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博弈論的「道統」:簡·奧斯丁與經濟學

2021-01-08 網易

  作者=梁平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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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於簡·奧斯丁了解不多,第一次看到《簡·奧斯丁的謀略》一書時,吸引我的其實是該書的作者,韓裔美籍博弈論學者崔碩庸(Chwe Suk-Young)。

  十五年前在巴塞隆納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當時高級微觀經濟學和博弈論的授課老師叫託尼,來自西班牙和法國之間的小國安道爾,就是那個只有3萬人口,但是在微信上有幾百萬「居民」的安道爾。託尼當時在網絡博弈論領域已做出了傑出貢獻,當上了幾個頂級期刊的副主編或者編委,還掛名兼任安道爾駐幾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大使。他一向不談及當下學界,卻有一次破例提到崔碩庸這個名字,曾懷著讚嘆甚至一絲崇敬的意思評價崔碩庸關於「共同知識」和社會網絡的研究,說他在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國際頂級期刊上都發表了相關論文。沒有過很久,崔碩庸受他邀請來進行學術報告,有了託尼的預報和廣告,我們一眾博士生紛紛去參加。講臺上一個看著有些靦腆的韓國男子,沒有韓國人常有的口音。即使有口音也無所謂,因為我們這些學生早已經歷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各種腔調的英語洗禮。講座內容我已經全忘了,當時也沒有和他交流。

  這是因為,崔碩庸當時的簡歷看著並不很成功。他本科就讀於加州理工學院,於1992年在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導師是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傑·邁爾森(Roger Myerson),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當助理教授。他雖然在「非升即走」的「常任軌」(tenure-track)尾巴上連續在《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發表了論文,但是經濟學以外學科的頂刊發表,顯然不足以讓他留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此後他一路輾轉,給我們講座的時候已經四十出頭,博士畢業十五年,換了四個學校,甚至還從經濟繫到了政治學系,卻還是副教授,文章數量少,發表慢。在我們這些「勢利」的博士生眼裡,這簡直是不務正業蹉跎人生的典型,不知比他小五歲的託尼為啥還這樣讚賞他。雖然託尼成了我的導師,但是我並沒有來得及向他提出自己的疑惑。這個問題也永遠沒有答案了,這年冬天託尼就在一場流行性腮腺炎中猝然去世,享年37歲。後來巴塞隆納的高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獎項,頒給在社會網絡和社會互動研究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學者,兩年一屆,第一位獲獎者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十年之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久之後,我就買了崔碩庸的著作《理性的儀式:文化,協調和共同知識》(Rational Ritual: Culture, Coordination, and Common Knowledge),讀後對於崔碩庸的研究大為驚嘆,覺得這真是一個妙人。他從構建博弈參與者的「共同知識」,實現協作的角度,解析了美國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文化現象,比如什麼樣的商家要去「超級碗」之夜做廣告等等,令人大開眼界。書的篇幅並不長,據說已經出了第二版。

  依我看來,眼前這部《簡·奧斯丁的謀略》面向著三個不同群體的讀者。首先,崔教授面向普通公眾,試圖重述博弈論的「道統」。因此,如果讀者只是想看看如何用博弈論合理化簡·奧斯丁小說的故事情節,或者是想通過本書學習博弈論,那麼多半會有些失望。

  博弈論的「道統」是什麼?我們立刻會想到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巨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然後就是約翰·納什、羅伯特·奧曼、萊茵哈德·澤爾滕、羅伊德·沙普利、約翰·海薩尼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名字。總而言之,在普通公眾看來,這是人類頂級智識精英們的數學遊戲。

  以筆者的親身經歷為例。我十年前去美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入境紐約接受檢查時,坐在玻璃後面的一位移民局工作人員詢問我為何來美。我遞給他會議邀請函,他看著邀請函問道:「博弈論,什麼遊戲?電子遊戲嗎?(Game Theory, which game? Video game?)」。這一問驚醒了正被時差折磨得昏昏欲睡的我,我趕緊解釋,拉大旗作虎皮地舉出了以約翰·納什為原型的電影《美麗心靈》。對方似乎有所領悟,然後把我當成了很聰明的數學家(其實我不是),在護照上蓋章放行了。所以,博弈論在普通人看來高不可攀,心生畏懼和崇敬,雖然看不懂,但是似乎很厲害的樣子。

  通常對待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有三種態度:好奇而去學習;完全置之不理;激烈反對和批評。博弈論在美國可能就遇到了很多第三種態度。因此,《簡·奧斯丁的謀略》第41頁開始,用一節篇幅回應了對博弈論的批評。其中有一種批評值得一提,因為它不是針對博弈論的假設或者邏輯,而是針對博弈論的起源和發展。這種批評強調「博弈論起源於美國與蘇聯冷戰早期,美國空軍於1946年建立蘭德公司的時候」。這實際上也是博弈論真實發展歷程中的重要環節。在20世紀50、60年代,博弈論在西方國家一方面多是由數學家們進行研究,一方面其主要應用正是在軍事方面,比如核威懾戰略問題、美蘇裁軍問題等。蘭德公司正是很多當時一流的博弈論研究的贊助者。其他批評則包括:博弈論裡的博弈參與者太講理性,不受社會道德規範的影響,不受社會或文化背景影響;博弈論在合理化資本主義;博弈論在為政治趨勢服務;博弈論過於「男性化」等。

  崔教授試圖重新塑造博弈論的源流,講述一部「民間博弈論」給美國普通公眾聽。實際上,如同本書後記所述,原本作者青睞的書名就是「民間博弈論」。崔碩庸出生在美國南方的阿拉巴馬州,現居住在加利福尼亞。他的目標讀者,不僅僅是奧斯丁的忠實粉絲,也不僅僅是試圖從生活或者文學例子中學習一些博弈論知識的普通人,而是經歷了近些年的公民權利、女性權利、同性戀權利等各種社會思潮和運動洗禮,居住在美國東西海岸(也就是大選中支持民主黨的藍州)的年輕人。本書導論中「為了正確理解博弈論多樣化、抗爭性的歷史根源,我們需要認識到奧斯丁在博弈論史上的地位」正是開宗明義,體現了作者重述博弈論「道統」的雄心。此書試圖把簡·奧斯丁塑造為一位深思熟慮的博弈論學者,從她的小說裡勾勒出博弈論思想,從而回應對於博弈論的種種批評,讓博弈論的「道統」脫離數學界、脫離軍方,脫離一切使其「政治不正確」的特徵,使當代美國社會公眾願意接受博弈論。

  為了實現這一雄心,崔碩庸在展開對於簡·奧斯丁小說的分析之前,堅持用整整一章「民間故事和民權運動」分析了黑人民間故事中的策略思維,以及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中體現的策略思維。他還在短短的第4章裡分析了一個黑人民間寓言故事《弗洛茜和狐狸》,闡述了弱者如何採用博弈策略反抗強者。

  簡·奧斯丁,200年前的一位女性作家,對於重述博弈論的「道統」而言,她的六部小說自然是再合適不過的材料。博弈論基於理性選擇理論,考慮兩個或兩個以上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關注於單個個體的選擇。策略思維(奧斯丁用「洞察」一詞指代)是博弈論的核心概念。在作者眼中,簡·奧斯丁的小說「系統探討了博弈論的核心思想」。之所以用「探討」(explore)而不是「應用」或者「體現」,正是因為在作者眼裡,簡·奧斯丁在自覺地使用具有原創性的博弈論思想,安排人物之間的策略性互動,從而推動情節的發展。實際上,本書的英文原書名正是:「簡·奧斯丁,博弈論學者」(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

  在奧斯丁的時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小說中的女主角們主要忙於選擇自己的結婚對象。在作者看來,女主人公們擺脫當時各種社會規範(例如社會責任,社會期望等)的束縛,自覺運用策略思維謀取自身的幸福,體現了弱者對於主流社會秩序的反抗,說明博弈論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意義上「弱者的武器」。因此,一位對博弈論本身抱有懷疑甚至誤解的普通讀者,通過閱讀《簡·奧斯丁的謀略》,想必對於博弈論的看法會有所改觀。

  本書面向的第二個群體是奧斯丁的忠實讀者,這體現在作者對於奧斯丁小說中主人公自身成長的關註上。所謂「運用策略思維」,就是在做出行動時自覺地考慮行動對於他人的影響,以及他人會如何應對,也就是咱們常說的「換位思考」。當一個人可以嫻熟地換位思考,以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我們可以這個人「成熟」了。

  

  《簡·奧斯丁的謀略》

  奧斯丁的六部小說裡,女主人公的「成熟」是共同的主題。她們的策略思維能力並不相同:有的一出場時就是高手(《傲慢與偏見》中的伊莉莎白貝內特);有的則是一路打怪升級(《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範妮),逐步掌握了策略思維;還有的一開始自詡高手,實際上眼高手低,過度自信,最後才脫胎換骨醒悟過來(《愛瑪》中的愛瑪)。每部小說的情節發展都可以理解為年輕女性學習策略思維,通向「成熟」的過程。這種學習可以通過閱讀小說、仔細觀察同齡人和家中姐妹學到,但是主要還是要依靠自己在困難的社交場合中獨立決策來積累和提高。《簡·奧斯丁的謀略》一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及,但是這確實可以被稱作博弈論中所研究的「博弈學習」。

  崔碩庸正是捕捉到了「博弈學習」這條線索,才能夠將奧斯丁的六部小說融會貫通,講述「民間博弈論」。為何這樣說?博弈論在分析博弈時有三個基本要素:博弈參與者、參與者的收益(支付),以及備選行動。我們經常讀到的各種「生活中的博弈論」,關注的是個別案例中的博弈互動,如使用博弈論分析「空城計」「華容道」等經典故事中的策略,用均衡理論解釋其結果。這當然能給讀者許多啟發。但是,這些典型場景是靜態的、孤立的,讀者看不到博弈參與者自身的變化歷程;而任何經典小說,傳世的一定是人物形象的豐滿,而不是精彩的橋段。崔碩庸擺脫了對於單個小說情節的分析,而聚焦於主人公在整部小說中的成長。因此,他研究的是「人」而不是「事」,這樣他才可以呈現一部「民間博弈論」,而不是孤立的小故事的合集。在本書第5章裡,他簡要介紹了六部小說的情節,穿插著博弈論視角的點評,而非以博弈論來分析某一個重要場景中的策略行為。在第6~8章中,他基於博弈論的要素,分析了奧斯丁小說中不同人物的動機特徵和行為方式。

  第6章「奧斯丁的策略框架」指出:「奧斯丁展示了那些在策略上一知半解的人是如何出洋相的,他們自認為明察秋毫,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真正有策略頭腦的人物懂得通過觀察一個人的細小舉動來發現他的喜好」。在崔碩庸筆下,奧斯丁書中人物的眼神和盤算都有著博弈論的涵義。在第7章「奧斯丁的人類行為模型」中,崔碩庸更是比較和分析了「備選模型」,這些「備選模型」包括情緒、本能、習慣、規則、社會因素(包括意識形態)、迷醉狀態等。他通過研究這些因素對於奧斯丁小說中人物行為的影響,進一步展示了奧斯丁對選擇和策略思維的強調。在第8章「奧斯丁對策略思維的辨偽」中,崔碩庸更是指出,奧斯丁區分了策略思維和利己主義、道德說教、經濟至上、好勝心的區別。通過這三章的分析,作者樹立了簡·奧斯丁博弈論學者的形象。

  奧斯丁的忠實讀者們通過閱讀本書,能夠加深對書中人物的理解,領會自己為何會被奧斯丁小說中的悲歡離合所打動,為何對伊莉莎白和達西先生、範妮和埃德蒙、愛瑪等人物產生共鳴。甚至,奧斯丁的忠實讀者可以通過崔碩庸的分析,理解女性的成長過程,並運用到自身的生活中,訓練和加強自己的策略思維能力。

  本書面向的第三個群體是博弈論的愛好者和研究者,這體現在作者對於奧斯丁小說中的「博弈論創新」的分析上。在崔碩庸筆下,簡·奧斯丁不僅使用博弈論的框架組織小說發展脈絡,進行人物形象設計,還是博弈論的創新者,這讓筆者這個博弈論研究者也感覺有所收穫。在第9章中,他指出了奧斯丁的四方面創新成果。首先,奧斯丁眼中博弈的理想結果並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而是兩人攜手成為策略夥伴,共同操控第三人,因此最高程度的親密關係,是建立在策略合作夥伴基礎之上。而且,這種策略合作並不僅僅限於信任的建立,也建立在策略思維能力的發展,只有具有相似的高度策略思維能力的人(聰明人)才能心意相通,形成策略合作夥伴。博弈論被用在很多人類行為的分析上,但是我印象中確實沒有看到過有人從策略思維能力的角度,研究人際關係的鞏固。第二,奧斯丁發現了一個人身上存在不同的自我,相互之間沒有從屬關係,因此人需要有一定的自我管理策略。這與現在最新潮最熱門的行為經濟學,所關注的「多重自我」問題,不謀而合。第三,奧斯丁並不像傳統的經濟學家一樣認為偏好無法變化,而是提出偏好可能改變,改變來自於感恩、瀕臨死亡或者陷入愛河、參照點的改變、他人的奉承或者說服,或者一個行為有了新的社會含義。在奧斯丁眼中,感激之情這種導致偏好改變的心理機制,是最值得稱道的。這似乎表明,奧斯丁會贊同克拉克獎得主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的「心理博弈」理論,博弈對手的意圖也是參與者收益的一部分。當對方做出超乎預期的舉動,展示了自己的良好意圖後,自己的收益也會隨之改變,產生行動的變化。第四,奧斯丁認為,堅定的愛情並非被動的等待,而是基於對所愛之人心意和動機的理解,而產生的一個主動的、不斷調整的策略過程。因此,愛情中的「堅定」和「善變」並不僅是來自一方的個人品質。《勸導》中的安妮和溫特沃思艦長在策略上弄清對方的真實想法後,才形成了堅定的關係。這提醒博弈論學者,在博弈參與人的特徵與策略互動的結果之間,應進行更加小心的區分。

  博弈論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一個批評是,博弈的模型設定過於複雜,真實世界中的人難以理解,更不會按照模型的均衡預測採取行動。這其實就是說,現實中的很多人並不一定根據策略思維展開行動。在崔碩庸眼中,簡·奧斯丁最重要的博弈論貢獻,就是對於策略性「無知」(cluelessness)的分析。奧斯丁小說中的「無知」,是指人們有時不理解他人是根據其自身偏好做出決策,其實就是拒絕策略思維,拒絕換位思考。在第12章中,崔碩庸解析了奧斯丁小說中五種關於無知的解釋:先天能力的缺乏、社會距離引起的身份隔閡、過度的自我參照(以己度人)、地位維護(地位較高的人不願換位思考)、一廂情願(認為自己可以直接操縱他人偏好)。小說中的各種反面例子印證了這些關於「無知」的解釋。在第13章中,他在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民權運動等真實世界案例的基礎上,六經注我,深入闡發,給出了自己對於「無知」行為(拒絕策略思維)的五種解釋:心智上的懶惰;地位較高者不願換位思考,不願走進地位較低者的內心;依賴社會地位行動,看人下菜;策略性地拒絕換位思考,不理會他人的行動,以提高自身談判地位;避免產生同理心,因為對於他人思想和感受的理解,將不可避免導致對於他人的關心。

  作為一名博弈論研究者,筆者感到崔碩庸對於「無知」的分析是最有啟發意義的。這些解釋在博弈論看來都是合理的,但是卻是一般的博弈論研究很少涉及的。這對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也有所啟發。有時局內人和局外人會對國際重大博弈中一方的策略感到困惑:為什麼他要選擇看上去明顯讓矛盾衝突不斷激化的措施呢?難道博弈不正是要預估和考慮對方的反應,而非只看自己的收益嗎?這種看上去「魯莽」的措施,背後可能有著理性的考慮。拒絕換位思考,保持「無知」,有時也是一種博弈的策略而已。如同書中所說:「無知是一種真實的、不斷出現的現象,值得更深入的研究。」策略性的無知也是值得博弈論研究者重視的研究方向。

  掩卷遐思,我特別驚訝與讚嘆崔碩庸教授重述博弈論「道統」,改寫博弈論歷史的努力,對於崔碩庸教授的敬佩之情更上一層。我在網上點開他介紹本書的視頻,畫面中的他穿著短衣短褲,戴著無框眼鏡,在加州的陽光下,略帶靦腆地說話,依稀還是十多年前的大男孩模樣,似乎歲月在他身上並未流逝一般,那番對生活現象進行學術探究的熱情不改。博弈論並不是抽象的數學遊戲,它來自民間,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正如崔教授所說:「如果你知道博弈論,我希望這本書能讓你明白,博弈論能幫助我們理解奧斯丁,理解生活。」希望您讀過這本書後,同意他的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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