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舉考試
每一個經歷過高考的學生，都有過與書海「鏖戰」的經歷，從小學到高中，學過的教材、做過的輔導書與試卷數不勝數，人人叫苦連天。但如果回頭看一看歷史，就會發現我們的前輩們都是這樣熬過來的，甚至比我們更慘。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列強直接勒令中國停止當年的科舉考試，這還不算慘的，由於當時的通訊技術還比較簡陋，即使清政府在庚子之亂後宣布推行科舉新政，大部分內陸士子直到考試前才知曉此事，根本來不及應對！但有一群人，消息比讀書人靈通，那就是科舉教材的出版書商。
一、知識版圖的巨大變革
1901年，部分省份在學子的強烈呼籲下恢復了因戰亂而停止的科考，但這一批考生不知道，他們迎來的這一場科舉考試，將會是傳統科舉的最後一場考試。因為就在同一年，清政府按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的科舉改制方案，對科舉再度進行了變革，新科舉不考八股文了，考試內容也不再局限於儒家經典。第一場考中國時政歷史，第二場考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第三場才考傳統的四書五經，而且第三場是最不重要的一場考試。
八股文
經過變革之後的科舉考試，很明顯是在向西學靠攏，即使依舊保留了對四書五經的考察，但也大大縮減了題量，並將其安排在最不被人重視的第三場中考。
對萬千學子而言，科舉改制並不僅是一項制度上的革新，更意味著他們將被迫放棄千年以來的知識傳統和學術思維，必須將自己的知識版圖「由東轉西」，在短時間內惡補大量的西學知識，以應對新科考。在以科舉取士為主要選官途徑的中國，這無疑代表著中國文化的一次巨大轉向。
桌子上擺著顯微鏡
但隨科舉改制而來的另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士子如何在短時間內學習西學知識呢？一本一本閱讀顯然不現實，更無法對考試內容做到有的放矢。這就意味著科舉「教材」也得應時而變，所以出版市場將會迎來一次重大變革。
北京琉璃廠書攤
二、熱鬧的購書市場
1901年，當科舉改制的消息傳到九省通衢的武昌時，士子朱峙三的私塾教師立刻讓他更換閱讀書目，在大批量閱讀西學書目的同時，也要加緊閱讀《古文觀止》。因為科考改變的不僅是西學內容，還有考試形式，策論取代了八股，這種極具有思辨性的考察，使得考生必須將西學與中學相結合才行。
清末私塾，塾師指導學生讀書
朱峙三因身處消息靈通之地，加之有老師的指導，應對新科考還能從容一些，但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說，科舉的驟變讓他們手足無措，正是這種手足無措為出版商帶來了一撥巨大的商機。出版商對政治的嗅覺敏感度，遠比讀書人高，他們秉承著「考什麼便賣什麼」的原則，第一場考察中國歷史與時政，他們便賣《九通》、《資治通鑑》、《二十四史》等歷史類書籍，第二場考新增加的西學知識，他們就將各種西學書籍進行重新編排，取其核心內容製作成冊，加之以大量的西學報紙一塊售賣，一時間竟出現「洛陽紙貴」的現象。
問題是，讀書人不是不知道要買新書，而是根本買不到新書，買書難、讀書難，成為士子群體的一大問題。
晚清時期的物理課本，學習西學知識
那如果實在買不到書怎麼辦呢？還有另一條途徑，就是購買流行報刊，因為報刊所登知識新聞，都是當代流行且關注度高的問題，而且報紙當中的「新聞體」，本身就與新增加的策論文體有很高的相似度，像《時務報》等由名家主筆的報紙，便成為士子們爭相購買並模仿的對象。
按照時人的說法：「所謂事務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為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應試者以報紙為兔園冊子，而服（復）習不外乎是。」由此可見，新科舉推行後，命題人都會從報刊當中選取西學熱點，考生複習也是看報紙。1901年重開科舉之後，甚至出現過考生全文照抄報紙的現象，可見報刊已經成為學子們的備考書目。
晚清《時務報》
三、科舉改制與社會變革
每當科考之前，學子們便會聚集到省城或京城，這正是書商賺錢的絕佳時機。他們一般會在考試歇腳地附近搭建一個「書市」。在科考之前，他們還會大規模出版「考前衝刺卷」，即將大量的西學書目、報刊時文、策論文章編排在一起，幫助學生「考前突擊」。
新書的多少是衡量書商是否賺錢的主要標準。有人曾對江南科舉貢院周邊的書市與書店進行過細緻觀察，他說：「書坊數十戶，過問者雖頗不少，而各家新書皆缺，故無大宗生意。」這種「慘澹」的情況，直到書商購入新書之後才有所改觀。
江南貢院
自晚清以來，考生進入考場時是可以攜帶書籍的，考試範圍也是固定的，考來考去都是儒家那些經典書目，可以說考生與考官對考試有共同的經驗。但科舉改制之後，有些地方的考官在考前會從書商那裡購買大量「新書」，作為考生進入考場之後的參考書目。但即便是這樣，還是有不少考生與主考官在考場裡「大眼瞪小眼」，對新科舉茫然無措，連主考官都不知道如何下筆，考生又怎會知道呢？甚至在考場上還鬧出過笑話，有考官不知道西方哲學家培根，而將其名在試卷上改為「貝根」。
弗朗西斯·培根
新科舉帶來的不僅是思想上的巨大變革，還影響到社會公平。許多士人因為買不起或買不到新書而喪失科考資格，或在考場上茫然無措，而這顯然是不符合科舉公平取士的標準的。
與科舉改制並立而行的另一項新政舉措，就是興學堂。在學堂內不分貴賤貧富的新式學習方法，是很符合中國文化傳統「公正」這一理念的，這也昭示著學堂可能會成為比科考更加公正的選擇。
1905年，湖南官立瓷業學堂
文史君說
科舉改制的出現不但改變了讀書人的思想圖景，也改變了書商們的經營布局，他們嗅到商機後，立即出版大量的新書以供學生閱讀。新科考不單單是考試形式的變化，在科舉取士的傳統社會，科考形式的改變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很多考生因貧窮或因家鄉偏僻而沒有機會購買新書，致使科舉背後的貧富、地區差異進一步拉大，違背了科舉公正的初衷，也催生了相對公平的學堂制度的產生。可以說這是科舉制最後的光輝，1905年，科舉制即被廢除。
參考文獻
田濤：《清季科舉變動的知識效應》，《晉陽學刊》2008年第4期。
曹南屏：《「考試不足得人才」：清末科舉改制與出版市場的互動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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