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據查，在美國迄今為止已經查明的343宗錯判案件中的四分之一裡，無辜的受審者都做了假供，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如果嫌疑人在審訊中處於高壓之下，就無法再區分現實和虛幻
為一個人植入錯誤記憶簡單得令人吃驚，哪怕是植入他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的記憶。實驗表明，記憶是一個社交過程，幾乎每次關於過去的對話都能改變記憶。
回憶起從未犯過的罪
那一天，女孩之間又爆發了憤怒的爭吵。沒什麼特別的，又是因男孩而起。突然，莎拉用石頭打中了米歇爾的頭。吃晚飯時，有人敲門，莎拉的母親打開門，警察站在門口。
現在，莎拉·科斯已經上大學了，她試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那時她最多才14歲。那件事讓莎拉覺得很尷尬，但迴避了這麼多年之後，她終於決定說起它了。和心理醫生交談時，一切又清晰地浮現在她眼前：手上拿著的那塊石頭非常重，大概有拳頭那麼大。她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滿腔憤怒。「米歇爾叫我『蕩婦』。」莎拉說。聽到自己的家人受到侮辱，這個女孩馬上就爆發了。她的兩個姐姐都在15歲時生了孩子，「但是我，」莎拉說，「我還是處女。」
就連那兩位警察的樣子她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個高大強壯的傢伙站在門口，他後面的同事站在一級臺階下。那個糟糕的傍晚，母親投來的冰冷目光——她怎麼可能忘掉這一切？這些記憶一點點浮上她的心頭。
不管怎樣，莎拉對此深信不疑。
然而實際上， 這件事從未發生過——根本就沒有石頭攻擊事件，也沒有警察上門。這個年輕的女孩正參與一項實驗。倫敦心理學家茱莉亞·肖為她植入了一段虛假的記憶。肖想知道，無辜的人是否會相信自己曾在青春期犯過罪。
這項意義重大的實驗是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的。參與者平均年齡為20歲，他們不知道實驗的真實目的，以為肖是想幫助他們挖掘出自己隱藏的記憶。他們所有人的父母都表示，他們的孩子從未和警察打過交道。
最後，30位受試者中有21位「想起」了自己的「罪行」，承認自己犯了盜竊案，或是手持武器或徒手進行了暴力攻擊。「要讓他們認罪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肖說，「真是令人吃驚。」
在其他實驗中，記憶研究者們也展示了，人類有多麼容易接受錯誤記憶。例如受試者相信自己童年曾乘坐熱氣球飛行，只要給他們看那次冒險
的合成照片，他們中的有些人不久就會開始講述自己當時經歷了什麼。
但是肖的實驗用虛構將這個遊戲推向了高潮：在她之前，還從未有人可以成功指控70%的受試者有某種犯罪行為。
當然，最開始所有受試者都表示否認。但是這位總是很友好的研究者告訴他們，她有最好的證據：在由他們的父母所填寫的一張表格裡，提到了他們11到14歲發生的一件需要驚動警方的事。她表示，人試圖從記憶中驅除這樣的經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並強調他們肯定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回憶起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而這就是計策的關鍵。不久第一批實驗參與者就「回憶起」，他們確實幹了壞事。從視頻剪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受試者最初不知所措，但不久之後便開始帶著越來越高漲的熱情研究自己的過往。「他們開始向我提供越來越多的犯罪細節，」肖說，「從天氣到他們『偷』到的手機的樣子。」
那麼，這些無罪的人就這樣生動地回憶起一件件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這樣的發現讓我們開始懷疑長期以來堅信的東西：記憶難道不是我們的一切經歷的結果，唯一一件任何人都無法奪走的東西，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真正財富嗎？而現在我們知道了，這個寶庫中可能還混入了一定數量的假幣。
研究者說服加拿大的一些大學生相信他們擁有一段創傷性童年經歷。這些調查對象中的26%甚至能夠詳細描述出所謂的事件經過
錯誤記憶不可避免
記憶研究已經進入了新時代。不僅有越來越多的新研究證明記憶可以多麼徹底地欺騙人類，科學家們還認識到，幻覺的力量引發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這怎麼可能？為何陰險的研究者們可以對我們的記憶施加如此重大的影響？自然界在記憶的問題上馬虎了事，或者記憶的缺陷中實際上隱藏著更深層的意義？
記憶似乎處於不斷變化中，而人類能對此施加巨大的影響：幾乎每次關於過去的談話都能改變參與者的記憶內容。我們總是在談論自己的經歷、道聽途說的見聞和過去的時光。在一定程度上，記憶就是用來分享的，臉譜網等社交媒體正是基於此才迅速成長壯大。
隨著時間發展，記憶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錯誤：我們美化、排斥一些記憶，憑空想像出一些記憶，不久自己也對此堅信不疑。錯誤的記憶也能如同病毒一樣在社交團體中迅速擴散，而且極具傳染性。
目前，很多科學家都已經相信，如果只看單個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無法理解的。他們認為，記憶研究迎來了「社交轉折點」。
我的過去是怎樣的，你的呢？我和你之間的界限早已不再清晰，其他人的經歷非常容易鑽入我的記憶中。實驗對象只需要看某個人如何打燃打火機或削尖鉛筆，兩周後不少人就會相信他們親手做了這些事。心理學家格拉爾德·艾西特霍夫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發現了這一點。就算事前已經警告這些受試者，他們可能會弄混記憶也無濟於事——他們的記憶犯錯的頻率幾乎沒有因此減少。這樣看來，外部入侵非常容易滲透進記憶，而且不會被消除。
人類是共同生活的大師。一個旁觀者可以如此生動地將自己帶入看到的場景，仿佛是他自己在削鉛筆。因此，他很快就不再知道什麼是自己的真實經歷，什麼只是自己看到或聽到的，也就很正常了。
而這種經歷的轉接在親密的人之間出現得尤其普遍。在社交團體中，人們顯然有更深刻的情感認同。正是這種移情和同情的能力，讓我們變得容易聯想和代入。有時候甚至不需要看一段視頻來混入錯誤記憶，只需要想像一個場景（「你還記得我們當時是如何……的嗎？」），大腦就會自動生成相應的記憶。
這樣就產生了共同的歷史和軼事，而它們並不需要完全正確：我們分享一段過去，這過去中也包括錯誤和幻覺。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錯誤的記憶絕非稀奇古怪的東西或特例，相反，它們是我們社交生活的基本裝備，換句話說，它們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
錯誤記憶的司法後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驗中，30個無辜者中有21個承認自己犯了罪，這對法學界來說可謂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顯然，我們可以讓這些人相信一切可能性，」心理學家肖說，「因此警察局在審訊嫌疑人時應該更加謹慎。如果他們太過急切地想讓對方招供，就容易得到錯誤的供詞。」
但是警察們已經知道這些了嗎？
「這一發現並不讓我感到吃驚。」至少菲林根- 施文寧根警署大學的心理學家馬克斯·赫爾馬努茨這樣說道，「我們知道，記憶有多麼容易受到影響。」
赫爾馬努茨培訓負責審訊的警察。在他的討論課上，不只有大學生，還有經驗豐富的刑警——在那裡，他們學習謹慎的藝術：第一目標並不是使對方招供，而是搜集儘可能多的經驗，不施加壓力，也不催促。
但是在實踐中，總是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赫爾馬努茨認為，純熟的優秀審訊還遠未普及。「警察們太少參與這方面的培訓。」雖然他們多達80%的工作時間都在審問證人和被告。
正因如此，由於被審訊人員施加了太大壓力而錯誤招供的情形屢見不鮮，尤其是那些精神脆弱的被告，他們常常無法忍受壓力，甚至可能招供他們根本沒有犯過的重罪。
在一場著名的審訊中，13名被告中有5名承認自己是謀殺犯或幫兇，事後卻證實他們說的全是假的。2007年所有人都被無罪釋放。
一位巴伐利亞州農民的離奇失蹤案件也相似。根據審訊結果，他被謀殺、肢解，然後餵狗了。他的家人認了罪。然而2009年，這個男人的汽車被從多瑙河中打撈上來，駕駛座上是他完整的屍體。
儘管備受爭議，直到今天庭前招供仍被很多人認為是「證據之王」。對於外行而言，做假招供也是完全不可理喻的瘋狂行為——為何會有人做這樣的事？
在2001年的佩吉·科諾布洛赫一案中，小佩吉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失蹤了。警方既沒有找到屍體，也沒有任何線索，只有嫌疑人烏爾維。後來他在審訊中承認了一切，詳盡地描述出作案過程。當時的一位鑑定人說，這個男人不可能憑空想出這一切。
2004年，地方法院以謀殺罪判處這個患有精神病的男人終身監禁。直到2013年底，這個案件才得以重審，這個男人被無罪釋放。司法機關花了將近10年的時間才發現，幻想出來的情節也可能顯得非常真實。
「大部分法學家對記憶了解甚少。」斯圖加特法官阿克塞爾·溫德樂說，「他們沒有學過供詞心理學，而這非常糟糕。」溫德樂在全德國為法官和律師開設討論課，讓他們了解相關研究現狀。
記憶：健忘導演的即興創作
在外行眼裡，記憶如同一種膠片：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會出現磨損和褪色，但是原則上仍可播放。但是和將一個場景完整收錄的攝像機不同，大腦只存儲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碎片：例如兩輛汽車相撞時砰地一聲，輪胎的橡膠燃燒的氣味，剛剛還在啾啾而鳴，突然之間就受到驚嚇飛走的鳥兒。
所有這些印象留存在大腦的不同區域，它們都和當事人原有的知識聯繫起來：唱歌的鳥兒是什麼樣子的，一起典型的撞車事故是怎樣發展的（開始於刺耳的急剎車聲）。在大腦的其他區域還儲存著：我是親身經歷了這起撞車事故，還是只是在電影院中看到了這一情節。
在回憶時，所有這些碎片都粘合在了一起。藉助想像力，我可以填滿其中的很多空缺：那飛鳥真的是烏鴉嗎？無所謂。我很確信聽到了嘎吱的急剎車聲——但是科學家們知道，這也可能是幻覺。這些聲音可能只是我的「一起典型交通事故」劇本的一部分，我只是在幻想，這次它們也出現了。
「我們在回憶時，每次都會構思出一個新故事，」心理學家肖說，「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出錯。」
在日常生活中，記憶不可靠的例子比比皆是。去年在艾瑪的婚禮上撒花的孩子們到底長什麼樣？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可能自動被我在街上或者某部電影中見到的孩子所替換了。
但是很可能，我只是想像出了撒花的場景，因為這才像艾瑪喜歡的那種浪漫婚禮。人們常常把事情想像成典型的樣子，不管它是不是符合現實，因為這樣它才更容易被人記住。
這樣，記憶有點像一個即興劇場，一個健忘的導演一直在這裡進行即興創作，用自己的戲劇經驗填充空缺，重新編排整場劇目。
沒有什麼是持久存在，肯定不會遺忘的。就連那些所謂的被人深深銘記在心、永難忘懷的重大世界事件也不例外。最好的例子就是飛機撞毀世貿中心的9·11事件。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永遠記得，得知這一新聞時他們在哪兒。
在災難發生幾天後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中，就有2100個美國人講述他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獲知這一新聞的，大約一年後研究者們又問他們同樣的問題，然後在3年和10年後再次詢問，最後得出結論：隨著時間的發展，40%的受訪者都大大改變了他們的故事內容。
一個男人聲稱他在去上班的列車中得知了飛機撞擊雙子塔的消息，現在卻相信，他那時已經坐在辦公室裡了。一個女人表示自己親眼目睹了事件的發生，現在卻說是聽一個鄰居說的。一個大學生當時說自己在宿舍廚房做早餐，現在卻相信自己是在房間摺疊衣服。
這些故事中可能沒有純粹瞎編出來的片段，但是在人們回想時，這些片段發生的順序變得異常混亂。「大部分錯誤在第一年內就已經萌芽了，」領導這項長期研究的紐約心理學家威廉·赫爾斯特說，「但是那之後受訪者一般都會堅持錯誤的新記憶版本。隨著時間發展，可能也是隨著一次次地重複講述，這個記憶被不斷強化。」
這樣看來，虛構是通過重複成為事實的。前美國總統小布希在佛羅裡達州參觀一所學校時聽說了襲擊事件，那之後卻多次聲稱，他在踏入教室前就已經在電視上看到第一架飛機如何飛向了世貿中心。實際上，當時根本就還沒有播放過撞擊視頻。小布希可能是在無意識中將之後的記憶植入到了關鍵場景中。
在一項實驗中，70%的無辜參與者都相信，他們曾在青少年時期犯過罪，例如持武器施暴對他人造成身體傷害
記憶混亂：出處遺忘症
這種嚴重錯誤的存在本身就挺傷人感情的。我們知道，我們常常會忘掉很多東西，但是我們也相信，我們記住的東西基本上是正確的。而現在，連我們記住的東西也不可靠了嗎？
但是記憶根本不是為完美重現過去而存在的。存儲經驗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進化出記憶力的最重要原因：能夠記住哪兒有好獵區，或是如何種蘿蔔的人，有很多優勢；而準確記住很多年前的某一天則對生活用處太小。記憶不一定要很準確，但一定要足夠靈活。它是一個學習和克服日常困難的工具，而不是裝得滿滿當當的博物館。
也正因如此，記憶也會隨著時間而發生改變：每次被喚醒後，它都會被重新存儲，新內容覆蓋舊內容，並且常常會在不經意間不斷補充進新信息。
這簡化了學習過程，卻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讓交通事故目擊者的供詞變得非常棘手：他們是真的親眼看到在街上滾動的球了，還是事後在看新聞時聽說的？在回顧的時候，他們的大腦可能將兩個事件的內容混合在一起。
師範女大學生圖格策·阿爾貝拉克慘遭非命的案件清楚地展示出，記憶有多容易被新存儲的印象所擾亂。2014年11月，阿爾貝拉克在臉部被揍後不幸摔倒，不久媒體就不斷散播關於事件經過的新傳聞。事件發生兩周後，一個模糊的監控視頻流傳開來，裡面顯示了一家快餐店前停車場上的關鍵幾分鐘。對於很多目擊者來說，信息混亂的後果非常嚴重。到最後，他們已經完全無法區分哪些是他們自己看到的，哪些不是了。專家稱之為「出處遺忘症」。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出處也常常不可靠：我是已經把信寄出去了，還是只是想像過馬上去寄？而這就是人類想像力的力量。一切我想做或是可能做的事情，我都會在心裡生動地過一遍。有時候我會覺得我是真的已經做過這件事了：把信投入信箱，或是如同莎拉承認的那樣把石頭扔向朋友。錯誤的記憶是我們想像力的必然副產品。
想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知道大腦是如何運轉的：莎拉是想起了扔石頭這個動作還是只是想像出了它，對大腦而言幾乎毫無區別。在這兩種情況下，她記憶存儲器中的分散碎片都被整合為一個儘可能和諧的場景。就連純粹的幻想也源自這個存儲器內的已知信息：女朋友們的長相，手上握著石頭的感覺，典型警察的樣子，以及他們在傍晚敲響房門的場景。
因此，單純的幻想和真實的記憶才這麼容易被混淆：兩者都是從記憶庫存中獲取的，同樣容易被調取出來。
我隨時可以回憶起一扇碎裂的客廳窗戶的全部細節，一個足球掉落地面，我的母親因為這倒黴事淚流不止。重複練習這個記憶3次後，我就感覺它確實已經成為我童年的一部分了。
在實驗中，倫敦心理學家肖和莎拉以及其他受試者每過一周就見一次面，一共3次，在此期間她給他們布置了一個家庭作業：他們每天都要在腦
海中回憶一遍自己「試圖逃避」的惡行：那時可能發生了什麼？
而這就是幻想的胚芽：每一次調出回憶時，那幻想出來的事情經過就變得越來越詳細。假象開始變得連貫，具有說服力，越來越像真實的記憶。「受試者想出越多細節，」肖說，「就會越強烈地相信，事實就是這樣。」
所謂的「受虐者」在心理治療中想像所謂的「事件經過」時，也是如此，孩子尤其容易受到提問者無意識預設信息的影響。但是成人也很容易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中招。人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記憶有多容易拋棄他們，這讓他們經不起幹擾。就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常需要別人填補漏洞：某個人已經忘記的信息，另一個人還記得，信息的正確性則由第三個人來更正。
集體記憶和選擇性記憶
在童年的問題上，父母是第一權威。他們講述我們早已遺忘的故事。我上幼兒園時真的在課間吃掉了小瑪麗的蘋果，童年時在商場走丟過，海泳時差點淹死或是被狗襲擊過？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我只能選擇相信這些說辭，而且一般來說我也確實相信了，還會在和別人聊天時繪聲繪色地講起那些我小時候的故事。
這樣，在我們的人生自傳上，我們周圍的世界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筆。我們經歷過的，被集體維護著：在談話中，在翻動家庭相冊的時候，如今也越來越多地在推特和臉譜網上。
持續的交流使得記憶一直處於流轉中。那些故事，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都能如同病毒一樣流傳開來。美國心理學家肯特·哈博爾研究發現了它的傳播速度有多快。為此，他和33個大學生進行了一次值得紀念的學術考察活動，一起參觀了一家醫院的停屍間冷庫。那之後他追蹤這件事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間傳播的過程，發現3天之後，已經有881人聽說了這次考察活動。
而這是在10年前，那時臉譜網還不流行。而現在，消息的流傳速度更快。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永遠是信息被講述的方式。「一個交際圈中發生的每一次交談都會改變其成員的記憶。」紐約心理學家赫爾斯特說，「隨著時間的發展，他們的記憶變得越來越相似。」
在集體記憶中，不難看到錯誤信息的混入和對信息進行的選擇性記憶，尤其是當這些信息能夠加強成員的集體感時。「例如1954年達特茅斯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之間舉行的一場重要的足球比賽，」赫爾斯特說，「兩隊的球迷對這場比賽的回憶截然不同，仿佛他們看到的不是同一場球賽。」
那些共同分享的記憶創造了一個集體的世界觀和歷史，哪怕其中難免有誇張、省略或幻想出的部分。「這是很自然的。」赫爾斯特說，「是社交的一個必然結果。」人類的社交史始於分享記憶，就連錯誤的記憶也能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關係。你們的過去也是我的過去，這給人以集體的認同感。
為何我們會記得我們的家庭度假旅遊、足球賽和初吻？這是因為我們更願意記住不同尋常的生活，並傾向於在回想時強烈美化事實：在旅行時會記住陡峭海岸邊童話般的酒吧之夜，而不是無聊的沙灘日；對於育兒生活，會記住那些溫暖人心的時刻，而不是換尿布和打掃混亂的房間等令人煩躁的日常瑣事，儘管它們實際上佔據了大部分時間。無聊而討厭的信息很容易從記憶中消失，是因為它們不被我們需要。
原文作者：曼弗雷德·德沃夏克
[編譯自德國《明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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