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後殖民主義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中國，那麼後殖民主義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呢？韓素音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傳記作品中，就通過她的家族早年留學海外與回到中國的經歷，反映和反省了當時的中西種族關係問題。韓素音的思考，不但早於當代後殖民理論，並且在很多方面修正和發展了後殖民主義。
後殖民主義肇始於1978年薩義德（Eward. W. Said）的《東主方義》一書，此後，薩義德、斯皮瓦克（Spivak）和霍米巴巴（Bhabha）形成了「後殖民三劍客」，成為後殖民主義的主要批評者。與此同時，世界不同區域後殖民批評家紛紛響應，形成了後殖民主義的龐大體系。
在1978年前，已經有部分學者探討後殖民的話題，如出生於加勒比海但投入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法農（Fanon）、尼日尼亞的阿契比（Achebe）等，他們是這一領域的先驅，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這裡想提到的是韓素音，韓素音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比利時人，她在中國長大，其著作在西方和中國都廣有影響。自20世紀60年代起，韓素音發表了系列傳記小說，以個人經歷呈現20世紀歐洲人有關中國的東方主義話語，以及中西婚姻及混血子女所帶來的系列後殖民問題，深入挖掘了中西文化相遇的各種面向。我們知道，薩義德東方主義中的「東方」，指的是伊斯蘭阿拉伯國家，中國在後殖民理論中是缺席的。可以說，韓素音較早地填補這一領域。韓素音的傳記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文體，既有經歷，也有思考。本文主要以1965年出版的韓素音傳記的第一種《殘樹》為對象，分析韓素音對於中西後殖民問題的思考。
故事從韓素音的父親周映彤說起。周映彤出生於四川的一個大家族，在義和團運動後被省府送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學習鐵路建造。我們知道，在晚清和「五四」，中國留學生陸續走出國門，尋求西方啟蒙現代性。周映彤也是去歐洲尋找科學和革命的，然而，在周映彤這裡，我們卻遇到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東西。
在出國之前，周映彤就受到了打擊。周映彤先到上海學習法語，他像那個時代的青年一樣，喜歡赫胥黎的《進化論》（Huxley,Ethics and Evolution）。在法語課「我讀過的一本最好的書」的題目下，周映彤寫了一篇《論<進化論>》的文章。沒想到被法語老師波那米（Bonami）臭罵了一頓，「這是遭天譴的想法，是垃圾，人從猴子變來的？全是臭名昭著的達爾文及那幫歹徒在瞎說」。這讓映彤很受打擊，無法理解，「難道赫胥黎和達爾文不是歐洲科學的一個部分嗎？歐洲世界不就意味著科學嗎？我不正是要學習他們已知的東西嗎？」 1
到了比利時以後，映彤更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東西。周圍的人問他種種奇怪的問題：「你們真得吃老鼠嗎？」「你們會砍掉小姑娘的腳趾嗎？」「你一天抽多少管鴉片？」「我們的牧師最終會給你們帶來文明」「我們白人有責任將正義和文明帶給有色人種」。他在圖片上看到，拖著辮子的中國人，與黑人、印地安人並列，成為歐洲人拯救的對象。他還看到這樣的口號：「十個法郎就可以買一個中國人。」據韓素音在書中交待，「映彤在歐洲留學的時代，白人隨意談論他們作為白人的『責任』，他們沒有任何羞恥和內疚地聲稱自己的優越地位，這是天賦的。報紙和書籍上都說，白人的頭腦是最大的，比其它種族要重得多」2。
據薩義德的說法，18世紀以後，西方的東方主義在西方經歷了從古代東方主義到現代東方主義的轉變，也即從宗教色彩的東方主義向科學主義的東方主義的轉變。在韓素音的筆下，20世紀初的歐洲仍然充滿了宗教色彩的東方主義。
既然中國人如此落後，那麼就應該效仿法國大革命，來一場革命。先進的中國人就是這麼想的，連孫中山也來到布魯塞爾，發動留學生革命。不料，革命卻遭到了歐洲人的拒絕。留學生的住處受到了當地警察的搜查，映彤和另一個同學被帶到了警局，讓他們交代學生聚會的名單，並打聽孫中山的下落。警察對他們說：「你們是來學習的，不是來製造麻煩的。」這讓周映彤感到十分不解，他反覆地問：「法國不是自由國家嗎？」「法國不是革命之母嗎？它不是進行革命，砍掉了國王的頭嗎？」「為什麼他們不歡迎在別的國家革命？像法國革命一樣的革命？他們為什麼這樣對我們，我們同他們一樣擁有革命的權力。」3他的同學回答說：「朋友，他們說對他們好的東西未必就對我們好。我們在革命以後，可能把它們一腳踢開，這是他們害怕的地方。」
除了利益的考量外，歐洲人反對中國革命其實另有一套理論在背後。從書中看，歐洲人在貶斥中國愚昧落後的同時，還有另外一套稱讚中國的話語，「中國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你們是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負責管理中國留學生的納瓦爾（Monsieur Navarre）對他們說：「你們何必需要我們的機器、財富(實際上我們很窮，因為錢就花在殖民地上了)和科學呢？你們有智慧、古老的智慧、孔夫子。」4在反對留學生革命的時候，納瓦爾表達的意思更為直露一些，「永遠不要忘記，你們東方具有與我們不一樣的傳統，你們的人民是幸福的人民，不要過快地改變他們。不要聽那些鼓動革命的惡魔的話。」「你們必須保持你們國家的高貴德性，讀聖賢書」「忠誠你們的皇帝」。5這裡的邏輯很明顯，雖然中國很愚昧，然而你們只配有那種皇權世界和神秘文化，不必轉變到現代世界來，來了以後你們反而會紊亂。只有白種人才配呆在現代世界，而東方人本來就是低等人種。
這一點魯迅的認識最清楚。羅素回憶，他在山裡坐轎子，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辛苦，但每逢休息時，他們立馬抽出菸袋，又說又笑，一點憂愁都沒有似的，這種淳樸讓羅素大為欣賞。魯迅卻笑不出來，他尖銳指出：外國人只不過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魯迅沉痛地說：「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6。
韓素音提出了很尖銳的問題，也就是說，歐洲人是以雙重標準來看中國的。霍米巴巴後來對於西方現代性的質疑，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他在《文化的定位》的「結論」即《種族，時間和現代性的修訂》一文中談到，西方現代性的符號正是法國大革命開始的，然而法國大革命的現代性意義僅僅是針對於西方人而言的，對於非西方殖民地人民來說，它只是一個「難以忘懷的不公平的戲弄」。霍米巴巴專門提到了海地革命。法國大革命後，法屬殖民地海地效仿法國，進行了爭取黑人平等獨立的革命，卻反過來被法國人鎮壓在血泊中，「如果我們站在後革命時期聖多明各黑人的立場上，而不是巴黎的立場上，福柯的現代性空間符號的種族中心主義局限就暴露無遺了」7。霍米巴巴認為，後現代主義反思西方現代性的問題在於不能脫離西方自身的視野，這種自我反省的結構無法掙脫西方自身的邏輯系統。韓素音較霍米巴巴早30年，提出了歐洲革命的悖反問題。
瑪格麗特（Marguerite），一個比利時女子，被不切實際的東方主義話語所吸引，嫁給了周映彤。書中記載，瑪格麗特讀了大量的在歐洲流行的有關中國的小說，在這些小說中「中國是一個充滿了異國情調之美、具有古代傳統的國度，這個有序和寧靜的中國，是他們想像出來的，並不真實存在」。在他們眼裡，「兇殘愚蠢的慈禧成為了優雅可愛的老夫人，慈祥地與英法美外交官的太太們喝茶」8。周映彤本人出生於詩書之家，所了解的中國多是書本上的中國文化，他有意識無意識地迎合瑪格麗特的想像，這就讓她對東方主義的中國想像深信不疑。
在東方主義的視野裡，中國只是一種遙遠的神話，決不能是現實。在現實中，中國是無法與歐洲相提並論的。東方主義與周映彤的戀愛，像一顆炸彈，炸開了歐洲的種族主義。對於丹尼斯家族而言，這是一個傷風敗俗的災難。他們一家人都出動了，叔叔、堂兄等男人們從各地趕來，女人們則四處走動，「丹尼斯家庭的人決不可能嫁給一個中國人（中國人！），一個異教徒（異教徒！）」。在這裡的敘述中，「中國人」和「異教徒」都被重複了兩遍，並且加了感嘆號，含義已經不言自明。丹尼斯一家想出了各種主意，對付瑪格麗特，「有主張把瑪格麗特送到她卡米麗特的修道院去反省，她的姑祖母在那裡擔任院長，或者把她送到女精神病院去，或者趕緊找一個合適的人結婚。有人說，她可能被魔鬼附體了，由此專門舉行了一場儀式，給她祈禱和灑聖水」9。無奈瑪格麗特非常堅決，父親把她鎖在房間裡，她竟然踢破了門，直接和周映彤出走了。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倆回來了，中國領事威脅說要把周映彤送回國，瑪格麗特則被她的父親強行帶回了家。然而，神奇的是，瑪格麗特在短短幾天內就懷孕了。這一下，反對者都沒轍了，只能同意他們結婚。主教的口吻也變了，「總之，由於我們的女兒瑪格麗特的影響，我們將會建立一個新的天主教區，上帝的火焰將燃燒在異教徒中」10。
周映彤與瑪格麗特於1908年結婚，婚後他們並沒有立即回中國。1910年10月，周映彤由布魯塞爾大學工程系畢業，其後又在比利時實習和工作了一段時間，直至1913年1月他們才踏上回中國的路途。他們以為，回到祖國的懷抱，從此就脫離了白人的種族歧視。他們想錯了。
在他們訂票回國的時候，周映彤就意識到了悲劇的開始。輪船公司彬彬有理地告訴他，按照規定，周映彤是有色人種，沒資格訂頭等艙，但瑪格利特卻可以。瑪格利特只好和周映彤一起坐二等座。這是在國外，倒也罷了。沒想到到了上海，種族等級變得更加分明，「到了上海，我們陷入了極度痛苦，很明顯，在我自己的國家，我只是一個低等的、受蔑視的人。有的公園、飯店和賓館，我不能進去，瑪格麗特卻可以。在不屬於中國人的中國城市的土地上，我沒有權利，她卻有，這都是因為膚色的原因」11。如上海租界之類的地方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色，是殖民主義在中國留下的烙印。
其實不止於上海，凡有外國人的地方，種族等級就無處不在。周映彤被授予四川全省總工程師，薪水也不錯，然而與外國人比起來，他還是相當地屈辱。他在一個比利時工程師的手下工作，「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就不可能晉升到更高的位置上，而歐洲人，儘管能力遠遜於我，卻可以佔據那個位置。我永遠達不到歐洲人的工資，哪怕後來我擔任同樣的助理工程師的職務。我的工資，最多是白人工資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12瑪格利特雖然是一個白人，但由於她嫁給了中國人，於是被白人們所鄙視和排斥，「至於瑪格利特，因為她是一個中國人的妻子，比利時工程師的太太們都看不起她，不接納她」13。
對於瑪格利特的蔑視，不僅來自白人，同時也來自中國人。不管她走到哪裡，都有中國人跟著她，盯著她，罵她：「大鼻子！洋鬼子！」還有小孩子把尿撒到她的衣服上。映彤對她解釋，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做了太多的壞事，所以他們憎恨洋人，而你成了洋人的代表。瑪格尼特對此還不能理解，在她的印象裡，外國人對中國很友好，一起致力於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她自己小的時候就在教堂募捐幫助中國兒童，她把巧克力紙攢起來，送到慈善修女會，用賣紙的錢去贖回一個中國小姑娘的靈魂。她對中國人這麼友好，換回的只是憎恨。
韓素音所揭示的上述故事，內中所隱含的理論貢獻在於：（1）反向的東方主義。我們知道，對於東方的貶低固然是東方主義，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不過韓素音在這裡向我們展示的是一種反向的東方主義，即將中國異國情調化，讚美古代中國，造成瑪格利特嫁給周映彤婚姻的悲劇；（2）從東方主義到殖民主義。西方人在歐洲內部，僅限於東方主義觀念，而到了中國，東方主義就落實在殖民主義；（3）自我東方主義。瑪格麗特沒有被歐洲的種族主義擊倒，卻倒在了在中國自身的種族主義之中。瑪格麗特作為一個嫁給了中國人的歐洲女性，忽然成為了一個多重的受害者。
更為嚴重的是，周映彤與瑪格麗特的婚姻，不但害了他們自己，也遺害了他們的作為混血的後代。他們作為混血兒或雜種的後代，在種族主義的時代，承受著自我分裂的痛苦，同時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這裡姑以韓素音和她的大哥子春為例，略做分析。
子春是周映彤與瑪格麗特的長子，出生在比利時，正因為他的及時降臨，才使得父母的結婚成為合法。子春在國外長大，長到16歲，他懷著認祖歸宗的心理來到中國。他的夢想是做一個中國人。他苦讀中文，去北京宮殿、博物館、公園各地遊覽，每處碑文他都抄寫出來，感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好景不長。他逐漸發現，自己不可能做一個中國人，「他開始看到中國的本來面目，乞丐、窮困、骯髒、無助、罷工、軍閥，更主要的是死亡，令人恐怖的死亡。他到底在歐洲長大，很容易發現中國的可怕。開始他將中國視為風景，拍了不少城牆和石碑。但是再遲鈍的人也不能看不到貧窮和恐怖。他逐漸發現自己不可能做一個中國人。」14在公司裡，他是一個歐亞混血兒，因此可以拿較中國人高很多的薪水，「如果大哥要堅持做一個完全的中國人，那就意味著他將被人蔑視，墮入那種無形的種族等級，變成他身邊的那種無名的、面目不清的人群中，去乞討、去挨餓，變成千百萬土地上的野獸，土地無邊、飢餓無邊、苦難無邊，變成一名要街上遊行、抗議剝削而被槍殺的學生」15。
尷尬之處還在於，他也做不了一個歐洲人。真正的歐洲人，哪怕一個毫無經驗的小青年，工資也比他高很多。他追求一個歐洲女孩，因為他的父親是中國人，受到了拒絕。憤激之下，他離開了讓人恥辱的家庭，獨自到了天津。他徹底不想做中國人了，他辱罵中國人愚蠢懶惰，應該讓外國人來教訓。他參加歐洲商團、協助英國警察驅趕中國難民，還在路上無緣無故地毆打中國車夫。然而，不管他怎麼做，都驅趕不了他內心的空虛和孤單，「他不可能是中國人，也不可能是歐洲人」，他在認同上無處歸依，成為社會的棄兒。
韓素音出生在中國，在中國長大，但她也一直生活在一個雙重的世界裡。吃飯的時候，家裡早餐是西式的，午餐是中式的，晚餐又是西式的。上學的時候，上午上中國學校，下午去法國修道院。在修道院裡，她學習《聖經》，然而在中文學校裡，老師告訴她，聖·約瑟夫和聖母瑪利亞都是中國山東人。幼年韓素音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聖·約瑟夫和聖母瑪利亞是猶太人，不是中國人，但學校負責教義問答的中國修女說：「那是他們的說法，我們認為他們出生在山東。」16這讓我們想到，霍米巴巴也曾談到，印度土著人讀《聖經》的時候，將上帝視為印度人，並且不承認聖餐，他將其視為印度土著篡改和反抗殖民主義的一種方式。17韓素音就生活在這不同文化的牽扯之中，雖然他堅持聖·約瑟夫和聖母瑪利亞不是中國人，然而她後來拒絕去教堂了。韓素音覺得，「從一開始起，就有一種雙重性，另一種生活、另一個他者，同樣也是自我。在同一天，我可以變成另外一個人。孩子的各種想像，被兩種不同身份的知識所牽扯，在混亂的事物中尋找自己的秩序和領域」18 。
韓素音不到15歲就去協和醫院擔任打字員，因此很早就意識到社會的種族等級。她的工資情形與大哥一樣，比中國人高一些，但是比歐洲人要低很多。即使在混血兒當中，情形也不一樣，工資多少嚴格按照你的歐洲血統的多少，歐洲血統越多，等級越高，反之中國血統越多，等級越低。韓素音還看到一本有關於種族主義的書，上面寫到白種人、黃種人、紅種人和黑種人，腦髓重量遞減，並且說混血人種情緒不穩定，這讓她很恐懼。
與哥哥不同，韓素音從小就想做一個中國人，為此她經常與媽媽瑪格麗特吵架。她的一生，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的確都認同中國，找到了自己的歸屬。
提到「雜種」，我們很容易想到後來霍米巴巴的論述。霍米巴巴對於後殖民理論的重要貢獻在於，他突破了薩義德的西方單一主體，而從主體混合的角度進行論述，即從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關係的角度來論述殖民主義話語，如此就衍發出了反殖民話語的可能性。他專門提到「雜交」（Hybridity）的概念，即指在話語實踐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種狀態。從批判殖民話語的立場上說，雜交的效果主要是動搖了殖民話語的穩定性，「它們以驚人的種族、性別、文化、甚至氣候上的差異的力量擾亂了它（殖民話語）的權威表現，它以混亂和分裂的雜交文本出現於殖民話語之中」19。韓素音所論，卻是真正的「雜種」，他既是西方人，也是東方人，沒有固定的主體身份，話語的博弈和衝突，竟然發生在同一個人的身上。這是巴巴沒有預想到的，也是主體認同和後殖民批評的一個挑戰。
身處中西之間的「雜種」，其命運究竟會走向何方怎麼發展呢？韓素音以大哥子春和自己的情形，作了回答。主體的選擇，應該既與遺傳有關，更取決於他的生長環境。是什麼原因讓韓素音和她的哥哥子春走上了不同道路呢？子春在國外長大，外形更像歐洲人，因此最後倒向歐洲認同。韓素音從小在中國長大，外形又像中國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她都被人罵過「黃色雜種」「中國賤貨」等，飽受屈辱，這是她維護中國身份的原因。如此看，歐洲種族主義是萬惡之源，而無論是真正的「雜種」或者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都可以在主體構建上進行自我選擇。
1、2、3、4、5、8、9、10、11、12、13、14、15、16、18 The Crippled Tree, Jonathan Cape Ltd, 30 Bedford Square London Wci, first published 1965，p.162，p.177-178，p.186，p.179，p.181，p.68，p.204，p.204，p.280，p.290-291，p.291，p.425，p.426，p.394，p.364-365.
6 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頁。
7 Homi K. Bhabha, Conclusion: Race, Time and the Revision of Modernity.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P.236-256.
17、19 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p.102-103,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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