的第一件事，「即將交通山東商業三銀行佔據」，而後「黨人以郵局為機關部，得銀頗多，已寄往青島」。國外媒體也注意到了此點，「此間黨人刻正招練軍隊，羅致軍械、籌募金錢，凡能致此三者之方法似皆採用無遺，黨人準備進攻濟南，以周村為根據地。」
對民軍這種「佔銀行、搶錢莊、然後通過郵局寄走」的做派，周村人感到很無奈。但因民軍佔領的「第一夜有數錢莊被搶」，為求得安全，對於「前途極為焦慮」的周村民眾不得不派人送錢，以求安寧。「黨人曾得人民之允許，如能使地方不遭掠搶，十五萬元為壽，目下黨人正在收受此款」。得錢之後，民軍方才有所動作，「昨夜方慮再有掠搶，黨人乃捕本處盜賊三人槍斃之」。
今日周村大街之票號
此後幾天，革命軍繼續襲擊附近的長山縣，新城，青州等地，「放炮轟開城門，擁入城內，釋放獄囚，編為軍隊，略有掠搶，擊傷若干人，旋攜財物」。一時之間，周村的四鄰八舍，皆陷入恐慌之中。
對護國軍的這種做派，即使是國民黨的黨內同志也看不下去。抗戰勝利後，曾經代表中國政府，於密蘇裡號軍艦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的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在護國軍佔領周村後，恰好來過周村。他在其回憶錄中說，「（6月）12日到周村……方知所謂起義民軍二部,雖各佔有一二縣,但均不易離開鐵路線,並均暗受日本人掩護……周村民軍,十之六七為土匪,有時出外搶掠,而對商家勒索,更是公開之事……而所謂日本顧問,亦只是一些野心的退伍軍人與所謂浪人而已。」
1916年春末夏初發生的這場突襲，對於自開埠以來，發展一直順風順水的周村人來講，更像是一場無謂之災。似乎只有襲擊發生時，那個《釣金龜》的故事，才可以解釋這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道理。恰逢中國社會風雲激蕩、巨大轉折之時，周村這個「懷金悼玉」之輩，又怎能在亂世中維持完璧全卵？
很多事件當事人共同提及的一個細節是，在護國軍佔領周村的第三天，5月6日晚7點開始，一場影響近乎山東全境的大風「挾沙自北而來」。此風「轉瞬間天昏地暗，舉目不能見物，令人生世界末日之印象，良久始已，此種暴風，乃魯省若干年來所未有者也」。此時，周村城內的「中國婦女夜間匿於教會房屋內以避危險，周村之外人（外國人）現由日兵保護」，臨近周村的鄒平「婦女今鹹攜糧匿居山中」。
在黃沙瀰漫中，周村城內的無數白旗被吹的簌簌作響。在「夜間十時一刻」，仍然「槍聲正四作」中，周村城內到處是「至於將來若何，則吾輩絕無所知」的惶恐與末日之感。周村人不由慨嘆，「吾人今所居之地，己不知成何世界」。
然而，更為當時人所未料的，是這場兵禍將持續長達八個月之久。當時的數據統計，周村的損失在「七百萬（銀）元」之巨。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濟南以東、以周村為中心的民族資本，此後為求得安全向濟南轉移；而同樣也是為求得安全，外地來周村採購的客商，均赴濟南採購，周村「旱碼頭」的市場也日趨狹窄……。
經歷1916「護國軍」這一劫，「金周村」已經很難再恢復到往日的盛景了。
周村內城今日之街景
與護國軍對周村的突然襲擊,迅速佔據了國內各大報刊的「要聞」欄相比，周村城內同時「悄悄」發生的另一件大事，卻並不引人矚目，但這件事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同樣深遠。那就是以周村為據點的，為歐洲國家招募華工的事件。
1914年一戰爆發後,歐洲各參戰國均把自己的青壯年勞力，投入到馬恩河、凡爾登戰場「絞肉機」中去，用槍彈無情地消耗著歐洲各國男性青壯年的肉體和精神。此後為繼續戰爭，歐戰各國紛紛到中國來招募華工。
起初，北洋政府為免捲入世界大戰，一直嚴禁華工出洋。如1914年「政事堂」頒布命令稱：「各省將軍巡撫使略，謂各國在內地招工，迭經禁止在案。今歐洲戰雲密布，難保不來各省私招華人，前往充當苦工，應設法嚴為禁止，一以保中立，一以維持民命，關係至為重要，望勿視之等閒云云。」但1916年,壯勞力嚴重不足的法、英、俄等國，不經當時軟弱的北洋政府允許，就半公開地通過山東各地的教會組織,用「騙徵」方式招募「契約華工」。
英國在周村設立了「大英政府招工局」,以傳教士為招募代理人,以教堂為中心,以傳道區為範圍,建立了一個華工招募網絡。傳教士及信徒們聲稱，此次招聘的「合同工」，是到歐洲、非洲墾地開荒修鐵路,月工資現大洋12元,另外教會還要補貼10元（當時的10元能買到1000多斤高粱)，而同時期國內工資較高的工人，每天工作10小時才能賺2角，滿打滿算一月也只能有五六個銀元。若與靠天吃飯的農民收入相較,則收入更不知道高了多少。如此高工資誘惑下，一時間山東各地都有不少農民聞訊應招。「大夥的一個共同信念是:倘若趁此時機，出國發了大財，以後富貴還鄉，豈不太好!」
到達英國華工營的華工合影，照片中他們喜笑顏開，尚未知戰爭之慘烈。
況且同時期連年天災人禍，兵連禍結（如「新來」周村的護國軍），也不斷推動著周村臨近村莊的農民，決心走出國門，另尋出路。這些「衣衫襤褸」「形容憔悴,滿臉皺紋和飽經風霜」的山東農民紛紛報名。然而，到了歐洲之後,他們才知道需要冒著槍林彈雨上戰場，然而此時想要返回，已經不可能了。
對於英國政府的行為，北洋政府持默許態度。當時的山東省省長熊炳崎、濟南鎮守使馬良則很是配合，同意英國在濰縣、濟南、周村、威海四個地方招募華工。經過醫生體檢，這些沒有肺病、身體健康，35歲以下的中國勞工，或赴青島、威海，或部分通過天津裝船運走。
英國招募的華工準備在威海整隊登船
在歐洲戰場，這些勤勞、負重、質樸的山東華工得到英法俄等國當局的高度讚許，此後它們又陸續從中國招走總數約為14萬的勞工，其中2萬多人就此長眠在異國他鄉。
一個英國軍官指導中國華工協助布置防備工事
法國北部的華人勞工陵園，此處葬有849名一戰中國勞工
異國他鄉的經歷，也讓這些勞工有所「啟蒙」。「在歐洲戰場上，我們目睹了德國武器的巨大威力和首次見到英國的坦克，足見他們工業水平之高。在舊金山，我們吃驚地看到美國已用拖拉機耕地，還見到了許多效率很高的農業機械。對比之下使我痛心地感到：舊中國是太落後了，要想不受列強的欺侮，就必須努力發展科學技術，振興經濟，才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工作在法國坦克生產廠的中國鉚工
沒有派兵參加「一戰」的中國，正是憑藉十幾萬華工的血淚、勇敢、和辛勞，憑藉他們「出大力，流大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才為中國換得了一張巴黎和會的入場券。但國聯還是默許日本攫取了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最終激起「五四」運動，並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前行。
以上「華工」與一戰、與五四運動等諸多事件的聯繫與歷史意義，都是事後人們逐步意識到的。當時佔領周村的吳大洲們並沒有想到，就在他們剛剛下車的膠濟線，奔馳的列車正將從周村和其他地方招募的，成千上萬計的山東勞工，「每三五日即由周村開專車一次，運送青島,轉赴威海」，送往俄國、日本或者一戰的歐洲前線。
在一位名叫嚴振盛華工的口述中，他曾經提到，工人招聘到後，「我們本擬由濟乘車赴煙轉威，但傳說吳大洲率一個師(號稱萬人）佔據周村、濰縣一帶造反，膠濟鐵路火車中斷，不得已而改赴天津，從塘沽搭輪船到了煙臺」。而另一位名叫劉鴻儒的華工回憶說，「我和張文山、張金順、陳希階一塊去周村招工局報名，檢查了身體，領了證件。……家裡人送了又送，一直送到淄河（臨淄）車站。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上火車後，看到車廂裡全是年輕人，大多數是去歐洲的華工。」
從當時情況來看，華工嚴振盛們知道的只是部分情況。吳大洲等的行動，確實對膠濟線的運行造成了一定影響，《京津泰晤士報》5月7日（佔領第三天）的消息說：「黨人已佔據周村……郵政人員辦理膠濟路線各處之郵務，因此殊覺困難，但膠濟火車仍然開行，不過不賣小站之車票而已……星期六晨，乘津浦火車他去者極多，火車因以遲開三小時，其不及購票盤桓嘆息，於車站者尚有數百人」。或許在這些盤桓於車站不得出行的人中，就有轉車前往威海等地的華工。
而另外一部分情況是，自1914年一戰爆發後，日軍就與英軍聯合對德軍宣戰，並在膠州灣擊敗德軍，強佔了膠濟鐵路線。所以，「蓋最近路線之各街皆由日兵巡邏，以致附近之秩序，華兵不能過問」，而護國軍又與日軍暗通款曲，所以膠濟鐵路線的運輸功能是能正常進行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周村城被佔的四五天後，《申報》5月12日的報導是：「周村方面亦呈安謐之景象，惟車站有黃衣軍八九名，檢查行李，餘均無異於平時云云」。
在現今的史書記載中，同時發生在周村、同時發生於1916年5月的護國軍運動，與一戰山東華工之間，是沒有什麼聯繫與交集的。然而，站在「周村」「地方」的角度，站在某年月日周村火車站的這個站點，卻能看到這兩個大事件，以及這兩個大事件所代表的事件鏈的交匯。它所呈現的，正是一種尚未被後世史家所整理的混亂、喧囂與無意義的狀態。
自百多年前開埠後，周村迎來了它的快速發展期。因其地處山東腹心的緣故，它曾見證過部分山東、乃至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深刻變遷。儘管它所經歷所感受的種種畫面與聲音，已為後世教科書所遺忘。而周村火車站，作為膠濟線上的一個百年老站，恰是周村歷史的一個縮影。它如旁坐於歷史長河岸旁，一位作壁上觀的老人，持續觀察著這裡發生的種種變化，白髮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1904年，這裡駛來了隆隆的火車、德國人和四面八方的客人。
1914年，車站的德國人和德國站長被日本人、日本軍隊所取代。
1916年，護國運動和一戰華工在周村火車站相遇。
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一位團長率隊途經周村火車站，為火車站前日本旅館的間諜經理所發覺，遂向濟南的日軍通風報信。
1931年，「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梁漱溟，從周村火車站數次上下車，往返於鄒平「鄉村建設院」。
……
以上這些周村與周村火車站的編年史，或多或少都與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諸多宏大敘事，有著或近或遠地聯繫。只是地方史的只鱗片羽、吉光片影，很容易為「宏大敘事」在利用它的同時所遺忘。或許，我們只有通過反覆詢問在周村歷史上，諸如1904、1916等年份，與其他時期、其他歷史敘事的不同之處，才可揭示它的特別意義。正如經典推理小說中常說的：「每一個細微的結果，都必定有一個特定的原因，那可能就是真相。」
周村歷史上的1916，其不同在於，「華工-五四運動」與「倒袁-護國運動」這兩條事件鏈，在此處不期而遇，而後又按照各自運行的慣性，繼續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緩步前進。但除此之外，對周村而言，1916的不同更在於，它代表了周村的一個轉折點，表明了它為這次「不期而遇」，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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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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