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二爺前言】
師兄湘潭大學羅如春教授大作《後殖民身份認同話語研究》不日出版，我師金惠敏先生欣然作序。得此文後研讀再三，總覺回味無窮。師父行文，時有縱橫捭闔萬千氣度，時如涓涓細流飛泉叮咚，而其視野亦早已置於國際前沿之外，一句一語間便掀起萬般學術風潮。軟磨硬泡，求師父得賜此文，移入小號近水樓臺，以饗各位看官大家風範。
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
金惠敏
（中國社會科學院）
（我的導師，國際著名學者金惠敏先生）
如春教授書成囑我作序，我猶豫良久。我曾是他的半個老師，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過博士後，我是他的合作導師，合作關係大於師生關係，所以說只能算是半個老師。我經常聽他高談闊論，臧否人物，辯難析疑，如老柏拉圖，癲狂於真理的追索與發現，從中我不僅學得不少，也每每大受感染。由於這層半師生關係，道義上我必須為他的新著寫點什麼，且君子成人之美嘛！但又思忖著，現在學界都是術業有專攻，不獨隔行如隔山，即便不同專案之間，對起話來亦十分不易。於後殖民理論，如春沉浸經年，是資深專家了，而我則是偶有所及，知識不成系統，理解也難說準確，怕給如春大著序引不成，反倒拖了後腿。幾番求饒不得，終於鼓起勇氣，寫下如下的話，如春和讀者諸君若是覺得卑之無甚高論，那就權當是我「捧個人場」了！
我以前對後殖民不感興趣，看它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與中國現實和當前的思想任務關係不大，且我們也沒有與之呼應的後殖民體驗，早一天晚一天了解它都無大礙。後與鄭州畫家於會見先生結識，使我終於認識到：後殖民絕非無關痛癢的海外奇談，它真的就是我們自鴉片戰爭以來迄至當今的歷史、現實和經歷。於先生多次批評藝術界同行的後殖民畫風，簡單說就是神秘化、他者化乃至妖魔化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為西方主體提供其「凝視」和消費的奇觀擬像，而他本人則是站立在中國的大地上，直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及其後果（多為負面的後果），在熱辣辣的現實中尋找靈感和美學。雖然我們未必要在他和同行之間辨出個誰是誰非來，但兩條路線則是涇渭分明地擺在那兒，容不得漠視。
許多人都接受，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對於這種社會的文化特點的認識就遠沒有對前者那麼一致了。我認為這個特點就是中西二元對立思維。無論流行的文化自大主義，抑或文化自卑主義，其實都深陷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框框中不可自拔。前者盲目自信，坐井觀天，後者全盤西化，望洋興嘆，說來說去，反正都是在在不離於什麼中國的外國的。進入21世紀，情況變了，全球化來了，中國崛起了，然而似乎兩種「主義」仍在作拉鋸戰，從不消停，也間或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的。由於所有的後殖民理論都以「二元對立思維」為其特徵，即使其關於全球化的論述也充滿著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如薩義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查特吉等無不如此，所以我又稱其為「後殖民情結」，這是說，它已經深入到無意識的心理層面了。這種情結會不時地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冒出泡來，如原教旨主義國學，文化民族主義，極端愛國主義，其特點是不變的理論和此起彼伏的情緒。
我們已經進入全球共同體，進入全球秩序，在踐行著包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全球治理」，甚至還展望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我們要對這個正在形成的共同體有所貢獻，從中求得生存和更好的發展，那就不能總是將自己定位在弱勢、他者、另類、特殊、邊緣、女性的位置上吧？！老莎士比亞的臺詞言猶在耳：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弱者與女人通（同）義。全球化需要對話主義，而對話則需要平等！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或美國化，不是同質化、制式化，全球化本身就是對話，是作用與反作用，是赫爾德所謂的「相互對接」（interconnectedness）[1]，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和「後民族星叢」（雖然在他只有話語的層次）。我們盡可以強調、強化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差異、文化特色，但那總是為了更好地對話，在對話中取得最佳位置。阿多諾早就指出，特殊性唯在「星叢」即關係中才能浮現出來。一切後殖民理論和實踐對各種差異的強調，無論看似多麼決絕，但其實都是以極端的方式拴牢與主控世界的聯繫。差異從不屬於事物自身！離開事物之間的關係，差異便無從談起。因而也可以說，差異即關係。[2]
我們感到特別欣喜：目前官方層面已經號召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家要「提供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向！如所周知，過去我們一直奉行的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我們反對拿西方那把鑰匙來開中國的鎖，我們自己也堅持鍛造中國自己的鑰匙，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從沒想過大老遠去觸碰人家西方的什麼問題。今天我們變得自信了，不僅經濟自信，而且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主義自信等等！以「解決人類問題」為鵠的，這當然不是要拋棄自己的傳統，不是擺脫自己的現實，而是在研究中國問題時，胸懷世界、宇宙、人類，將我們中國人特殊的經驗匯入人類經驗的遼闊海洋，實現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過渡，讓「中國史」成為馬克思所謂「世界史」的一個部分，讓「中國」成為「全球」的一個部分。站在全球化的歷史制高點上，檢視我們過去的被殖民創傷，而非只是撫摸和心緒難平，並超越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對立，化開百餘年來鬱結在心的「後殖民情結」，竊以為，唯如此中華民族才能不僅在經濟上復興，同時也才能在精神、文化層面復興。
如春大著研究西方後殖民的身份建構，對於中國來說，當是一面鏡子，從中我們能夠憶起我們自己屈辱和反抗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能看到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後殖民怨恨、後殖民復仇、後殖民抗爭在現今時代的不合時宜、自小氣象和自我捆綁。我們需要從全球化中獲得超脫、超越和升華！我們當然不會放棄愛國主義，但我們的愛國主義是全球愛國主義，是世界愛國主義。如今學界時興的關鍵詞「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本就包含著世界與城邦（國家）兩方面的內容，由此而言，全球化時代的愛國主義不得不是「全球愛國主義」，或者，「世界愛國主義」，即是說，將愛國主義置於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之中。全球化在事實層面是必然，在理論上、態度上就是應當了！順帶說，時下的英國脫歐，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的喧鬧，以及恐怖主義活動的日益猖獗，並非意味著全球化就要終結了，那是全球化的波動、波折，是全球化的再調整。
誠然也有人主張後殖民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所造成的新的剝削、壓迫，新的權力關係，新的邊緣群體和垃圾人口，如哈維、阿明和鮑曼所觀察的，因而全球化也就是全球資本主義，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要求我們必須不繞圈子立即回答的話，我們可以非常馬克思地說，全球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全球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後殖民全球化」是從後殖民角度理解全球化，它是對資本主義的一個繼續批判，但與全球化的本質全然無關：全球化是一種交往形式，即相互聯繫，由於這種新的或者被增強的交往形式才引發交往內容的變化。全球化無關乎全球化的內容。可以有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但也可以有共產主義的全球化，或者其他任何主義或「裝置」的全球化，所謂「全球化」只是說讓所有原本獨立存在的個體、民族、文化、制度、信仰等等走進一個統一場，在此統一場中，在此相互存在中，它們變得相互依存起來，從而便不再依然故我，其自身都要發生或多或少的改變。資本主義不會長驅直入這個統一場，它必然會遇到堅如磐石的他異、地方，後者會迫使前者在某種程度上放棄自身。羅伯森曾力推一個怪詞「球域化」（glocalization）來描述全球化過程，其潛臺詞就是全球化最終是要被地方化的，無論主動（作為一種營銷策略）或被動，結果都一樣。目前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基本上是一枝獨秀，因為在它之外尚不存在能夠與之抗衡的已經成熟的共產主義，也就是說迄今尚未發生共產主義的全球化，如果說有的話，那是蘇維埃，但它的全球共產主義宏大工程已然失敗，因而要戰勝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後殖民無疑是可依賴的一種主要的力量。但反過來說，如果後殖民只是盯著眼前的一隅之方、一族之民、一己之私，與殖民者一般見識，甚或睚眥必報，冤冤相報，他東「方」化你，你就西「方」化他，如查卡拉巴提的「省區化歐洲」（provincializingEurope）[3]，而不能夠放眼人類之整體及其未來，那將不過是用一種地方的資本主義去代替另一種資本主義而已，因為雖然歷史是否終結可以懸置，但後殖民並未想像出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或現代性的什麼主義來，而且後殖民與它所反對的資本主義還享有共同的理論資源，即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啟蒙價值都有其無可逃避的「辯證法」。就像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其結果無非改良、改朝換代而已，變不出什麼新的思想和制度來，後殖民的抵抗也只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打轉轉，不僅不會顛覆資本主義，相反通過敲敲打打、修修補補，讓資本主義顯得更加萬壽無疆。不過，我們還不能說後殖民的抵抗毫無意義，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此乃一個亙古不變的定律，但它僅僅是一個起點，而全球化則可能昭示它的未來。我們不僅要從後殖民認知全球化，也必須從全球化角度體察後殖民，不文飾其狹隘侷促之處。後殖民眼中的全球化不是全球化，精準言之，它只是全球化的一個維度，即現代性，其另一維度是後現代性，因為全球化內在於現代性，如布羅代爾在「長時段」中所考察的，資本主義一開始就是越界的。
全球化的視角對西方後殖民知識分子可能顯得有些奢侈和邈遠，但於中國人來說，則就是我們當前亟需邁出的一步。中國必須與告別後殖民，而後才能成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堂堂正正的一員。這當然也是西方後殖民的願景了，雖然比我們要稍微遷延一些。這是我們中國人小小的「文化自信」。但必須指出，這不是後殖民的「文化自信」，不是原教旨主義國學或文化民族主義的「文化自信」，而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自信」，是敢於對話和側身「星叢」的「文化自信」！
說些不相關的話，算我交差了！如春恕我！是為序二，錯了，是二序。想想，「二」好！「二」是不循常規、自出機杼的意思。
2016年8月9日草於北京西三旗
（羅如春：《後殖民身份認同話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待出）
[1]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1999, pp. 27-28. 「相互對接」這一看似頗為穩妥的全球化定義暗含著與烏爾裡希·貝克「世界主義」的重大分歧：雖然它表明了國家之間日益增強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但仍然是以國家疆域為單元的思維方式，因而仍然未能擺脫「方法論的民族主義」，而「世界主義」則企圖將所有民族或國家整合在一個框架之內（See Ulrich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trans.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Polity, 2006, pp. 79-80）。
[2]參見金惠敏：《差異即對話：一份研究綱領》，載《中國比較文學》2016年第4期。
[3]查卡拉巴提嘗試證明那些聲稱或被認為普遍有效的現代歐洲觀念或範式其實不過是歐洲那獨一無二的歷史和傳統的產物，先天地便賦有其地域的性質和特色（See Dipesh Chakrabarty, 「Prefaceto the 2007 Edition」,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ii-xiii）。
（我的師兄，湘潭大學羅如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