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中國文明是一個歷史地形成的複合文明體，而各類歷史與古典文獻是記錄這個複合文明體本身的重要載體。在人類學界，以歷史或口述資料為基礎來研究具體「歷史觀」的方式，通常被歸類為歷史人類學，而對古典文獻的解讀，學界一般認為是古典學者的工作。故而通過古典文獻來進行研究，對於當下習慣於具體田野工作方法的人類學者而言，是一種「越界行為」，是非常「不專業」的職業挑戰。事實上，通過古典文獻解讀做研究在人類學界擁有悠久傳統，文明人類學就是這樣一個注重古典文獻解讀的人類學分支。
古典文獻解讀擴展人類學視野
人類學界利用古典文獻撰寫出不朽著作的代表人物是弗雷澤和巴霍芬。他們很少使用同時代的民族志材料，所依賴的多是古典文獻，尤其重視文獻中談到的埃及和印度等古代文明。儘管人類學界擁有這種利用古典文獻的學術傳統，但後來幾乎所有的人類學者都接受了馬凌諾斯基所奠定的學科典範，即通過田野工作訓練成長為人類學家。故青睞古典文獻的人類學家，被譏為「搖椅上的人類學家」，成為「過時」的代表。在中國的人類學研究中，對古典文獻的研究極罕見，這種情況甚至引發古典學者劉小楓質疑「人類學家古典研究何在」。劉小楓提醒人類學者重拾古典文獻研究仍然是重要的，通過古典文獻理解複雜社會領域乃至文明體系，就是從更深且廣的意義層面理解人類自身。因而，考察中國作為文明複合體的發展和混融，也需對相關古典文獻進行人類學的解讀。在古典文獻佔有方面，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巨量的古典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資料保存了中國文明交往與混融的大量信息，是一種巨大的學術優勢。這裡的「中國文明」囊括了儒家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與彝文化等，而界定「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識是其擁有活態的悠久的制度體系與文字系統之傳統，並擁有一定的區域影響力。
中國文明混融複合形態的人類學研究，乃是一種文明人類學。文明人類學作為一種新興的人類學，既是從文明交往交融研究文明形態的一種視野，亦是對世界人類學界的一種特別貢獻。人類學界關於文明人類學的主張，主要見於克虜伯、王銘銘、王斯福、麥可·羅蘭等人的系列論著中。對單一文明的學術研究形成學科體系的，在學術界並不鮮見，如「漢學」「蒙古學」「藏學」和「彝學」等皆是。但人類學在這些學科體系的古典文獻中展開文明研究並真正成熟的，唯有「漢學人類學」，其他如「藏學人類學」等尚在起步階段。因此，文明人類學除作為一種文明研究取向外，於爭取人類學研究的學術話語方面，亦正逢其時，大有可為。
貫通古典文獻解讀與當下研究
文明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王銘銘所謂關於「人—人」「人—物」「人—神」的「廣義人文關係」探討。這裡須指出的是，儘管三種廣義人文關係已幾乎涵蓋了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範圍，但仍忽略了「人—自我」這個關注自我的重要維度。因此，文明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當是關注中國文明混融形成之「人—人」「人—物」「人—神」和「人—自我」四種關係形態。在這四種關係形態的具體研究對象中，對「人—人」「人—物」「人—神」和「人—自我」的區分與處理，特別是在不同地域和歷史及文明混融背景中呈現出的多樣形態，尤其值得深度挖掘。
文明人類學應注重三種研究方法的運用。一是對當下具體區域做田野工作，且須儘量遵循田野工作長時段參與觀察的規則，以逐漸累積有效的民族志資料，努力形成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區域/民族志學術區」。二是求助於記錄文明及混融過程的古典文獻，進行餘光弘師倡導的「安樂椅田野工作」，以檢視和累積不同地區貫時性的文化與文明形貌。三是重視各類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對於文明特徵的論述。
文明人類學研究方法注重以參與觀察為主的具體區域的田野工作，可提供中國文明混融的現在時態參考系；注重古典文獻釋讀的「安樂椅田野工作」，可提供中國文明混融的過去時態參考系；而當下各類文明的研究成果，則可提供各種對文明特性思考的參考系。因此，綜合中國文明混融的現在時態參考系、過去時態參考系和各種對文明特性思考的參考系，我們便能夠較為明晰地勾勒出文明混融在歷史中的動態轉化過程，也更能夠理解文明形態在中國各區域的異與同，從而提煉中國文明共處共存共融之獨特性與普適經驗。如此，方能貫通文明人類學對歷史、古典文獻與當下研究之脈絡。
「共社會形態」：一個核心概念
人類學家雪莉·奧特娜曾在《核心象徵》開篇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每一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核心因素，作為一種不甚如意的限定方式，它對該文化中特有的結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句話對人類學的文明研究也同樣適用。文明人類學的一個最核心概念，乃是「共社會形態」。所謂「共社會形態」，是指諸文明或文化共處共存共生共融的一種混融複合狀態，其最典型之特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卻又有所區別。「共社會形態」源於典型的中國哲學思維方式，其能夠更具象地凸顯中國文明混融之典型文明特徵。
當然此處採用「共社會形態」一詞，其理論血脈可追溯至涂爾幹與莫斯等關於「國族」與「文明」之論述，費孝通的「美美與共」文明共處法則，王銘銘對「超社會體系」及其對涂爾幹與莫斯的系列評述，汪暉對「跨社會體系」的思考，以及趙旭東對人類文明圓融共通和「在一起」的哲學人類學思索。他們都對文明體的研究充滿興趣，並認為文明研究是社會科學應該予以特別關注的領域。追隨他們的理論關懷，可將視野集中在多個文明體的共處共存共融形成的文明體系（即「文明叢」）本身，「共社會形態」的理論思考即是基於「文明叢」相處現狀的一種具體表達。
總之，文化間的相處之道作為一種關係形態，已然存續數千年，彼此交融共存共處，並漸漸融合形成了中華民族本身。故將研究視野放入歷史與文明中，檢視文明在中國社會文化的具體場景裡如何相互適應，最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有所區別的「共社會形態」，不僅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建構提供案例支持，也能夠為當下世界諸文化與文明共存共處之關係，提供一種中國經驗。
（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大學社會建設與反貧困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9月2日第2002期 作者：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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