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朱光潛在巴黎。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2017年是一代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誕辰120周年。他與同為北大美學教授的宗白華先生，同年出生、同年故去，且都誕生在安徽。為緬懷兩位先生在融通中西學術，建構中國現代美學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振興21世紀中國美學和文藝學研究，由北京大學、安徽大學、中華美學學會聯合主辦的「朱光潛、宗白華與二十一世紀中華美學——紀念朱光潛、宗白華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0月底在安徽合肥舉行。
朱光潛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成果，對20世紀中國美學及諸多人文學科研究都曾產生重要影響。對於朱光潛的研究，不僅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綿延不絕，波瀾起伏，而且在連續數年的「美學大辯論」中，還成為全國學術批評關注的焦點。與以往的朱光潛研究不同，本文並非對朱光潛某一或某些美學觀點的介紹探討，也並非對朱光潛學術著作或人生旅程的描述考索，而是從一個新的視角，對朱光潛做學問的整體氣象和特色格調進行勾勒展示。期望朱光潛先生為學的風雅異韻及其背後蘊含的精神追求，對我們認真改進學風，提升新時代中國學術發展品質，有所啟示和助益。
學人小傳
朱光潛，字孟實，189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縣，1922年香港大學教育系畢業，獲學士學位，1925年起先後就讀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斯特拉斯堡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務長兼外語系主任、北京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商務印書館《文學雜誌》主編。新中國成立後，朱光潛一直是北京大學教授，歷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華美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朱光潛是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和翻譯家。他的《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談美》《美學批判論文集》《西方美學史》《美學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筆優美暢達、見解獨到精闢而蜚聲於海內外，為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發展做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他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和俄語，翻譯了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萊辛《拉奧孔》、愛克曼《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美學》、維科《新科學》等大量西方美學名著，為中國學術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寶貴的思想財富。朱光潛於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縱覽中國近百年學術人物，朱光潛作為一代美學大師，其學術和人生在不少方面都是一個卓異的存在，呈現出與同時代學者頗為不同的風雅異韻，堪稱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一道亮麗風景。
通俗易懂與淵博精深
朱光潛一生著述宏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3年出版的《朱光潛全集》皇皇20卷，700餘萬字。中華書局正在陸續推出的《朱光潛全集（新編增訂本）》，新增佚文近百篇，多達30卷，總字數約1000萬字。
避開眾多高質量的翻譯作品不談，朱光潛的撰述若從表達方式和閱讀難易上分，大體可劃為研究型和通俗型兩類，即既有許多嚴謹紮實、膾炙人口的學術專著，也有大量通俗易懂、有口皆碑的普及讀物。前者如《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詩論》《克羅齊哲學述評》《美學批評論文集》《西方美學史》《美學拾穗集》等，後者如《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我與文學及其他》《談文學》《談修養》《談美書簡》等。如果說，前者學術專著以開拓性、厚重感著稱，那麼，後者普及讀物則以知識性、可讀性見長；如果說前者以材料翔實、論證細密為特色，那麼後者則更多呈現娓娓道來、親切有味的風貌。
近現代以來的著名學人，當然不乏重視和寫作通俗讀物者，如顧頡剛作《國史講話》、艾思奇作《大眾哲學》、朱自清作《經典常談》、李四光作《中國地勢變遷小史》等，均堪稱「大家寫小書」的翹楚。朱光潛與他們不同之處在於：上述學者寫通俗讀物多半偶一為之，而先生卻縱貫一生。從1929年開明書店出版《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到198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談美書簡》，他畢生撰寫的第一部和最後一部著作（翻譯作品除外），都是典型的通俗讀物。對此，朱光潛自己毫不諱言，他在晚年所著「自傳」裡說：「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為青年寫的。」
朱光潛的通俗著述如《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等，出版已近90年，不僅是民國時期的暢銷書，也是今天的常銷書，曾扣動許多人的心弦。法國文學專家羅大岡當年就為其「廣博的知識、明淨高潔的文風」深深吸引，驚呼「我碰到真正的老師了！」他說朱先生的讀物「給我印象那樣深刻，以致決定一輩子的愛好和工作方向」。著名學者舒蕪直到晚年都「很寶重它（指《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常常翻讀」，認為「現在重看還會覺得是上乘的散文佳作」。1994年,我在英國做訪問學者，遇到幾位來自臺灣的碩士研究生，聽說我追蹤朱光潛當年留學英國的足跡並搜集相關研究資料，竟異口同聲說讀過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可見好書如夜空中的北鬥，即便在異地他鄉，也會雲燦星輝。
朱光潛通俗讀物的魅力從何而來？切實的話題、豐厚的學識、透徹的說理、親切而優美的文風，應是其大獲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通俗讀物所談論的議題，並非僅從書本中來、從已有概念中來，而是從生活中來、從青年所關心或所困惑的問題中來。他以深厚的國學修養和廣博的西學知識為基礎，以循循善誘、娓娓動聽的解說為嚮導，帶你走入如何讀書、如何作文、如何參與社會、如何面對困難、如何欣賞美和藝術、如何成就精彩人生等淺近而又幽深的堂奧，字裡行間無不透逸著「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神採。
朱先生不同時期寫給青年讀者的書，當然有寸長尺短之別，但總體看都相當精彩，與其說是通俗讀物，不如說是說理散文。通俗讀物與說理散文無疑有許多交叉重疊，但也有一定的楚河漢界。如果說，通俗讀物主要著眼於對某一領域知識的簡明介紹，或是對社會人生道理的一般講述；那麼，說理散文則在傳授知識或道理的同時，更注重將作者個人對生活的體驗、情感和思想，以優美暢達的文字表達出來。朱光潛曾反覆說：「我所要說的話，都是由體驗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後想到（think）的。換句話說，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產生出來的，我的思想是從心出發而後再經過腦加以整理的。」這就是說，他的通俗讀物並非只是知識的羅列、材料的堆積和常理的敘述，而是注入了自己諸多切身的感受和獨到的體悟，加上其文筆有行雲流水般隨物賦形的本領，因而在給人許多人生啟迪和感動的同時，還給人帶來欣賞美文悅心明智的享受。
考察近現代學者和作家，尚沒有一位像朱光潛這樣，既在學術研究領域深耕細作，碩果纍纍，又在通俗讀物領域辛勤勞作，成就斐然。他的通俗讀物遠離簡單應時和淺薄粗陋，並非學術專著以外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具有很高獨立存在的價值——對他自己而言，是其學術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堪稱熠熠生輝的亮點；而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來說，則是產生廣泛影響的佳作，可謂不可多得的珍品。他的學術研究和通俗寫作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繫；既各自為政，又互為補充。兩者彼此影響，取長補短，不僅使高頭講章的學術專著呈現明晰好讀的散文風貌，而且使面向青年的普及讀物彰顯言簡意深的學術勝境。季羨林先生評價說：「他對中外文學都有精湛的研究，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他的文筆又流利暢達，這也是學者中少有的。」淵博精深與通俗易懂，似乎彼此對立相互矛盾，然而在朱光潛身上卻得到完美統一。
朱光潛在20世紀40年代曾這樣總結自己寫文章的特點：「我的寫作風格一直到現在還是在清醒流暢上做功夫，想做到『深入淺出』四個字。」我以為，做學問和寫論文之妙，即在於深入淺出。只有入之深，才能做到成竹在胸、爛熟於心，入之不深，則難免生吞活剝、捉襟見肘；只有入之深並出之淺，才能做到舉重若輕、言簡意賅，而出之不淺，則難免艱深晦澀，讓人望而生畏。莊子曾描述庖丁解牛、輪扁斫輪等技術純熟、工多成藝的故事，做學問能真正做到深入淺出，其境界庶幾可近似之。
開路先鋒與穩坐中軍
朱光潛做學問起步早，起點高。1921年，他24歲，還是香港大學教育系二年級大學生，就在當時全國標誌性刊物《東方雜誌》上發表論文處女作《弗洛伊德隱意識與心理分析》；同年，他還在很有影響的期刊《改造》上推出《行為派Behaviourism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一時頗受關注，可謂一鳴驚人。此後，他一發而不可收，直至1986年仙逝，近千萬字文質俱佳的論文、專著和譯作等，如傾瀉而下的瀑布，源源不斷地流入現代學術文化的深潭大澤，在美學、心理學、文藝學、比較文學、教育學等諸多領域激起飛濺浪花，蕩漾天光雲影，為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畫卷增添新的七寶樓臺，開拓了學術文化的新境界。
青年朱光潛跨入學界，並非僅從某一學科謹慎試步，單線作戰，而是一開始就多路進發，多點突破，顯示出強大的學術爆發力。
在心理學領域，除上面提及的研究弗洛伊德和行為派的文章外，他還發表《完形派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東方雜誌》第23卷第14號，1923年7月）等系列論文，出版《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店，1930）、《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1933）兩部專著。高覺敷先生早年曾評價說：「孟實先生雖算文學和心理學間的『跨黨』分子，然而他在心理學上對國人的貢獻，實超過於一般『象煞有介事』的專門家之上。譬如我們現在都知道弗洛伊德，但是介紹弗洛伊德學說的，算是他第一個。我們現在已習聞『行為主義』，但是介紹行為主義的，也是他第一個。我們現在已屢有人談起考夫卡和苛勒，但是評述完形派心理學的，又是他第一個。」高覺敷先生堪稱心理學泰鬥，這裡所說的三個「第一」，足以表明朱光潛在我國心理學發展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
在美學、文藝學領域，朱光潛更是出手不凡。1924年面世的第一篇美學論文《無言之美》，對中國傳統審美趣味的含蓄特徵發微抉隱，鉤深致遠，曾讓朱自清、夏丏尊等嘖嘖讚嘆。1927年，他在《東方雜誌》上連載以《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為題的三篇論文，分別系統評述法國聖伯夫（Sainte Beuve）、英國阿諾德（Matthew Arnold）、義大利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批評理論和美學思想，為我國學術界首次掀開歐洲美學和文藝批評代表人物的面紗。隨後，他不僅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悲劇心理學》（1935年），還在上海開明書店推出《談美》（1932年）、《文藝心理學》（1936年）兩部專著。向培良當年即評價說：在我國學者所著美學和文藝學著作中，「能以卓特見解，自成一家之言的，要不能不自朱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始。」張景澄更是指出：「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若以中國作品作為針對的鵠的，在國內尚無其人，這本《文藝心理學》可說是陰天裡掀開一片藍天了。」朱光潛著述對中國現代美學的拓荒作用，由此類評價可見一斑。
在比較文學領域，朱光潛1926年發表的《中國文學之未開闢的領土》（《東方雜誌》第23卷第11號），揭示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從源頭到流變的不同特徵，並對其差異及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還以《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申報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申報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2期，1935年10月）等系列論文，對中西文學的異同特點做了廣泛而深入的考察，並對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問題提出許多精闢見解。1943年，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的他最富「獨到見解」的專著《詩論》，既用西方詩論來解讀中國古典詩歌，又用我國詩話及創作實踐來闡釋西方詩論，在中西比較互釋中提出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論說，被著名學者張世祿譽為是接受外來影響「近於消化地步」的「驚世之作」。我國首部《中國比較文學年鑑》稱朱先生為「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開拓者」，絕非言過其實。
在教育學領域，朱光潛20世紀20年代曾發表許多有思想、有鋒芒的論文，如1922年3月30—31日在《時事新報》上連載的《怎樣改造學術界？》，針對當時思想文化教育界存在的種種弊端，提出精神改造、環境改造、人才培養等諸多措施和辦法，表現出少有的改造教育和社會的睿識與激情。緊隨其後發表的《智力測驗法的標準》（載《教育雜誌》第14卷第5號，1922年5月）、《在「道爾頓制」中怎樣應用設計教學法》（《教育雜誌》第14卷第12號，1922年12月）等等，借鑑西方教育的成果及理念，為中國教育發展吹進新鮮空氣。
以上描述，僅是對朱光潛早年闖蕩學界矯健身影的簡略勾勒。從這匆匆掠影中已可領略，青年朱光潛在學術疆場上躍馬揚鞭、縱橫馳騁的氣概，攻城略地、勇猛精進的成就。然而，他為學有銳意進取、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也有腳踏實地、嚴謹細緻的作風。通覽他的著述，尤其是他畢生專注的美學研究，不論是專著還是論文，從選題到觀點、從材料到論證，或介紹西方學說，或闡述一家之言，均可見出別具之慧眼和獨到之匠心，而其所引證材料，要麼直接譯自西方原著、要麼發掘於中國典籍，絕難窺見與別人相似或雷同之處。他的學術生涯，橫跨大半個世紀，伴隨時代波濤的翻滾和激蕩，其研究重點和學術思想也有所遷移和更新。但不論社會思潮如何變幻，他多能立足於學術前沿，悉心研究，坦率發聲，鋪路架橋，嘉惠學人；他的研究成果，多發人之所未發，常處學術先鋒，卻從未流於偏激，實事求是，表率群倫，其披荊斬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同輩學人中罕有可與比肩者。
一般說來，開路先鋒多探索摸進之功、衝鋒突破之力，而穩坐中軍的將帥則長於運籌帷幄，專於排兵布陣。朱光潛博採西方美學之花，嫁接中國傳統之木，不斷開闢新論題、提出新觀點，其開路先鋒作用顯而易見。然而，他從不以先鋒自詡，更不以北大名師和學術名家的身份招徒聚眾，搖旗吶喊，頗有龔自珍所說「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的風儀。不過，朱光潛不立門戶、不拉山頭，卻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沾溉學林、澤被眾生。讀中國現代美學史，朱光潛既是開疆拓土的勇士，又是深孚眾望的將軍；開路先鋒與穩坐中軍的形象，在他身上赫然並立又融為一體。
人生跌宕與進退有常
朱光潛先生的一生，在時代渦流的挾裹下，載沉載浮，屢經坎坷。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具有深厚學養和堅韌定力的大學者，先生面對時代巨變，調整心態，積極應對。他一面洗心革面，多次公開檢討，真誠反省自己的過去，以丟掉包袱，跟上時代前進步伐；一面積極投身新中國的建設和實踐，除在北大帶兩個班的翻譯課以外，還於1951年初參加北京院校教師西北土地改革參觀團，赴陝西省長安縣東大村直接參加土改運動。他將觀感及發現的問題，分別寫成《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從土改中我明白了階級立場》等文章。中央統戰部把朱光潛及參觀團部分教授所寫材料上報黨中央，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批示。
朱光潛的真誠改過和積極作為，贏得毛主席的讚賞，自然得到組織的肯定和接納。1956年5月，朱光潛在北大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作為民盟界別的代表，於1957年2月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不過，在那極「左」思潮甚囂塵上的年代，他的美學思想則被定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因而對他的批判格外嚴厲，不僅規模大，而且時間長——這就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赫赫有名的持續六年之久的美學大辯論。
美學大辯論的揭幕文章，就是朱光潛自我批判長文《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載《文藝報》1956年6月第12期）。在該文裡，他否定了自己民國時期的豐碩學術成果。不過，他對涉及到核心學術的觀點卻堅守立場，並不輕易後退和讓步。他明確說——
「關於美的問題，我看到從前人的在心在物的兩派答案，以及克羅齊把美和直覺、表現、藝術都等同起來，在邏輯上都各有些困難，於是又玩弄調和折中的老把戲，給了這樣的答案：『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係上面。』如果話到此為止，我至今對美還是這樣想，還是認為要解決美的問題，必須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美學大辯論中有近百位學者直接參與論戰，全國各主要報刊發表了近三百篇論辯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劍指朱光潛。
面對來自各方的批判，朱光潛堅持在學術上雖有補苴罅漏，卻決不低三下四，而是「有來必往，無批不辯」。他以大無畏的學術勇氣秉筆直書，推出《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見物不見人」的美學》《生產勞動與人對世界的藝術掌握》等十數篇宏論，指出參加美學論辯者，雖然主觀意圖上都想運用馬克思主義，可思想方法上卻犯有嚴重的形上學和教條主義毛病。
朱光潛曾幽默地稱自己是美學大辯論中的「眾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馬瞄準射擊的「靶子」。實際上，他是一個用特種防彈材料製成的「靶子」，實在不容易擊倒或打穿，而許多唇槍舌劍批判他的人，卻在對這個「靶子」反覆追蹤打擊中，提升了自己的學術水準和名聲。這一點，當年多次詰難和批判朱光潛的「論敵」、西北師範大學教授洪毅然深有體會。他說：「（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原本起自對其過去美學思想之『批判』的那場全國性美學大討論，終因其『筆戰群儒』，結果反而恰恰成為、實際正是他在客觀上起著帶動大家不斷前進之作用，從而大大促進了美學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發展。」
翻檢20世紀中國學術史，沒有任何一位學人能夠像朱光潛這樣，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圍攻討伐，不是忍氣吞聲，而是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即便孤軍奮戰，也頑強拼搏，捍衛自己的學術尊嚴與品格，即他所說的「不隱瞞或迴避我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地接納我認為並不正確的批判」。
朱光潛先生作為年過半百跨入新社會的舊知識分子，人生大落大起，學術毀譽交加。他的出類拔萃之處，在於身處困境而不失未來信念，仍堅信學術力量。他為學不斷尋求，注重吸收，在處理政治與學術等種種繁難問題上，有變化更新，也有執著定見；願意修正錯誤，亦敢于堅持真理。而在這執著與變化、定見與更新、修正與堅持之間，既有「識時務」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保護；也有「不識時務」的固執己見和學術堅守，其進退出處，取捨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彰顯了一代美學大師的睿智人生和學術風範。（錢念孫）
錢念孫，1979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安徽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出版著作26部，曾5次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3次獲「中國圖書獎」、2次獲「全國優秀暢銷書獎」。有關朱光潛研究的專著有《朱光潛與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藝術真諦的發掘和闡釋》（海天出版社，2001）、《朱光潛：出世的精神與入世的事業》（文津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