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常理上說，人應該是理性的動物，人有思維，會權衡各種利弊，考量行為後果，但現實是人往往做出非理性的事情。為何會這樣？作者將「非理性」因素概括為四個陷阱：自負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認為這四個陷阱不僅影響著個體的生存，更影響著人類的歷史進程。可悲的是，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料到的將來，它們很可能不會被理性徹底戰勝。
經濟學告訴我們，理性人不會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用博弈論的術語，這是「不可置信的威脅」（incredible threat）。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澤爾騰（R. Selten）認為，理性人不會實施「不可置信的威脅」。他把排除掉不可置信威脅的納什均衡定義為「精煉納什均衡」（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從此，「精煉納什均衡」就成為經濟學家預測理性人行為的基本概念。但經濟學家的預測與現實中人們的決策有很大距離。現實中，不僅「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比比皆是，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時有發生。作為經濟學者，我當然承認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認為，理性是人類的希望。但我也越來越認識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理性可以解釋某種產品的價格如何隨供求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但無法解釋股票市場的崩潰；理性可以解釋交戰雙方（或多方）為什麼會達成停戰協議，但無法解釋戰爭為什麼發生；理性可以解釋希特勒為什麼會失敗，但無法解釋希特勒當初為什麼能上臺；等等。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是因為真實世界中，人的行為不僅受理性的影響，也有「非理性」的一面。這裡的「非理性」，是相對於經濟學定義的「工具理性」而言，也就是決策不是基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當然，如果我們願意改變經濟學關於理性的定義，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為可能是理性的，但那樣的話，經濟學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構造。結合哈耶克的知識論和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將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為四個陷阱：自負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這四個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不僅影響著個體的生存，更影響著人類的歷史進程。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料到的將來，它們不會被理性徹底戰勝，也不會因為大數定律被過濾掉。決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著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信息缺失越嚴重。並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體化的。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於個體的想像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想像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因此，達到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很難的。這裡，納什均衡指不同決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預期能同時實現。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我用希特勒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歷的國家。希特勒出身於下層，一個體制外的無業游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元月能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普遍認為希特勒「成不了氣候」，最終讓希特勒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醜，沒想到是引狼入室。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來源：baidu.com)
當時的德國，政府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須徵求國會多數派意見。興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給希特勒個總理頭銜，相當於把這個「麻煩製造者」關進籠子裡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出局。內閣裡，除希特勒本人外，納粹黨只有威廉·弗蘭克一人入閣，執掌內政部，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屬於多數派。帕彭任副總理，周圍儘是他的朋友，興登堡總統對他又是言聽計從，所以他認為自己絕對能降伏希特勒。他對個別心存疑慮的同僚說：「我們已經把他收歸我們所用了。」「不出兩個月，我們就會把他逼到牆角，讓他只會尖叫。」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前總理施萊謝爾自信地說：「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制，軍方將是獨裁體制內部的獨裁集團。」但他們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縱火案」迫使總統籤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黨，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緊接著，希特勒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同意並且不徵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取締了工會。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登堡變成了個擺設。一九三四年興登堡去世後，希特勒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制，為所欲為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止。許多德國人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許是德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選舉成立的議會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是第二和第三大黨（分別佔121席和100席），合計席位大於納粹黨（196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同屬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共產黨當初不是錯誤地將社會民主黨當作「頭號敵人」，而是與其合作，共同對付納粹黨，那麼，希特勒不可能有上臺的機會，共產黨也不會變成一個「非法組織」。如果說希特勒上臺是因為德國精英們「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勒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即使在入侵波蘭後，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認為這兩個國家真的會向德國宣戰。經驗告訴希特勒，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九月三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史達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史達林知道納粹德國與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個聰明人，不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英國籤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史達林把來自邱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可惜，他的判斷完全錯了。納粹德軍在西歐和蘇聯的的雙線進攻（來源：encyclopedia.ushmm.org）希特勒確實希望與英國籤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邱吉爾拒絕。希特勒認為，自己已經贏了戰爭（這當然是他的錯覺），邱吉爾之所以拒絕籤訂協議，是因為背後有蘇聯的支持。只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乖乖籤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顯然，史達林的預期和希特勒的預期是不兼容的，結果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每個人都有自尊心。常言說的「無功不受祿」，就是自尊心的表現。在生存競爭中，沒有自尊心的人，難以生存並繁殖後代。自尊心使得一個人自強、自立、自律，受人尊重，因而獲得更多與他人合作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尊心是一種演化理性（不同於工具理性）。但自尊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表現之一是，自尊心使得人們常常拒絕接受批評，尤其是公開的指責和來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批評。自尊心越強的人，越容易被批評冒犯。他們習慣於把他人的批評看作對自己人格的不敬、能力的貶低、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損害。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們常常會對批評者發起「復仇」行動。在做出反擊的時候，他們很少進行理性計算。出於自尊，他們寧可「雞蛋碰石頭」「胳膊擰大腿」。中世紀歐洲貴族間盛行的「決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尊走到極端就是自戀（narcissism）和偏執（paranoid）。自戀者和偏執狂不僅不接受批評，拒絕認錯，而且會用新的、更大的錯誤掩蓋舊的、相對小的錯誤，以證明他們從來就沒有犯過任何錯誤。結果是，錯上加錯，欲罷不能，災難不斷，直到沒有機會再犯更大的錯誤為止。對芸芸眾生而言，自戀和偏執損害的只是自己的財富、事業、生活，最多是個人的身家性命，因為他們可用的資源有限。麻煩在於，由於政治遊戲更青睞自戀狂，位高權重的人往往有遠高於常人的自戀傾向和偏執傾向。他們呼風喚雨，支配大量社會資源，甚至擁有生殺大權。他們的自戀和偏執，他們的錯上加錯，常常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甚至生靈塗炭。希特勒就是一個典型的自戀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自戀狂。他從來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包括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的批評。在入侵波蘭之前三天，他的副手赫爾曼·戈林仍然在尋求避免跟英國人的衝突，建議他沒有必要「賭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說：「在我的整個生命中，我總是把所有籌碼放在桌上。」入侵波蘭挑起世界大戰，出乎希特勒的預料，被證明是一個錯誤，但他沒有設法改正這個錯誤，而是走向一個更大的錯誤——侵略法國。佔領法國後，希特勒覺得自己已經贏得了戰爭，想誘使英國籤訂停戰協議。邱吉爾不買帳，希特勒又發起「不列顛之戰」。不列顛之戰未能讓英國屈服，他又走向一個最大的錯誤——發起閃電戰，計劃用三個月時間攻下蘇聯。他認為，只要拿下蘇聯，英國人就會乖乖投降，美國就沒有可能參戰，他之前的所有決策就都將被證明是正確的！德軍在波蘭進行的閃電戰（Blitzkrieg，來源：holocaustresearchproject.org）可惜，他沒能如願，史達林格勒戰役成為他的「滑鐵盧」。史達林格勒戰役被認為是「二戰」最關鍵也最慘烈的戰役，雙方死傷人數超過一百六十萬。希特勒命令德軍不惜一切代價佔領史達林格勒，與其說是為了達到軍事目的，不如說是為了希特勒本人的心理滿足，因為，這畢竟是一座以「史達林」命名的城市。對史達林來說，保衛史達林格勒，也關乎自己的尊嚴和榮耀，所以他命令紅軍「絕不後退一步」，違者殺無赦。在德軍第六集團被蘇聯紅軍包圍後，希特勒仍然固執己見地命令保盧斯將軍堅守陣地，不得突圍，結果全軍覆沒，戰爭局勢徹底逆轉。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之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但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人的行為也受信仰的支配。信仰有一種不受個體控制的魔力，驅使人們做出理性計算難以證成的決策，甚至完全違背自身利益的決策。這種決策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惡的。事實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都是理想主義者追求信仰的結果，而不是現實主義追求利益所致。確實，有時候理想主義只是利益的偽裝，但不可否定，許多幹壞事的人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希特勒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個人生活很簡樸。信仰的魔力來自其目標的善。理想主義者總是用目標的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就像說「良藥苦口利於病」一樣，不論這些手段實際上是多麼殘忍。波爾布特處決所有戴眼鏡的高棉人，理由是：因為眼鏡證明他們是知識分子，所以是階級敵人，該殺！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也是信仰，經常導致種族衝突、戰爭，甚至種族滅絕。納粹在集中營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其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執行屠殺命令的納粹官兵，作為個體也像普通人一樣，有善的一面，但他們為什麼會幹令人髮指的反人類勾當？因為希特勒給他們灌輸了一種極端的反猶主義信仰：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難的根源，他們總是用陰謀詭計顛覆德國，他們汙染了雅利安種族的純潔。在具有這種信仰的人眼裡，猶太人不是人，是害人蟲，是撒旦，是魔鬼，屠殺他們沒有罪惡感。希特勒上臺後，納粹黨在德國大學裡搞了一場「焚書坑儒」運動，運動的主力是學生組成的「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對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堅信不疑。不僅猶太裔的教授被解職，猶太學者的書籍移出圖書館並銷毀，甚至像愛因斯坦、赫茲、哈伯這些猶太裔科學家的名字都不能提。納粹黨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學」「德意志數學」「德意志化學」；任何國際期刊的內容包含對第三帝國的批評，德國大學圖書館就取消訂購，連英國出版的《自然》雜誌也不例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全國十九座大學城組織了一場「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動」，學生們按照納粹意識形態標準，編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圖書清單，把清單上的書一本一本從各種圖書館搜出來，然後堆在公共廣場付之一炬。
1933年，納粹德國「雅利安化」運動時的焚書現場（來源：germanculture.com）
在納粹德國，「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種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許多德國人遇到自己沒法判斷的事，會滿懷信心地說「我相信他」，「他總是對的」。在戰爭即將結束，俄國人已經到了柏林大門口，納粹敗局已定的時候，一位受傷的二等兵還說：「領袖最近剛宣布，我們必勝。他從來沒有騙過我們。我相信希特勒。」正因如此，納粹德國戰敗並不足以讓希特勒走下神壇。真正讓希特勒走下神壇的是戰後的紐倫堡審判。紐倫堡審判讓德國人了解了真相。沒有紐倫堡審判，納粹的歷史很可能在德國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一直保持中立，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參戰。即便在當時，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國參戰，日本必敗。所以，「珍珠港事件」令邱吉爾和蔣介石都欣喜若狂。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停泊的美國軍艦（來源：britannica.com)
難道日本政府的決策者就看不明白這一點嗎？他們當然看得明白。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上談到對美國開戰決策時，鈴木貞一（戰時任企劃院總裁）回憶說：「海軍打心底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願意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對從中國撤軍。外務大臣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美國交涉斷無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戰爭，僅存的辦法要麼是讓海軍大臣正式公開其真實想法，要麼是讓陸軍理解海軍未公開的意圖，並同意撤軍。我看得出首相很為難，因為從他個人來講，他覺得自己無力說服海軍或陸軍。」（伊恩·布魯瑪：《創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這樣，一群聰明人做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讓日本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這就是「群思陷阱」導致的結果。「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體中出現的這樣一種現象：群體成員追求「和諧一致」的願望導致了一個非理性的決策。這裡的關鍵是，和諧的願望！這種願望產生了不惜一切代價達成一致的傾向，每個人以團體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不同意見被隱藏起來，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體表現出高度一致。為了和諧一致，人們甚至忘了群體本來的目標。在群體中，個體之所以不願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壓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為他渴望被群體成員接受，不想成為另類，不想成為團結的破壞者；其次是因為他沒有把握自己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不願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無知」和「固執」；第三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既然決策是大家的意見，即使錯了，自己也不需要對此負責。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對群思陷阱做了系統研究。他認為，具有如下特徵的組織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一）高度追求和諧團結和團隊精神；（二）不重視個體的表達自由，不鼓勵創新；（三）領導人行事專斷，自以為是；（四）群體成員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過於同質化；（五）成員之間信息交流不暢，個體處於孤立狀態；（六）決策缺少程序規範；（七）面臨強大的外部壓力，特別是外部威脅，決策要解決的問題既複雜又緊急；（八）近期決策失誤多，降低了個人的自尊（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來源：amazon.com）前面講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決策，事實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珍珠港事件」中，美國的措手不及作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駐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將領有一種共同的錯覺：日本人不會進攻夏威夷。所以即使來自華盛頓的警告也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一場戰役，日美雙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美國人的群思陷阱讓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以上我們分別分析了四個非理性決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陷阱不僅是相互關聯的，甚至經常是共同發揮作用。如何減少非理性決策導致的災難？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和資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利約束權力。在競爭性市場中，每個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每個人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沒有人有機會持續地犯災難性錯誤。像埃隆·馬斯克這樣野心勃勃的人，作為企業家，只有消費者和投資者願意為他的決策買單，他的商業帝國才能生存和發展；即使他因為決策失誤而破產，社會也不會損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就非常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的災難。（關於納粹的歷史，參閱理察·J.埃文斯《第三帝國三部曲》，九州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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