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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建社會到了清朝，已是尾聲。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到了清朝，已經面臨絕境。雖然也有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試圖改革教育，終究是「強每之末」，已成不了氣候了。就教育機構來看，清朝與明朝沒有大的變化。清朝的學校分中央學校、地方學校和私學3大類。
中央學校包括國子監、宗學、旗等，地方學校包括社學、義學等，私學則包括村塾、門館、館等。就影響而言，私學在清朝教育體系中影響較大。書院在清初年間曾一度受抑制，到了雍正時期，書院被改辦成官立教育機構後，書院教育才又得以延續。
就教育形式來看，科舉制這種選拔人才的考試方式和八股文的一套行文規範，成了教育過程中的兩把思想鉗子，也成了維持清朝腐敗政權的工具。科舉制自隋煬帝設置進士科確立了考試選官制度以來，經唐代又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6科。
清朝政府為了籠絡知識分子，還規定料舉出身是知識分子獲得功名利祿的必要條件，而且科舉考試只以《四書》、《五經》為內容，以朱熹《四書集注》作為標準題解，答題形式也必須以八股文為準繩。八股文又稱時文、制義或舉業，是科舉考試中的規定文體。
每篇文章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組成，故稱八股文。文章題目一定要取自《四書》，論說內容要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準，形式呆板，言之無物，不許考生自由發揮其觀點和思想。所以說，八股文是束縛師生獨立思考、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文化工具，對教育是一種腐蝕劑。
考試自然是教育的一種導向。因此，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成為清朝各類學校欽定的教科書，廣大師生的思想都控制在理學的圖之中。清朝的教育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政權的腐朽無能已經暴露無遺。對此，封建統治者內部有一派人主張「自強新政」。這就是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所謂「新教育」運動。而這場新教育運動的主導思想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思想的主要闡述者是清朝大官吏張之洞。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創辦了一些洋務事業，如槍炮廠、鐵政局、洋學堂。
1907到1909年，他在清廷中央任職，主持全國教育事務。1903年，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對清朝末期的教育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中系統闡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中學為體」，是說封建的綱常名教、典章制度是社會的根本，不能變動。
「西學為用」，是指效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具體辦法，引用其工藝技術，作為固本之具。以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教育，就規定了內容的主次：學生應當首先從「經史子集」中學習「聖人之心，聖人之行」，然後再學一些西方語言、法制規章和科學技術知識。
張之洞把「西學」的科目定為：地理、財政、賦稅、武備、法律、工商(上述為「西政」)；算學、繪圖、礦冶、醫藥、聲光化電。所以，從總體上看，洋務運動的「新教育」仍然是為挽救危在旦夕的清朝政權，但在提倡「西學」方面，「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思想也起到了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實用之術的作用，在教育上也相應作了一些初步改革。洋務派在教育上的改革，一是辦新型學校，二是派留學生所謂新型學校，在當時，也就是外語學校、技術學校和軍出國學習，當時新開的外語學校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事學校州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
京師同文館先後開設了英、法、俄、德、日文館和算學館(學習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這些外語學校，無不打上了殖民地教育的烙印，教學水平也不高。工業技術學校比起外語學校來，當然要務實一些。著名的技術學校有福建船政學堂，上海機器學堂等。
軍事學校中以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著名。這些軍事學校都聘用外國教官，用外文授課，學習科目有外文、槍炮機械，科學技術，西洋戰術等。上述各類新型學校自然無法挽救即將垮掉的封建大廈，但對於催生中國新教育的萌芽，特別是在扶植柔弱的科技教育方面，仍起到一定的作用。
洋務派「新教育」運動的另一個內容是派遺留學生出國。第一個從中國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叫容閣，他於1854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容閃回國後於1868年向清朝政府建議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以後，曾國藩、李鴻章又於1872年上書朝廷，建議每年派30名幼童去美國留學。
從1872年到1875年，清廷每年派30名幼童以官費留學生名義去美國學習，4年總計派出120名10-16歲的少年兒童，學習軍政、船政、步操和製造。學生中包括後來成為著名工程師的詹天佑。這120人是我國第一批出國留學生。剛去時，學生們分散住在居民家中。
1874年，清政府在美國蓋了一座樓房，留學生才集中住宿。到1879年，清政府派翰林院編修吳子登做留學生的監督。這位腐儒不滿留學生的服裝、禮儀，不斷向清延進讒言，說什麼留學生「拋荒中學，背棄孔孟之道」，「縱能學成歸國，亦將有害於國」，要求將留學生從速引導回國。
於是，清政府於1881年下令全部留學生中斷學業回國。這120名留學生只有2人完成了大學學業，即畢業於那魯大學的詹天佑和歐陽底，多數人僅在中學就讀。但是，近10年的留美生活和學習畢竟對他們產生了較大影響。這批留美學生中的一部分後來在政府中的致治、外文、工礦、電信、教育以及軍事部門中任職，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到了1902年，清政府又派留學生赴美。從1902到1911年，留學生中有9人獲得博士學位，19人獲得碩士學位。其中學科學技術的很少，多數人學的是政治、財經、法律。
比起從1872年到1875年派造的那一百多人來說，20世紀初年派出的留學生在學業上的收穫要大得多。這也是歷史的必然。洋務運動中派遣的留學生當然是服從洋務派的總方針的，因而這種留學既帶有封建色彩，又打上了殖民地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