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鄱陽湖學刊》2017年第4期，宋秀葵、陳金鳳譯。段義孚（Yi-fu Tuan），美國當代華裔地理學家，美國人文主義地理學創始人。他的人本主義地理學思想在地理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將人的種種主觀情性與客觀地理環境的豐富關係進行了極具智慧的闡發，著作頗豐。
主持人語：作為美國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創始人，段義孚先生最早把人文主義的理念帶入傳統地理學，強調地理學不僅研究自然地理空間，而是引入人的視角，探討人與其生存、生活的自然物質條件的關係、過程與經驗。從人身體性的存在經驗出發，他區分了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空間是抽象概念, 而「地方是由體驗構成的意蘊中心」。人的經驗以不同的尺度建構出地方, 小至家中的壁爐、搖椅、家舍、鄰裡或城市, 大至國家等都可以被看成地方。地方是被人的社會實踐活動賦予價值的空間, 是人關注的焦點與創造意義的中心。換言之，地方是人的生活實踐經驗參與構建的，地方感體現的是人與其親密熟悉的生活/生存空間之間互為形塑的關係與感受。也正是在這裡，關注地方性知識、關注地方性生活文化的民俗學與人本主義地理學有了深刻的交集。——欄目主持人：彭牧副教授
摘要：本文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探討「地方」與身體、思想和精神的關係, 以及「地方」的饋贈和義務。地方大小不一, 包括室內的壁爐、房舍、四鄰、社區、街道、城市, 乃至地球、太陽系、宇宙, 等等。微觀意義上的地方不僅是人的避難與呵護場所, 還是血緣關係及其他社會關係的紐帶。宏觀意義上的地方是人心靈的棲息地。「地方感」的標準模式強調經過一段時間後獲取直接而複雜的體驗, 訴諸常識, 而在標準模式之外還存在未經漫長的體驗而產生的精神層面的強烈情感, 最具代表性的是對神聖的空間和神聖的地方的敬畏感。我們是與大地緊密相聯的生物, 同時具有快樂自在的靈魂。就肉體性的存在而言, 我們需要在自己的地方感到心滿意足, 這個地方要具有自身的獨特個性和氛圍, 同時我們也要給予這個地方以關愛和尊重。就思想和靈魂而言, 我們經常居於別處——而那也該適得其所。我們自然而然地居於別處, 這是通識教育所提供的最好的東西。在現代社會中, 隨著空間意識的增強, 人們對於地方獨特性的認識逐步減弱。心靈的棲息地是宇宙而不是什麼當地, 這個想法固然令人愉悅, 但是它也會導致我們自高自大, 對身邊觸手可及的事物不負責任, 並最終導致地方感的喪失。我們需要對大地萬物有更強烈的情感, 這是支撐現代環境生態運動的理念、熱情和規劃的基本認識之一。
你還記得孩子們有時候是怎樣說出他們的住址的嗎？他們會像大人那樣先斷斷續續地說出自家的房號，依次是所在的街道、城市、州；然後他們會頑皮地繼續說，在北美洲、西半球、地球、太陽系、宇宙。孩子們這種自我定位的方式，儘管是開玩笑的說法，卻非同一般，這可以激發成年人的想像力，讓我們認真思考人類到底是誰、屬於哪裡以及所屬地方的規模大小。在一個極端，孩子們說他們居住在一所房子裡，在另一個極端, 他們說自己棲身在宇宙之中，這智慧地提醒了我們大人：人不僅具有身體, 還擁有思想和靈魂。作為具體存在的社會性的人，我們需要一些賴以養育和支撐並感到親切的地方，如家和四鄰，社區和親屬。作為政治性的人，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歸屬感，它不僅存在於家或四鄰，還存在於更大的實體——城市或州之中，其中的大多數人是熟人和因客觀的市場運作、政府機構以及共同的公民身份聯繫在一起的陌生人。人具有思考能力，因此屬於更大的世界。頑皮的孩子把地球當作其完整住址的一部分，大人遲遲才意識到這種觀念的真諦。但是地球之外的天體呢？一個人有可能喜歡太陽系本身嗎？我曾經一度以為這個問題遙不可及，但現在不這麼認為了，因為近期發生的事拓寬了我的思維。1990年2月13日，宇宙飛船「旅行者1號」離開太陽系，並同時在它的上面拍攝了太陽、地球及其他六個行星的照片。一張關於太陽系的快照被刊登在《科學》雜誌上，如今我可以剪裁下這張照片，把它貼在家庭相冊上。而至於宇宙，我相信弗朗西斯·培根首先提到的，宇宙正如它本身足夠大，大到恰好可以作為人類心靈的棲息地。是的，我們同時擁有靈魂與肉體。對於脆弱的身體來說，一個舒適的家和社區大小恰好；而對於靈魂來說，如古印度哲學家和現代天文學家所想像的那樣，任何小於這個世界甚至宇宙的東西，都似乎能令人感到幽閉恐懼。現在有大量關於「地方感」的文學作品，並且其數量還在繼續增多，這些作品壓倒性地致力於再現那些小的明確的地區。這些微小地區的至關重要性是十分明顯的。然而，我想從孩子那裡得到一些線索：我想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探索「地方」——它與身體、思想和精神的關係，以及它的饋贈和義務。我先從壁爐這一微觀角度入手，因為它滿足了人的基本需求——避難與呵護。從狹義上講，壁爐就是爐邊。隨著對火的使用，我們的祖先大概在五十萬年前第一次明白庇護所和家真正意味著什麼。在使用火之前，早期原始人在黑夜裡因捕食動物的存在而無法感到安全；在使用火之後，他們可以在洞口生起火，驅走捕食動物，由此感到安全。洞裡的火同時也帶來了溫暖和光明，還有木頭燃燒的噼啪聲和肉燒烤飄出的香氣。火在牆上投下搖曳的陰影，賦予其一絲神秘的氣息。跳動的火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大家都圍聚在火旁。作為封閉的空間，洞穴也有類似的功能：不僅使人類與自然隔開，同時也凝聚了居住者的精神能量，加強了他們彼此間的認識。因此，世世代代，人類每建立一個封閉空間，也就建造了一個親密的人類保護圈。儘管各地和每個時代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經歷大致是一樣的，「溫暖」和「壁爐」這兩個詞分別體現了其字面及比喻意義。家意味著「呵護」。我們對「呵護」記憶最深刻的時間段，一是很長一段時間需要依賴的童年，二是任何生病期間。所有的動物都會照顧自己的後代，物種的生存正是依賴於這樣的照顧。但照顧病者則是另外一回事，願意把其他工作放在一邊來專門守護照顧病人，直至病人康復，這是人類獨有的。狒狒以及其他猴子、猿類群體裡都不存在這種護理的家庭基礎。人類學家告訴我們，當「群體每日例行出發的時候，所有成員必須跟隨一起行動，否則就會被遺棄。對於狒狒來說，唯一獲得保護的方式就是與群體呆在一起，不論受傷或病得多麼嚴重，它都不能掉隊……對於野生靈長類動物來說，與群體分離便是致命的疾病；而對於人類來講，致命的疾病是即使在家庭人員的守護和照顧之下仍無法痊癒的病」。我們會很自然地從那些在背後照料我們恢復健康的人身上感受到溫暖，也很自然地對我們賴以痊癒的地方本身產生深深的情結。隨著病者身體慢慢恢復，鳥兒在身旁歌唱，樹蔭下的涼爽帶來如母親般的關懷。奇怪而相當悲哀的是，狒狒卻享受不到這種待遇。眾所周知，血緣使人類關係密切，特別體現在父母與孩子之間以及兄弟姐妹之間。這一部分要歸因於人類本能，在母親和孩子間體現得最為明顯；另一部分則歸因於親密關係的早期體驗：從嬰兒時期的吃奶，到由哥哥姐姐看護，再到與其他年幼的親屬一起玩耍。身體的親近在加強關係方面，至少跟血緣起到了同樣的作用。跟我們住得最近的人，不管是否與我們有血緣關係，我們都管他們叫「叔叔」「阿姨」或「哥哥 (弟弟) 」「姐姐 (妹妹) 」。這些禮貌的稱呼可能在整個近代社會都普遍使用。維持大眾生計的共同工作加強了人們之間的聯繫。《詩經》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其中的詩歌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紀，裡面有幹農活時溫馨感人的場面。「千對」勞工在其頭領、僱主及其兒子的監管之下，清除雜草和樹木，犁地耕田。午休期間，妻子們送來的籃子裡盛滿飯，丈夫們都在那吃，「離他們的妻子很近」。在與《詩經》幾乎是同時期的史詩《伊利亞特》中，荷馬描繪了這樣的情形：農夫牽著他們的牛走在鬆軟肥沃的土地上，在田地邊，主人雙手持一杯濃酒迎接他們。傳統農業可以使人們體會到深深的情誼。農民的勞作節奏不僅與自然周期相關，還跟其勞作夥伴的行動及日程安排有關，這些勞作夥伴可能是他的親戚。田納西州一位婦女指出，她的四個兄弟間關係密切，因為他們四個擁有相鄰的農場。她說：「他們終日一起勞作，一起吃飯，並且在回家之前總是閒坐聊天。」與自然的親密關係是人類滿足感的最深來源之一。人們極其渴望生活在農場或小的社區，這裡有那些記憶模糊的觸感、香氣、景象和聲音，那些在戶外工作時圍繞著他們的東西。自然的愛撫能使人得到安慰並獲得生機，甚至她的「斥責」（如莎士比亞所說）也能提升人的幸福感和生命力。同時，自然也哺育著我們，因此也可以稱之為我們的母親和最親近的家人。從廣泛意義上來講，這仍是對的。雖然如此，這種比喻在現代人聽來卻很奇怪，因為餐桌上的食物可能來自於世界各地——那些地圖冊上的抽象地名，而非像過去那樣，來自於自己村莊周圍的田地，那些自己每天可以看到、嗅到、照料到的不變的田地。對於每一種生物而言，地球既是其孕育的搖籃，也是其死亡的墳墓。據此，對地球的虔誠也就自然產生，這也引發了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動，儘管這其中存在文化之間的細微差別，但仍有許多共同之處。因此，世界各地的人們找出諸如高山、河流和叢林等具有這種自然特徵的神靈，以便他們祈禱和供奉。同一家族的人可能會強調家族的重要性，家族即一個家庭或宗族隨著時間流逝的延續性，對血統的重視勢必使得人們尊敬祖先。延伸至依稀記得的過去，祖先首先成為文化英雄，不論創造出什麼奇蹟，他們始終承載著人類的印記，然後就成為與自然的神靈不可區分的靈與神。我曾提出「地方感」的一個標準模式，把它作為評判其他模式的標準，不論是否意識到自己這麼做。當「地方感」用於表述大於所有感官能察覺到的單位時，這意味著我們打了個比方，從直接而具體的經驗中推測出間接且抽象的認識。如此說來，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可被稱作祖國，配有主神或圖騰；又或者，整個地球可被稱作人類的家園，並被賦予蓋亞這一神聖的名字。是思想包含了更廣大的實體，但情感也絕不示弱。實際上，情感參與的力度更大。在國外待一段時間返回美國時，我們會對它產生一種特殊的情感；同樣地，當我們坐宇宙飛船在太空待一段時間再重返地球的時候，會對地球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地方感」的標準模式，強調經過一段時間後獲取直接而複雜的體驗，訴諸常識，但是它無法解釋這樣一種奇異的現象，即：儘管沒有複雜的體驗，我們也可能會對一個地方產生強烈的感覺，對它不僅僅是一種視覺的欣賞或者抽象的理解。這種現象令人感到奇怪，不是因為地方的範圍太大，而是因為人沒有一段時間的體驗。設想一下沙漠。居住在沙漠裡的遊牧民以標準模式的複雜方式了解沙漠，但對遊客來講，可能因為第一次見到沙漠，體驗會更神秘而深刻，這種體驗的成分包括認可、精神上的親切感、興奮感甚至是安全感。認可無關熟悉，因為沙漠並非如家一般，也幾乎沒有居所和養育的明顯標誌。親切感基於精神層面而非感官層面——更多的是周圍景觀的和諧感，而不是對其特殊的標誌建築和神靈的尊崇。至於安全感，這種「家」的標誌，並非來自任何可能的物質養育（因為沙漠對陌生人來說是有敵意的），而是來自於精神上的肯定——來自於沙漠帶來的幾何線條的清晰感。「地方感」的標準模式代表了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隨著物質文化的進步而逐漸消失，由此增強了人們應對自然力量的信心。擁有了更強大的自信，人們傾向賦予空間和地方越來越多的正面價值。人們對抽象與客觀的事物產生了興趣，比如天文學上確定的空間坐標系，輝煌壯麗，賦予它獨具特色的神秘色彩。我以一個中國的例子來闡釋這種觀念。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等級社會，權力與教育集中在上層人士手中。這些上層人士跟普通百姓一樣，都擁有住宅和宗祠，普通百姓指擁有一些土地的工匠、小商販和農民。儘管他們二者的地產大小和職位性質存在明顯的差別，但是這兩個社會階層的住宅都能喚起人們與標準模式相一致的複雜情感。在「家」的範圍之外，出現了不一致的現象：上層人士把注意力放在神聖的空間上，而普通百姓則關注神聖的地方。上層人士的神聖空間依據天體的周期性變化和運動來界定，尤其與太陽相關，這與宇宙密切相連。首都北京本身就是一張宇宙圖，是個神聖空間，其設計體現了宇宙秩序。在宇宙空間的活動是莊嚴的、可預測的：二分日和二至日是農曆的開端與結束，人們會舉行儀式來紀念這些極重要的時刻，皇帝和上層人士會來參加。然而對於神聖的空間和在此舉行的儀式，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很少感興趣。他們的關注點集中於城市神聖空間的某些特殊地方——一棵樹、一口井、牆的一角、一座建築——那些確實發生過異常事件的地方，或者在那些反覆講述和潤色的故事裡，人們認為發生過異常事件的地方。事件本身可能是關於自然或人類的，但不論怎樣，都被罩上超自然的光環。神聖的空間和神聖的地方都能使人產生敬畏感：對神聖空間的敬畏感來自於其規模和時空秩序，對神聖地方的敬畏感來自於其不可預測性和奇異性。上層人士認為，他們能夠強加於現實一種秩序，當然這種秩序以前還不存在。相比之下，普通人擁有更少的權力去調整自己的生活，他們認為現實主要是由變幻莫測的力量和偶發事件組成的，這些力量和事件需要被確定，需憑藉故事使人熟悉，並通過神奇的方式加以撫平或控制。宇宙空間，作為一個具有豐富共振基本點和中心的概念性坐標，為世界上很多地方所認可，一個人可以在其中輕鬆地找到共同點。不過，它們也存在不同之處，其中較為顯著的是在建築上體現的程度不同。在一些社會中，宇宙空間基本上依然是理念和姿態；在另外一些社會中，它也是建築和人造空間，可能是整座城市。建造名勝和城市需要知識、技術和組織結構，簡而言之即力量。中華文明已擁有這種力量。在運用這種力量去建造幾何形的城市——一項人們認為擁有天堂之令的事業時，地球上不規則的自然特徵及其主要神力，以及農場、村莊這些人類卑微的作品都會被遷移或徹底改變。從這種程度上說，隨著人們對天堂的尊敬加深，對於地球及其神靈的敬重卻減少了；或者換而言之，隨著空間感意識的增強，對於地方感即地區獨特性的認識卻減弱了。
現代文明越來越偏好抽象籠統，否則，先進的物質文化幾乎無法存在。在中國，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朝君主渴望把國家分成精確的方格狀，並把國都定於國家中心。當然他無法實施如此宏偉的計劃，但是跟後來的許多繼承者一樣，他的確認識到，高效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需要清晰化和規範化。正規的城市建有長方形模式的街道，這受天堂秩序的啟發，這種城市在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卻很少考慮該地的地理特徵。因此，帝國城市便呈現出某種單調統一的面貌，但是高效彌補了這一缺陷。一位欽差大臣為了把工作做好，應該在被派遣工作的任何地方都感到輕鬆自如——如果他的新居建築和所管轄城市的設計保持相似，他就能更快地進入這種狀態。在中國的封建體制之下，沒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家鄉做地方長官，因為人們認為這會牽涉太多當地責任和私人情感而使其無法公平執政。因此，官員會被送至另外一個城市，即便在另一個城市，他也不能呆很久，避免其發展當地勢力，影響他保持公平正義。一位官員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會在多個城市任命，如果幸運的話，在其職業巔峰時期會在京城任職。這種無根的到處移動，其影響之一就是空間感——對空間範圍及其宏偉的感受。官員成為了一個世界公民，在帝國的很多地方都能感覺自如。但也並非完全如此。成為世界公民所帶來的體面，可能會使其精神振奮，但同時也會使其身體感到疲憊，人會渴望家的穩定。因此，一直四處奔波的官員飽受著鄉愁的折磨。毫無疑問，駐紮在邊疆的士兵和為了尋求更高利潤市場不斷移動的商人，也同樣飽受思鄉之苦。官員也是文人詩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通常更多地把思鄉之情記錄在哀傷的詩文之中。封建中國對於矩形網格的渴望，可能會使我們聯想到美國類似的網格設計。城鎮及其範圍內的土地測量體系，將國家的三分之二劃分成方格，使得美國的大部分地貌呈現嚴格的傳統特徵。此外，一些聚居區有垂直的街道和大路。當然，這些網格的目的與中國的完全不同。在美國，宇宙的特殊意義其實是微弱的，然而經濟目的——土地的有效利用及開發——很重要。但細細想來，二者依然存有相似點，即使僅僅因為任何大規模的幾何設計都將天堂而非地球作為參考標準。中國的天文學更接近於美國現代天文學，而非注重那份撫慰幽靈出沒之地的心境。還有另一個相似之處。不論在帝國管理還是土地規模方面，幾何網格設計都能提高效率，這一點在中國和美國都被認可。然後就是流動性的問題，即無論身在何方人的心靈歸屬問題。美國為移動中的人提供方向的便利。簡單的幾何圖樣對於當地居民來說可能略顯乏味，但對於陌生人和過客卻十分有利。在西方文明中，天空是陌生人的指揮神靈，在古希臘（至少從荷馬時期）就已經如此了。城隍照料他們的子民，那麼誰來照顧進入該管轄範圍的旅客呢？答案是：眾神中至高無上的主神——宙斯。基督教的神就承擔著宙斯的職責，因為它對陌生人和無家可歸之人也很友好。繁華城市中的移民群體樂於接受新的宗教，然而傳統的羅馬家庭，植根於他們的宗祠，鄉下人依舊深受自然神靈的束縛影響，它們二者都抵制新的宗教。基督教的神是極為公正的，他的臉如太陽一般，同樣照耀正義之人和不義之人；他可以被依賴，對那些無家可歸之人，即那些沒有享受當地神靈庇護的人們，顯現惻隱之心。這樣一位神，在美國深受歡迎是合乎情理的，但很奇怪的是，美國不像邊界以南的那些地方，即使在其羅馬天主教群體中也沒有宗教聖地和朝拜中心。在歷史上，美國人擁有空間感而非地方感。只有在20世紀下半葉數十年裡，人們對於地方及根脈、血統和守護神的渴望才真正凸顯出來，而且這存在於那些其祖先在開放的場景——邊疆及天城中尋求靈感的民族中。民間社會的宗教具有特定的地方特點，每一片樹林、每一個洞穴、每一條河流以及每一戶家庭都有其內在的精神。民間社會制定的宗教儀式增強了責任感和依戀感。而宗教和哲學則恰恰相反，它們宣揚超然塵世。比如佛教，它將其存在歸因於大膽的分離行為。喬達摩·悉達多決定離開家，什麼樣的家呢？是一個完美的家庭，家裡有一位慈愛的父親，父親是一個小王國的統治者。這個家擁有感官和情感渴望的所有東西，但缺乏滿足精神渴求的東西。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佛教是極其嚴苛的。與其他主要信仰相比，佛教更不允許人性的弱點和需求，包括從具體和有限的事物上尋求安慰和保護。佛陀在哪裡？這樣一個合理的問題卻會引發令人困惑的答案。有個故事講的是，一個禪僧因把唾沫吐在佛陀的雕像上而受到訓斥。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說，佛陀無處不在，這一點禪師們教導過，所以他很難把唾沫吐或不吐在佛陀身上。他的回答顯示出對於神聖地方的徹底否定，更概括地說，是對某個地方有著特殊依戀和尊重的人類需求的否定。耶穌缺少一個可以退避的地方。「狐狸有它們的洞穴，鳥有自己的巢穴，但聖子耶穌卻無處安放他的頭顱」。在作出該抱怨後不久，耶穌提出的一個觀點挑戰了基本的孝道，即他提出要埋葬逝去的父親。「離開死者並埋葬他；你必須要將之告知天國」（《路加福音》第9章：57—60節）。對於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埋葬的地方是具有深刻意義的，且這種埋葬行為是有關尊重、急切的渴望及撫慰的原始行為。耶穌似乎對這二者都不以為然，他認為不存在神聖的地方，即沒有能敬拜上帝的地方。一位撒瑪利亞婦人說：「先生，我看得出來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先在這座山上進行敬拜，但你卻說敬奉上帝的廟宇應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相信我, 敬拜上帝既不在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這個時刻就要來臨了……這個時刻接近了，實際上當那些真正的信徒以心靈和忠誠朝拜聖父的時候，這個時刻已經到來了。」（《約翰福音》第4章：19—23節）。亞里斯多德曾說，無家可歸是哲學家的自然條件。真理即哲學家的家。因此，他們的家不可能是山上的居所或者廟宇裡的一個地方。阿那克薩哥拉被問道：「你不愛你的國家嗎？」他指著天空回答道：「我深愛著我的國家。」古典學者盧斯認為，該「軼事使其成為首個明確的『世界主義者』，即忠誠於科學真理而非屬於雅典或克拉佐美納伊的『宇宙公民』」。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強調自由是人的純粹的內在品性，從而否定了地方的重要性。馬可·奧勒留在其著名的《沉思錄》中寫道：「就我是安東尼來說，我的城市與國家是羅馬；但就我是一個人來說，我的國家就是這個世界。」 (卷4, 第44節) 並且，「你要始終清楚，這片土地與其他地方無異；這裡的一切跟山上、海邊或者你願去的地方的一切一模一樣。因為你會發覺，正像柏拉圖所說的，居於一個城牆之內就跟居於山上一個牧人的草棚中一樣」 (卷10, 第23節) 。我們的家在哪呢？如果不是城市或山脈的話，那它是整個地球嗎？然而，對於馬可·奧勒留來說，整個地球也只是一個點而已。在他的腦海裡，他有足夠的想像力將地球視為一點，而我們在大約一千八百年之後，在從宇宙飛船上拍攝的太陽系照片中，才真正地將地球視為一個點。提倡心靈的棲息地為宇宙，而非一些特定的地方，這令人振奮，但這種想法也會導致對身邊觸手可及的事物視而不見和不負責任，並最終導致不真實感，因為我們畢竟是人類。斯多葛的世界因其一切都以樸素為美，是蒼白無色的，最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甚至因此可能是悲哀的，因為它缺乏生命的熱烈絢麗，而這只能由特定的人、文化及地方才能彰顯出來。 我們是與大地緊密相聯的生物，同時具有渴求自由的靈魂。我們需要對大地萬物有更強烈的情感，這是支撐現代環境生態運動的理念、熱情和規劃的基本認識之一。環境保護主義者已重新發現了這種由來已久、為全世界人所共享的智慧。就肉體性的存在而言，我們需要在我們自己的地方感到心滿意足，這個地方要具有獨特的個性和氛圍，具有自身的文化印記，以及由動植物組成的它自己的生物群落，我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我們要給予其關愛和尊重。然而，就思想和靈魂而言，我們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嚮往其他地方，這也是很自然的。嚮往別處是我們的天性使然。小孩一邊依偎在母親臂彎裡聽故事，另一邊卻想像著另一個世界。既在「這裡」又在「那裡」，這種人特有的能力從小就會顯現出來，幸運的年輕人在富足的社會可以持續接受這種能力的培養，這是通識教育所提供的最好的東西。不幸的是，即使在富足的社會，也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從中受益；也就是說，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以一種玩笑卻嚴肅的方式，告訴你她的地址，這個地址不僅包括她自己的社區，還包括地球甚至宇宙，或者不僅把她的文化家園定位於一種特定的遺產，同時還是人類的遺產。瓦茨拉夫·哈維爾是一位劇作家，同時也是捷克共和國的總統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任總統，讓我以他的「地方感」結束全文。他寫道：我的家就是我居住的房間……我已經習慣居住、而且從某種程度上布滿我自己無形蹤跡的地方……我的家就是我的居所，我出生或者度過大部分時光的村莊或小鎮。我的家就是我的家庭，我的世界，我朋友的世界，我的職業，我的公司，我的工作場所。很顯然，我的家也是我居住的國家，是那裡的語言所表達的智慧及精神氛圍……因此我的家就是我的捷克，我的國籍，我認為我根本沒有理由不去接納它，因為它如我的男子氣概一般是組成我的基本成分，我的男子氣概是我另一個層次上的家。當然，我的家不僅是我的捷克，也是我的捷克斯洛伐克，這是我的公民身份。此外，我的家也是歐洲和我的歐洲身份。歸根結底，家即整個世界和它現在的文明，就此而言，家即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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