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高校在擺脫蘇聯式理工科優先、組織化學術優先、服務國家優先的教育管理傳統方面尚不徹底，更不充分。比較香港高校，大陸頂尖高校最大的短板是教育管理體制，即教育行政化問題。
■田飛龍
通識教育改革是近年來國內高等教育界的一大熱點。儘管香港高校的通識教育開始較晚，但比內地稍早，也頗具特色。比較二者，我們也許可以得到某些改革上的啟示。
香港大學是從1995年才正式開始建立大學層面的通識教育委員會（決策機構）和通識教育部（執行機構）的。但從目前香港通識教育的發展來看，逐步形成了香港大學的「全才教育」模式、香港中文大學的「均衡教育」模式和嶺南大學的「博雅教育」模式，側重自然科學類現代知識和人文倫理類道德知識的傳播及其人格養成。
香港通識教育的最大問題在於：第一，以課程板塊為主，以「通選課」模式開展，而不是以「經典閱讀」為主；第二，缺乏嚴格的「公民教育」，而是一種適應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普適價值的超國家的「人權教育」，這與香港社會在歷史教育上的「近代史空白」以及在政治上對「國民教育科」 的抵制密切相關。前幾年，本屬正常現代國家之正常教育成分的「國民教育科」被政治反對力量人為地建構成「國教運動」。這些缺失對於拉升近來的央港政治與文化衝突有很大影響。
內地通識教育的興起與民族文化復興和大國崛起中的主體意識形成有關，也與對蘇聯式專業教育的積極反思有關。內地通識教育在精神氣質上是文明復興論和人格再造，在技術操作上是對美國哈佛模式（課程板塊論）和芝加哥模式（經典研讀論）的不同借鑑與改造，中國傳統的「書院」因素也有一定體現，其中甘陽的博雅學院實驗班和北航的高研院實驗班大體堅持了「經典研讀」和「小班化」的路徑。其他學校，比如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則有著「課程板塊論」的顯著痕跡。至於何者為優，尚需時間與實踐檢驗。比較而言，香港高校在通識教育的管理模式、課程設計、培養目標上有著一整套經驗和方法，內地可以加以適當研究和借鑑。
我第一次來香港，對香港高校的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治校與學術個人主義的完美結合。一方面教授群體在學校和學院治理中具有主導地位，另一方面行政領導是高度職業化的，行政不幹預學術，也不參與學術組織，甚至「院長」之類的職位也沒什麼吸引力。教授們寧願「無官一身輕」，從容進行自身的學術與社會活動，我稱之為「學術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保障了學者人格的完整和學術過程的絕對自由。若國內高校去行政化得當，教授和學術在高校中獲得主導地位，則其創造的潛能不可限量。由此觀之，國內高校在擺脫前蘇聯式理工科優先、組織化學術優先、服務國家優先的教育管理傳統方面尚不徹底，更不充分，國家在政治上尚無法有效地理解學術自治與自由系統對於現代國家創造力與競爭力的更高層次意義。
比較香港高校，我覺得大陸頂尖高校最大的短板是教育管理體制，即教育行政化問題。這個老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些高校不缺乏一流的學生和師資，但缺乏真正符合高等教育屬性和運行規律的管理體制。教育行政化表現在諸多方面：第一，教授治校原則難以得到制度化落實，高校管理「疊床架屋」，政治、行政、學術諸多要素混雜無序；第二，課題控制機制與職稱評定行政化，導致教師群體處於政治上的「消極配合」狀態和學術上的「短線功利」狀態，無法展現完整的人格和精湛的學術，不僅直接影響了中國學術整體的創造力和國際影響力，而且嚴重影響了對學生的培養質量；第三，與高等教育無實質關聯的組織性活動和公共課，造成教育資源極大浪費和學生時間極大擠佔，這一空間應嚴格改造為真正的通識教育空間；第四，學會體制的行政化與學術評價的數位化，重學術數量和人際關係學，輕學術質量和正常學術傳統，學風被官風汙染。解決以上問題，也是「錢學森之問」在這一層面上的部分解答。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講師、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中國科學報》 (2014-09-18 第7版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