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是目前最有影響力的非洲作家之一。其實他的名字應該讀作「古吉」，意思是「工作」；瓦‧提安哥是肯亞的命名習俗，意思是「提安哥的兒子」。在英文圖書館中，這個陌生的非洲名字讓讀者們常常不確定，應該把他列在「W」還是「T」之下；在中文圖書資料庫中，檢索到的是三本署名為「詹姆士‧恩古吉」的小說——這也曾是他的名字。我們從名字開始說起，因為沒有什麼比他的名字更能直接地體現出這位肯亞作家的人生和文學歷程。
恩古吉‧瓦‧提安哥，如今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比較文學系和英語系的傑出教授136年前，1884年11月15日，14個歐洲國家在柏林舉行會議，歷時104天，討論籤訂了殖民非洲的遊戲規則，肯亞被劃歸英國，成為英國的「東非保護地」。54年後的1938年1月5日，詹姆斯‧恩古吉出生於肯亞中部、首都奈洛比以北30公裡的利姆魯鎮郊區卡米利圖村，他是他父親四個妻子中第三位妻子所生的第五個孩子。
1884年，14國制定掠奪非洲遊戲規則的柏林會議詹姆斯‧恩古吉出生的村子是一個1900年代初殖民政府掠奪肯亞土地時建立的殖民村落。這片世代由本地人居住的土地，在肯亞被殖民後，劃歸成白人專用土地，被稱為「白人高地」。恩古吉的父親也因為1916年的《大英帝國法案》，從一個農民變成墾荒者。
1900年代，肯亞首都奈洛比的高地和阿提平原相接的地方1962年的奈洛比1947年，恩古吉開始在當地的教會學校上學，後來轉去了獨立的基庫尤族（肯亞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編者注）學校。當時還叫做詹姆斯的恩古吉，喜歡讀狄更斯、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約翰·布坎的作品，喜歡在學校排演莎士比亞的戲劇，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1952年10月，肯亞高地爆發了一場持續一年的武裝農民起義，肯亞人要奪回被英國殖民政府分配給少數白人農民的大片土地。英國政府隨即宣布肯亞進入緊急狀態。這次起義隨後發展成了在阿伯德爾山脈和奈洛比北部的肯亞山脈附近的遊擊戰爭，高峰的時候，有一萬五千名左右自稱為「肯亞國土自由戰士」的遊擊隊員在叢林中生活戰鬥。在這場估計上萬人喪命的八年戰爭中，恩古吉的一個哥哥在遊擊戰中喪命；另一個兄弟，因為聾啞，沒有聽見英國士兵讓他不要動的命令而被射死；他的母親因為兒子參加遊擊隊，遭到三個月隔離監禁——但她還在獄中不停寫信，讓恩古吉千萬不要輟學。
1960年，英國政府委任研究學者科夫裡德（F. D. Corfield）將1952年的這次農民起義評價為「停滯數百年的原始民族難以適應現代文明衝擊」，史稱「茅茅起義」，卻沒人確定「茅茅」一名由來的。這次起義促進了肯亞反抗殖民的獨立運動，也對當時14歲的詹姆斯‧恩古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63年，恩古吉發表一篇評論文章，加入關於十年前這場起義的辯論，他認為科夫裡德只是「受託為肯亞的殖民政府鎮壓民族反抗的殘酷行徑辯護」，他反對肯亞人民「原始」和「未擺脫石器時代」的描述，認為「茅茅起義中的暴力是反對非正義的暴力；而白人的暴力是阻撓正義訴求的暴力」。
1954年，茅茅起義的領導人們（可能是分發給軍隊辨認長相的照片）也是在1963年，肯亞正式宣告獨立。次年，詹姆斯‧恩古吉在烏幹達首都坎帕拉最大的高等教育機構——馬克裡裡大學——完成了英語專業本科學業。同年，他用英語出版了《孩子，你別哭》（
Weep Not, Child）——這本書1984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也是在國內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恩古吉作品之一。這是第一部由東非作家寫作出版的英文小說，故事以茅茅起義為背景，刻畫了英國農場主霍蘭德先生，為霍蘭德先生工作的黑人恩戈索，恩戈索全家第一個上學的孩子恩約羅格，恩約羅格總角之交的父親、和霍蘭德先生做生意的黑人農場主賈科波等不同角色，書寫了黑人在白人的宗教、文化、經濟、政治多方面壓迫下做出的不同選擇和不同命運。
「我想賈科波能像霍蘭德先生那樣富裕，就是因為他有文化，」書中的主人公恩約羅格說，「如果我們都能像賈科波的大兒子約翰那樣到學校念書，那就更好了。人們總說，他已經在肯亞完成了學業，現在要遠走高飛了⋯⋯」
「到英國。」
「要麼去緬甸。」
「英國、緬甸、孟買或印度都一樣，都是遠方的國家，要到那裡必須飄洋過海。」
1964年，恩古吉也飄洋過海，前往英國利茲大學攻讀碩士。1965年，他依然用詹姆斯‧恩古吉這個名字，出版了講述被殖民者分裂宗教信仰的兩個村莊的故事《大河兩岸》（
The River Between）；1967年，他出版了同樣描寫茅茅起義的《一粒麥種》（
A Grain of Wheat），並開始在奈洛比大學任教。這些作品的成功並沒有讓他自滿，在利茲大學的日子裡，他開始閱讀馬克思、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逐漸意識到無所不在的文化殖民主義問題。1968年，他和另外兩人共同發表了一篇名為《廢除英文系》的文章，問道：「如果真的有必要學習某個單一文化的歷史譜系，為什麼不是非洲文明呢？」他開始感到，英語的名字、英語文學和宗教都是殖民主義強加於殖民地的、不真實的身份，這種「英語屬性」是一顆文化炸彈，它「消滅了一個人對自己名字、語言、環境、抗爭歷史、團結、個人潛能和根本上對自己的信念。它讓人們把自己的歷史看作一無是處的廢墟……驅使人們去認同自己身上沒有的東西，比如，其他人而非自己的語言」。在這種觀點下，「詹姆斯‧恩古吉」並不能算是一個文化身份，而是「非身份」，是對自身原本的否認和異化。所以，去殖民化就是要否定這種否定，尋找真實的自我。
1969年，詹姆斯‧恩古吉把名字改成了恩古吉‧瓦‧提安哥 。也正是這位新的恩古吉——恩古吉‧瓦‧提安哥，將更加深刻地抵制語言的殖民，寫下後殖民主義的經典著作《精神的去殖民化》（
Decolonizing the Mind）和魔幻現實主義巨著《烏鴉法師》（
Wizard of the Crow）。他辭去了奈洛比大學的教職，去美國西北大學擔任了兩年訪問副教授。1971年，他又回到奈洛比大學，在肯亞教學，繼續出版小說和戲劇作品。
肯亞獨立了，但傳統殖民主義遺留的問題演變成新殖民主義。1977年，恩古吉‧瓦‧提安哥用基庫尤語寫作的戲劇《我要在想結婚時結婚》（
I Will Mary When I Want）在家鄉利姆魯上演，演員是村裡的工人和農民。這部作品發問：肯亞獨立了，外國侵略者走了，但是現在呢？壓迫底層人民的人從白人變成了和白人一樣的「自己人」。
因為這部作品，1977年，恩古吉‧瓦‧提安哥未經審訊就被政府抓捕入獄。在獄中，他在廁紙上繼續寫作。他決定徹底拋棄英語，轉用基庫尤語創作。對當時的肯亞政府來說，用本國語言創作的批判文學是更大的威脅。1978年出獄後，他的作品被審查，禁售禁演。在不斷收到當局的恐嚇和威脅之後，1982年，恩古吉‧瓦‧提安哥被迫流亡海外，他和他的作品一起在肯亞消失了。直到總統莫怡（Daniel arap Moi）的獨裁統治在2002年結束，他的作品才又重新被允許發售。2004年，帶著從1997年開始創作的新作《烏鴉法師》第一卷，恩古吉在流亡22年後，終於得以重訪故鄉。
用非洲本土語言寫作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關於阿布瑞利亞自由共和國的第二位領袖患的怪病，有許多理論，但流傳最廣的有五個版本。」
這是厚達784頁的鴻篇巨著《烏鴉法師》開頭第一句話。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國度——阿布瑞利亞自由共和國，為了慶祝阿布瑞利亞領袖的生日，幾位大臣們絞盡腦汁，宣布造一個建築界的奇蹟「登天」（Marching to Heaven），來為偉人歌功頌德。這座想像中的「登天」高聳入雲，將和巴別塔一樣載入史冊。為了建造這座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蹟，他們向受邀前來的世界銀行代表展示這一計劃，希望贏得來自世界銀行的撥款，卻未想到，從宣布建造「登天」的慶生會開始，這個統治階級與底層人民和諧共處的國度，像火車脫軌般發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事：全國上下都是人們排起的長隊；「登天」計劃的主席突然患上了不能說話、抓耳撓腮的怪病；還出現了一位據說能幫人驅魔解憂、升官發財、包治百病的「烏鴉法師」。
《烏鴉法師》美國版在書中，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蝴蝶效應一般環環相扣又出人意料的精彩劇情，還可以盡情欣賞恩古吉在小說中捕捉非洲政治生態的辛辣幽默的筆法：「有時候，執法人員會驅趕那些乞丐，但只是做做樣子，因為監獄已經滿了。大部分的乞丐倒是希望能進監獄，因為監獄裡至少有床睡、有飯吃。政府也注意不要讓驅趕乞丐的工作影響到旅遊業，因為街上的乞丐和野生動物的照片，是遊客們發給親朋好友證明自己來過非洲的證據。」故事中還處處可見荒誕的命名藝術，概念和概念的偷換挪用，名詞和名詞的疊加重複，更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小說中故事和人物的荒謬。
在諷刺的魔幻現實之中，小說反映的卻是真實的非洲困境。作為用本土語言書寫的非洲大陸上的故事，反抗殖民主義是小說的重要母題。小說中的幾位世界銀行代表就是西方世界及其引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縮影。恩古吉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們需要看到金融市場在全球化中的統治位置，而真正的生產創造——生命，卻被無生命的存在管轄。」從過去是黑奴販賣的受害者，到如今被世界銀行貸款裹挾，非洲的命運並沒有真正改變。
《烏鴉法師》不僅有殖民歷史作為故事背景，也把目光看向一個國家去專制化的未來，這一點讓它不同於恩古吉之前的其他作品。它是一部後殖民小說，更是一部後專制主義作品。這與作者自身受到政治壓迫的經歷息息相關。小說中的「領袖」，就取材於作者流放期間在位的肯亞總統莫怡，並且也有許多其他後殖民時期獨裁者的影子。這位「領袖」要求民眾絕對的服從，要求屬下在忠實自己的同時互相勾心鬥角，軟禁自己不順從的妻子，把砍下的敵人的頭顱掛在房間的牆上欣賞。
作為一部面向未來的作品，小說解構了這種後殖民時期專制主義的威權。首先是從諷刺的手法上：「領袖」的幾位大臣們為了顯示對「領袖」的忠誠，紛紛做了面部整容手術，有的延長耳朵，有的擴大眼睛，把自己整容成了字面意義上的「領袖」的眼目喉舌；「領袖」在訪美之行後，真的如同流傳已久的謠言所說的那樣，患上了被一名白人教授稱為「自發性脹大」的怪病，「他的身體開始像氣球一樣吹了起來，整個身體越來越鼓，比例倒沒有變形⋯⋯領袖看起來在爆炸的邊緣，而且，他啞巴了」。這種諷刺手法常見於描述大獨裁者的小說，通過延展現實和誇大人物，充分體現出故事的荒誕性。更根本的解構是從故事的多視角、多時間的敘述方式上：在《黑人非洲的個人統治》中，政治學家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和卡爾·羅斯博格（Carl G. Rosberg）評論這些獨裁者的統治：「獨裁統治有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哪怕一位統治者目前看來大權在握，命運仍然有可能帶來改變……因為個人統治中的終極不確定性就在政權中最脆弱的地方：統治者自己。」正是因為個人生命的不穩定性和對死亡的恐懼，統治者才要不惜一切代價控制時間。在小說的開頭，「領袖」懲罰他的妻子，將她幽閉在一個所有時鐘都停擺、日曆都不前進的房間，直到她肯低頭認錯，他才會讓她繼續被「暫停」的生命。「領袖」希望自己掌權的歷史成為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的永恆神話，他在全國範圍內，以他為中心，改造課程，重寫歷史，號召人們擁抱「傳統」，抵抗所謂的現代化。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讓時間凝固在他治下的現在。
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從旁白的口中得知，原來「關於他是如何登上權力巔峰的，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在「第一任領袖的神秘去世」之後，他籤署了許多犯人的處決命令，「領袖突然意識到，他在紙上的籤名，和他口中說出來的話，原來可以直接讓一個人喪命。從那刻起，他開始真誠地相信自己是無所不能的，他現在是元首了」。在這些時刻，「領袖」的權威被旁白者講述的流言削弱，他不再掌握書寫春秋、控制過去的權力。「流言」，或者「謠言」，也因此成為小說中最具特色的部分。開頭關於「領袖」生病的五個傳聞，不僅是小說內容結構的鋪墊，也成為了在「領袖」還沒有生病時就對他得怪病的預言。甚至可以說，整個《烏鴉法師》都是由不同人口中講述的故事拼湊而成。謠言帶來恐慌；恐慌引發變化。這種謠言/預言的自我實現和不可知感，是獨裁者最懼怕的東西，也成為反抗獨裁者對時間的控制的有力武器。就像《叫魂》講述的，1768年彌散在江南地區的「剪髮辮叫魂」流言，下層民眾與上層權貴感受到同樣的恐慌。在《烏鴉法師》中，謠言代表的眾口相傳、多元反覆的人稱轉換，和循環往復、非線性的時間順序，成為了對獨裁政權渴望的單一、線型敘事的最佳反抗。
「泰晤士河岸的非洲文學」除了史詩般的故事之外，《烏鴉法師》最有特色的一點還是語言。原作由基庫尤語寫成，是已知用基庫尤語寫成的最長的書籍。
語言的選擇成為恩古吉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他從小就學習了英語，在肯亞緊急狀態的那幾年，說基庫尤語是一種「罪行」，會被打的。在他決定要拋棄英語，用本族語言寫作的時候，這種選擇和他的改名一樣，也成為了一種對歐洲語言霸權的殖民主義的有意識反抗。
在恩古吉主持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UCI）的國際寫作與翻譯中心裡，最重要的觀點就是語言的權力結構。在一次採訪中，恩古吉談到：「全球化是由歐洲語言主導的，尤其是英語。如果我們不握緊語言這個知識生產和知識賦權的工具，我們要如何在世界上擁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人們失去自己的語言，它們就失去了定義和生產自己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這意味著他們要通過歐洲的歷史定義自己，同時，他們自己的記憶被拒之門外……在文藝復興之後，歐洲的記憶被撒播在世界各地，首先是在土地上。在南非，道路、山川的名字，大多都是歐式的。它們曾經也擁有來自本土語言的名字，但是現在卻以來自歐洲殖民主義的名字為人所知。這樣的記憶也植入人體，人們取的都是來自基督教的歐洲名字。我們成為活在他人記憶中的人，我們自己的記憶逐漸消失，變成一個夢，或者成為間接的回憶。」
「歐洲語言本身沒有錯，歐洲語言創造了豐富的文明，但是，用亞洲語言和非洲語言來創作也是同樣重要的。可是現在歐洲語言成為了知識生產的通行用語……許多人認為非洲語言無法用來談論性或者科技，但如果用歷史的眼光，在拉丁語是霸權語言的時候，如果你用英語寫作，也有人會抨擊這是粗俗的語言，或者，英語不適合哲學。法語和俄語也曾遇到相同的問題。」
所以，在恩古吉看來，《烏鴉法師》一書最大的意義是，「證明了非洲語言可以用來談論世界上的任何事。它可以談論巴西、印度、亞洲、中國、天文、哲學等等」。而且，身為非洲作家，最重要的是主動選擇用非洲語言寫作。如果一個國家的菁英階層用大眾無法閱讀的語言創作，這是有問題的。對於亞洲、非洲的作家來說，挖掘本民族語言的潛能，用自己的語言生產知識，不訴諸切換為英語的慣習與捷徑，也是挑戰。
然而，雖然《烏鴉法師》是由基庫尤語寫成，也在肯亞國內發行，但幾乎所有國際讀者和文學評論依然要依靠在西方出版的英文版。後殖民主義理論和翻譯家斯皮瓦克評論恩古吉的《精神的去殖民化》一書時問：「一個人到底是該用本民族的語言，面向小眾但是熟悉的讀者寫作，還是應該用英語，面向國際化的讀者寫作，讓作品可以立刻成為世界文學……對恩古吉而言，他尤其希望能夠用本土語言為底層人民創作，卻因此陷入使用本土語言和觸及全球讀者的矛盾之中。」正如學者蔣暉所言：「今日我們所閱讀的非洲文學，其合法性不是依靠非洲讀者來維持的，而是依靠國外出版社、評獎體制、國際非洲文學消費機制、非洲大學文學系的經典化和都市報刊與讀書沙龍來維持的。」非洲文學的傳播要依靠英文寫作和塞納河或泰晤士河兩岸的出版社——這成為非洲文學難以迴避的困境。
《非洲文學批評史稿》中談到：「雖然撒哈拉以南多數國家擁有數量眾多的語言，但如果離開了殖民者的語言，不同民族、國家彼此之間的交流溝通就很困難。」這是用本土語言書寫的文學作品的又一個困境。斯皮瓦克談及自己的翻譯經驗時說，全球化中的語言霸權讓翻譯的終點永遠是英語，起點卻不是一個固定的語言。如果說翻譯是一種文化權力的運作，在英語成為全球的默認通用語（Lingua Franca）時，弱勢語言彼此之間的交流便受到制約。
恩古吉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對於處於邊緣地位的語言來說，它們的弱勢地位並不是因為語言本身弱勢，而是被邊緣化的。我們希望能推進文化的對話，讓處於弱勢地位的語言能夠互相交流。我們認為翻譯是對話，而對話意味著平等。有時候，我們能看到處於弱勢地位的語言被翻譯成處於霸權地位的語言，偶爾，霸權語言會被翻譯成弱勢語言，但我們鮮少看到邊緣化的語言之間有互相翻譯交流的機會。」現實正是如此。雖然恩古吉的作品都能找到英文譯本，但在中文圈中，目前也僅能找到《一粒麥種》、《大河兩岸》和《孩子，你別哭》這三本早期著作，以及《十字架上的魔鬼》、短篇小說集《隱居》。
《大河兩岸》，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在1980年代，恩古吉還曾用基庫尤語做過一個會議發言，並在享有盛譽的《耶魯批判學期刊》上用基庫尤語發表過一篇批判文章，但是他最終卻並沒有遵守自己再也不用英語寫作的誓言。1990年代中期，他在紐約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或許是因為在美國流亡的處境和學術研究的需要，他又開始使用英語。這一選擇也是他的作品、和許多像他一樣的非洲作家的遭遇。
2004年，在恩古吉攜《烏鴉法師》重返肯亞的第二周，他和妻子的寓所被四名男子襲擊，他被毆打，臉部被菸頭燙傷，他的妻子則遭到強姦，他們的貴重物品被洗劫。「這不僅是搶劫，而且是有政治意圖的——不管是來自舊政權的，還是新政權的。」儘管莫怡已經下臺，但恩古吉並沒有重返肯亞，而是依然定居在美國教書。他22年的流亡生涯、和來自國內政治的陰影，不僅說明了恩古吉和肯亞的複雜關係，也反應了他本人作為一位非洲作家的困境。一方面，西方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處於霸權地位，但另一方面，西方學術研究機構作為一個避難所，又可以給在本國無法安全發聲的作家提供一個雖然遠程但卻能自由批判國內政治的環境。恩古吉既受制、也受益於他所批判的不平等結構。
這種和霸權文化的矛盾關係或許是目前後殖民時代作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就像恩古吉的兩個名字——他到底是詹姆斯‧恩古吉，還是恩古吉‧瓦·提安哥？在2011年出版的《戰爭時代的夢：童年回憶錄》裡，恩古吉揭示了又一個片段——其實恩古吉‧瓦‧提安哥也不是他的本名，在他受洗之前，他其實已經改過一次名字了，他最早叫自己「恩古吉‧瓦‧萬基庫」（Ngugi wa Wanjiku），意思是「恩古吉，萬基庫的兒子」，萬基庫是他母親的名字，因為他很少見到父親，就以母親介紹自己。結果，在他上學點名的時候，老師問他：「那你父親叫什麼？」他說：「提安哥。」從此他開始在學校裡使用「恩古吉‧瓦‧提安哥」這個名字。
所以，「恩古吉‧瓦‧提安哥」是「真名」嗎？還是看似返回了「去殖民化」的真名，其實只是返回了一層更深的父權制慣習？在他最新的回憶錄裡，他重新開始審視被自己拋棄的、曾經叫「詹姆斯」的那個自己——沒有詹姆斯以及他擁有的、與這個名字所連結的社會地位和教育，也不可能會有後來的恩古吉‧瓦·提安哥。拋棄一個名字容易，但是要釐清兩個名字的關係，就像在後殖民主義的世界中尋找本土與全球化的平衡一樣，才是挑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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