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人民食物主權網絡以「生態農業與合作經濟」為主題的2016年度會議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重點關注多重危機疊加的中國農村現狀，這些危機包括農業的化學化和資本化、小農戶的不斷邊緣化等等。人民食物主權網絡邀請到數位國內外生態農業專家和生態農業及農村合作組織的實踐者與會，希望藉此機會為市場經濟作用下的農村困境發聲，從討論糧食安全、生態農業和合作經濟方面的議題入手，探求新經濟環境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對農業合作模式的探索反映了與這一時代物質豐盈的現狀相矛盾的兩大危機，即生產者的危機和消費者的危機。農業資本化下的農民在跨國公司面前處於被動地位，消費者的食品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農業合作組織的實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為的是實現生產和消費環節的動態平衡，保障農民和城市消費者的權益。
與早期社會主義意義上的農業合作社不同，當今在全球各地興起的農業生產-消費合作組織不再只是為了保生產的農村互助組織，它的內涵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發生了改變。首先，儘管仍著眼於農村，但催生很多農業合作組織的動因是農業的化學化、資本化與市場化，因此這些誕生於「城鄉二元結構」預設下的組織通常有拉近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距離、建立另類信譽體制和流通渠道的訴求。其次，這些組織還和環保主義者的訴求相呼應，如保護土地資源、推廣有機食材和健康生活方式都是他們的共識。正因如此，現代農業合作運動和環保運動一樣，是一種社會實踐。在社會實踐的光譜中，不同組織會依照各自的主張對立場和坐標進行微調，這其間包括反轉基因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相勾連的抵抗跨國農企的運動等等。在重視農業傳統的東亞地區，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中國臺灣地區，抑或日本，都存在形式各異、行動目的不一的農業合作實踐。臺灣地區和日本的實踐歷時較久，延續性高，它們已有成熟的經驗和技術，以及不可或缺的社會認可度。大陸地區的農業合作組織尚未形成日臻完善的新傳統，倒更像續接了共和國早期農村互助的舊傳統，在職能轉型上還有諸多需要克服的地方。
主婦聯盟：從改變消費到改變生產臺灣主婦聯盟因其開拓者為城市中有環保覺悟的女性而得名，該組織提倡守護環境、支持本土、以農為友。不同於大多數農業合作社組織，主婦聯盟以團結城市消費者為出發點，以共同購買的辦法鼓勵社員直接向合作農戶購買農產品，目前與主婦聯盟合作的菜農和果農共計一百五十餘家。主婦聯盟成立之初，只有一百多戶家庭參與共同購買活動，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現已聚集五萬多名購買社員，全部社員共近七萬名。
主婦聯盟的成功在於從改變消費觀念開始，進而影響農產品生產，而不是像大多數農業合作社組織那樣先從生產環節入手，再把農產品推銷給事先不知情的消費者。也就是說，先改變消費觀念，創造消費需求，再把有機肥推薦給農戶，讓生產者參與進來。主婦聯盟的購買社員出於對食材標準和組織自我管理的認可，當農戶面臨困難和受到質疑時，信任農戶的購買社員會選擇站在生產者一方，構成相互扶持的局面。
主婦聯盟實質上拉近了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去除中間環節後，組織管理者、消費者和生產者在小範圍內商討和自治。管理者搭建農業社群結構，向消費者宣傳消費理念，並將這些理念傳達給生產者，同時輔以技術專員支持，與農民溝通田間作業的可行性。這樣一來，主婦聯盟就成為一個接口（hub），為消費者和生產者、以及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提供了物質和非物質的共享資源，更重要的是一個圍繞生態理念的生產-消費共同體成形了。
四葉草聯盟：共同購買與政治參與四葉草聯盟是日本關西地區的一個農業合作組織，全稱為「關西四葉草合作聯盟」。和上文提到的主婦聯盟一樣，四葉草聯盟也鼓勵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合作，日本稱之為「提攜」，即消費者與生產者相互扶持、互惠互利、風險共擔。較為不同的是，四葉草聯盟發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共同購買運動，主婦聯盟則是臺灣地區實踐者對日本經驗的借鑑。也正因如此，四葉草聯盟與同一時期中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有著或多或少的淵源。
四葉草聯盟最早的發起人來自日本共產黨，他們熱衷於理論作用實踐，而當時日本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勢就是亟待靠實踐來解決的問題。由於當時的關西缺乏安全的牛奶，這批共產黨人便發起了共同購買安全的「四葉草牛奶」的行動。到了七十年代，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這些人來到中國，對當時的「五·七幹校」產生了深刻的印象。而後，他們在大阪建立了能勢農場，吸引勞工和學生去那兒勞動。
這些勞工和學生最終成為四葉草聯盟的第二代管理者。八九十年代後，新一代管理者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對掠奪式的生產與發展的反思，以及人與人之間疏離和不信任的反思。隨後，四葉草聯盟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係，並認為尊重自然規律是食品生產和加工的基本原則，保障食品安全最基本的條件。
為了擴大影響範圍，現在的四葉草聯盟包攬了生產、消費和物流三個環節，不但創造了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還使那些厭倦城市生活、志在進行農業建設的年輕人回流鄉下，對復甦關西地區農村生態有不小的幫助。此外，由於創辦人來自日本共產黨，因此四葉草聯盟天生帶有現實政治的基因。比其他民間組織更進一步的是，四葉草聯盟支持成員參與政治，利用議員選舉的途徑在議會取得政策制定上的話語權。
蒲韓社區：大陸農業合作新嘗試蒲韓社區是山西省永濟市的農業合作組織，據悉它已覆蓋兩個鄉鎮43個自然村、28個聯合社的3865戶農戶和8萬畝土地，對接了8100個永濟市和運城市的消費家庭。和主婦聯盟、四葉草聯盟的任務類似，蒲韓社區的一大服務內容是農產品的統一銷售。社區向農戶統一收購經轉化的土壤產出的有機農產品，再統一賣給消費者。除此之外，蒲韓社區還為社員提供其他服務，例如農資統購、農業技術培訓、日用品統購、不倒翁互助養老等等。
大陸農業合作社傳統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性質是自上而下推動成立的保障生產、團結並教育農民的互助型組織。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合作社、互助組為農村建設積累了人力和財力。蒲韓社區的組織形式試圖重建集體生活圖景，正如他們所探尋的問題「如何讓中國農民組織起來」，該組織是團結與教育農民的「民間合作社」。在談到因何而起時，蒲韓社區也求諸於「反農業化學化、資本化，抑制農民老齡化，發展生態農業」等理念以樹立其合法性。
和其他許多案例相比，蒲韓社區的成功得力於經濟建設與社區生活同時進行的策略。在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過程中，不乏為個人或小集體的利益參與合作的情況，儘管他們能在短時間內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但總體的抗風險能力不強，組織也很容易因為市場波動而造成社員流失，經不起折騰就會在一兩次挫折後一蹶不振，甚至分崩瓦解。蒲韓社區不僅重視農村經濟建設——以稍稍高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農作物，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統一購買日用品，更注重創造新的社區組織和社區生活，社區建設者的大量精力投入到關涉生活方方面面的服務中，避免了「一條腿走路」的狀況，進而增加了抗風險的能力和組織的凝聚力。
創始人鄭冰曾是村裡小學的代課教師，1998年她憑一腔熱血在丈夫經營的農資店的基礎上搞起了農民技術培訓。可以說無論從技術還是觀念上，包括管理者在內的蒲韓社區農民都在做「自我啟蒙」。抱著把鄉裡鄉鄰團結起來一起做事的心態，社區自己摸索出一套適合地方發展的管理經驗。例如，社區為社員提供貸款等金融服務，同時限制家庭參股上限為30畝地，這樣就保證了一家或幾家獨大的局面。
儘管蒲韓社區一定程度上復刻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主義精神，但它不再停留在基本物質的相互幫扶層面。首先，在制定服務規則時，形成儒家教條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觀念並行的局面。地方或傳統倫理被引入進來，增加了處理妯娌矛盾、夫妻關係、「不倒翁養老服務」等服務。就社區養老服務而言，每戶只需為每位老人繳納每月200元費用，社區就能自負盈虧地為其養老，每日供兩餐，還可以參與文娛活動。這樣不僅解決了養老問題，也把已經舉家搬遷的閒置房屋利用起來。
其次，儘管蒲韓社區的核心管理者普遍缺乏高等教育，例如擔任督查和監事長的王變娥只有初中文憑，但他們對處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自有一套。在做土壤轉化和農業技術培訓時，蒲韓社區邀請農業大學或農業局土地站的老師對農戶進行指導。而在另一端，社區傾向於反向指導城市消費者，通過派遣工作人員的方式進入消費者廚房，查看他們的飲食和消費習慣是否有健康取向，以決定是否向其賣農產品。臺灣主婦聯盟經驗是通過組織消費者來引導和組織生產者，而蒲韓社區是作為通過生產端延伸到組織和引導消費。蒲韓社區這一做法反轉了商業社會「消費者是上帝」的觀念，也反轉了總是城市引導農村的局面。
蒲韓社區的歷史短於主婦聯盟，更短於四葉草聯盟，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不再困囿於淺層面的「生產—採購—消費」結構，流於機會主義或地方主義。否則，農村合作組織對城市消費者的影響將微乎其微，在人口眾多、駁雜的中國大陸更是如此。對於更多試圖發展農業合作組織的人來說，這一點同樣重要，因為只有在觀念上重新定位農村和城市的互動關係，進一步的認同、合作乃至構築共同體才有可能，既不需對社會主義遺產抱殘守缺，也不應在當下去還原想像中的鄉土社會，改良「鄉土主義」才能讓更多年輕人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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