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了解飢餓，熟悉飢餓感：我們每天都會有兩三次感到飢餓。好像在日常生活中，再也沒有其他什麼東西能像飢餓這樣常見了，然而同時，恐怕也再沒有什麼東西能像真正的飢餓這樣，離我們如此近，卻又離我們如此遠。」
這是非虛構作品《飢餓》開頭的一段話。由此起始， 作者馬丁·卡帕羅斯告訴讀者，在如今這個物資豐裕的時代，全球仍有9億人在忍飢挨餓，而每天都有25000人死於飢餓。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痛苦掙扎的活生生的人。而他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
馬丁·卡帕羅斯1957年出生於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從高中畢業後開始寫作，在巴黎獲得歷史碩士學位，也曾旅居西班牙從事記者工作 。多年來他一直拒絕做一個端坐在寫字桌前的作家或記者，他的足跡踏遍了各個大洲，通過旅途中的見聞和自己的思考進行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而《飢餓》正是他最重要的非虛構作品。
為了講述飢餓的故事，還原全球9億飢餓人口真實的生存狀況，卡帕羅斯走遍印度、孟加拉國、尼日、馬達加斯加、美國、阿根廷以及西班牙等地進行了嚴謹的田野調查，也記錄和分析著可能會導致飢餓的眾多原因：極度貧窮、戰爭動亂、健康問題、投機經濟…… 《飢餓》問世後，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超過25個國家出版發行，今年6月，《飢餓》中文版面世。而在剛剛結束的上海書展上，卡帕羅斯也攜《飢餓》一書前來與中國讀者見面。澎湃新聞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探討了《飢餓》一書背後的故事與其揭露的種種問題。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想到寫作《飢餓》這本書的？這本書講了怎樣的故事？
馬丁·卡帕羅斯：在我三四十年的記者生涯裡，我不斷看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都有人在忍飢挨餓。人們通常看到的只是飢餓在戰爭或自然災害後作為無可避免的又一殘酷災難而出現，然而最難以呈現在這些人面前的卻是：數以百萬的人們無法吃上他們本應吃到的食物，這些人會吃盡苦頭，然後慢慢餓死。
飢餓在大多數人眼裡是一個遙遠的抽象概念，這使我萌生了就全球飢餓問題展開探索與寫作的念頭，希望經由我的筆，能把全球各地不同人們挨餓的故事與其背後的成因串連起來，讓讀者對於飢餓有更加具體而完整的了解。
於是我走訪了不同大洲的八到十個國家，每個國家飢餓形成的原因與機制都不盡相同，我如實將它們記錄下來，並融合了自己的分析與理解。這就是你們將會讀到的。
這本書講述了許多饑民的故事，它們的真實和殘酷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真正的飢餓是什麼。其中令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我在走訪孟加拉國時，碰到了一個女人。她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為了哄飢餓的孩子們安心睡覺，她架起一口鍋，往裡倒上水，假裝往鍋裡放食物，實際上扔的都是石頭。她用這種方法哄騙孩子快去睡覺，告訴他們睡醒了就有食物吃了。這件事令我非常震驚。當時我很想問那個女人，你每天都用這種方法騙孩子睡覺，如果哪天孩子不相信你了怎麼辦？但我看著那個女人往鍋裡一塊一塊丟石頭的情景，終究沒能把話說出口。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飢餓問題最主要的成因是什麼？
馬丁·卡帕羅斯：歷史上的飢餓問題往往與農業技術的落後有關，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不夠養活所有的人口。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世界糧食總產量已經足以養活120億人，這一數字幾乎是當今世界總人口的兩倍。因此飢餓並非什麼不可抗拒的命運。正如讓·齊格勒在《大規模毀滅》中所說的：「一個孩子死於飢餓，實際上就是死於謀殺。」
在我看來，當今世界飢餓的主要成因就是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由於政策的不合理與財富的過度集中，無論在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始終有人吃不起飯。舉例來說，在印度和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城市化的發展帶動了人口的遷移，然而農村人口只能居住在城市邊緣，很難獲得一份工作，他們就像被國家發展的步伐拋下了一般。
飢餓與全球化的聯繫也很緊密。全球化推動了跨國貿易，然而糧食生產的主動權越來越多地被發達國家把持，使得原本充足的糧食無法到達窮人口中。比如我的祖國阿根廷，物產豐富，是一個農業大國，生產的糧食理論上足夠養活3億人。然而生產商選擇將大豆等作物出口到國外，成為發達國家餵養牲畜的飼料。這樣一來生產商能賺取更多的利潤，國內的飢餓人口卻反而上升了。
因此，飢餓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
澎湃新聞：眼見社會不公不斷加劇，飢餓人口仍然眾多，現狀令人憂心忡忡。您覺得飢餓問題能得到解決嗎？您對未來的人類社會樂觀嗎？
馬丁·卡帕羅斯：我的這本書講述了全球各地飢餓人群的生存狀況，但對於飢餓的解決措施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我認為，想要解決飢餓問題，首先人們需要正視它的存在。只有越來越多的人發覺，全球每八人中就有一個饑民，無論在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飢餓問題都非常普遍，它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我們才有希望行動起來去消除飢餓。確實，財富的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公司和各國的上層決策者造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普通人無法改變現狀。
四十多年前我在巴黎當學生時，當地有一個小規模的生態保護團體，人們對他們的呼籲和努力不以為然。然而今天生態問題已經得到了全球的普遍關注，人們明白生態狀況與每個人的行為都密切相關，投身生態保護的也早已不僅僅只有當年的那一小撮人了。我想飢餓問題也是一樣。我寫書的目的就是讓更多人意識到飢餓問題的存在，當人們思考、討論並為之付出行動時，飢餓問題就有望得到解決。
太遠的未來很難說，但我對之後五十年到一百年的人類社會大體上還是很樂觀的。無論是資本主義對窮人的野蠻掠奪，還是社會貧富差距的增大，儘管目前看來還在不斷累加，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一種制度是永恆的。未來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總是將飢餓與貧窮劃上等號，但據我所知，鑑於以瘦為美的時代風尚，很多富人也在拼命節食減肥。您是否考慮過這一方面？
馬丁·卡帕羅斯：歷史上人類社會的一些階段，肥胖才是財富與美的象徵。恰恰是因為很多人吃不上飯，於是能吃飽就成為了身份地位的象徵，所以大家都爭著想要越胖越好。甚至到現在很多非洲國家還是這樣。當然我也意識到了在很多國家，富人都覺得越瘦越好。比如我在書中提到，在美國，肥胖反而是窮人的象徵。因為窮人只能吃得起高熱量的垃圾食品，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用以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反之，富人可以每天吃到健康的有機食品，聘請健身教練，用科學高效的方法管理身材。
我在調查走訪中也去了一些美容診所，看到很多富人在診所中接受治療，讓自己更瘦，吃得更少。這種瘦身治療往往一個星期就要花費5000美元以上，只是為了讓自己不吃東西瘦下來。這是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當那麼多人吃不起飯的時候，還有另外一些人花那麼多錢讓自己吃不上飯。我本想在書中收錄這一部分的內容，章節的標題就叫「世界上最昂貴的飢餓」。但下筆時我發現這一章節與書中其他內容不統一，會破壞全書的完整性，只好作罷。以後有機會的話我也很想繼續探討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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