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西方社會主義思想開始通過日本傳入中國。初識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人，不約而同以中國古代井田制解讀社會主義。開此先河的是留日學生創辦的第一本雜誌《譯書彙編》。1901年1月28日出版的《譯書彙編》第二期，連載了留日學生翻譯的《近世政治史》第三章第一節「社會黨之由來」，其中有一段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文字，很典型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西國學者，憫貧富之不等，而為傭工者，往往受資本家之壓制，遂有倡均貧富制恆產之說者，謂之社會主義。社會雲者，蓋謂統籌全局，非為一人一家計也。中國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謂社會主義。這段文字要言不煩卻內涵豐富，不僅明確點出是「誰」提出了社會主義思想，而且闡明社會主義思想提出的原因是「為傭工者，受資本家之壓制」；不僅指明社會主義主張「均貧富、制恆產」，而且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統籌全局，非為一人一家計」。最值得玩味的是，文中直接把中國古代井田制等同於社會主義。
把中國農耕文明時代形成的一種早已不復存在的古老土地制度，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時代形成的社會主義學說之間畫上等號，《譯書彙編》中的這種解讀雖然開了先例，卻並非個例。20世紀初，以在日本接觸到社會主義學說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維新派人士為代表，幾乎異口同聲地把社會主義和中國古代井田制等同起來。孫中山明確指出：「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 雖然孫中山在這裡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均產主義」並不準確，但他顯然從社會主義想到了井田制，又以井田制解讀社會主義。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在以井田制解讀社會主義的同時，公開申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話語體系中，「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在當時只是中國人和日本人對「Socialism」的不同譯法而已，在內容上二者指稱的是同一個東西。同樣在日本接觸和了解社會主義思想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人士，雖然沒有把社會主義說成是民生主義，但同樣以井田制解讀社會主義。梁啓超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那麼，這裡就引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20世紀初，有著不同政治傾向、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的中國人，在接觸和了解社會主義思想之後，為什麼不約而同地把社會主義和井田制畫上等號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說一下井田制。漢語文獻中關於井田制的記載，見於《孟子·滕文公》。其文曰：「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據說井田制在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代」時期就已存在，而在西周時期盛行。我們知道，《詩經》裡面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就是說，西周時期，周天子是整個「國家」的代表，舉國的土地都歸周天子所有。因此，西周時期的土地制度是一種「國有」的性質，周天子「封土建候」，諸侯國土地上的百姓是不能擁有土地的，他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因此，井田制時代不存在土地的買賣，不存在土地的兼併，沒有「土豪」的存在，也就不存在地主對僱農的剝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土地的分配是「按戶授田、分配公平」，耕作時則要「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體現的是一種「先公後私」的精神。井田制的這種「土地國有」性質和「分配公平」原則，幾乎完美地契合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加之其在耕作方式上體現出的「先公後私、公私分明」與社會主義精神的契合，於是在早期了解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人心目中，井田製成為了天下為公、公平公正的象徵，其核心意涵，集中體現在一個「公」字上。加之井田制時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社會風尚，又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若合符節，給人以心嚮往之的美好想像。正是這樣一種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的價值理念契合，才使20世紀初了解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人，從一開始就把社會主義和井田制畫上了等號。
從思維慣性和文化心理來看，以本土文化中固有的觀念和事物去比擬外來文化蘊含的觀念和事物，大概是人們理解和接受新思想、新觀念的普遍傾向。因為讓人對一種新思想產生認同的最有效方式，大概就是使他們相信，這種觀念和事物是其自身文化中所固有的、是與他們自己的文化相吻合而不衝突的。這樣他們才易於藉助自己所熟悉的觀念或事物，去認識和接納某種新思想，並在思想感情上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早期接觸和了解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人，以井田制去解讀社會主義，大概就是這樣的思維習慣和文化心理使然。這樣的聯想和解讀，帶來的結果是中國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折射出的是中國人「天下為公」的文化情懷。這種文化情懷、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為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礎。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19年1月14日第3版
本期編輯：翟月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