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文學科的傳統、現代、後現代研究同時存在已是公認的事實，翻譯研究也不例外。後現代翻譯研究主要學派有後殖民、女性、解構等(1)。國外翻譯研究百科全書和手冊（Baker&Saldanha, 1998/2009; Millán&Bartrina, 2013），很少有專門詞條或文章題目用到「後現代」的說法，而是更為具體地使用「後殖民」、「性別」、「解構」等表達法。在涉及後殖民翻譯研究的一些著作、論文集裡（如Bassnett&Trivedi, 1999; Munday, 2001/ 2016），女性翻譯研究或多或少被看作是後殖民翻譯研究的一部分。相比國外，國內「後現代翻譯研究」的說法相對多些（劉軍平，2004；宋以豐，2006/2008；向鵬，2012/2015），但鮮有把後殖民、女性和解構同時放在後現代框架下加以考察的。個別學者（向鵬，2012）有宏觀考察，但在學派學者分類上值得商榷。對三個學派的專題引介和研究很多，但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讀誤用，如：把韋努蒂看作是「解構主義翻譯思想者」，把德希達的「relevant」translation看做是翻譯標準等。此外，解構翻譯研究主要是對德希達解構的引介和解讀，對翻譯研究領域內堪稱「解構」主義代表的阿羅約（Rosemary Arrojo）則鮮有介紹。國內外對後殖民、女性、解構三者的關係研究亦相對較少。戴維斯（Kathleen Davis）指出德希達的解構對後殖民、性別翻譯研究影響很大，這些領域之間關係的研究「可能是一個無法估量的工程」（Davis,2001:2）。
針對以上情況，這裡嘗試把後殖民、性別（主要是女性）和解構翻譯研究放在後現代背景下考察：分析後現代翻譯研究產生的哲學背景，理清後現代、後結構、解構之間的關係；梳理後殖民、女性、解構翻譯研究的發展特點，在此基礎上分析三派之間的關係。目的是為更好地理解或利用後現代翻譯研究理念提供啟示，幫助從宏觀上把握翻譯研究發展的問題及趨勢。
一、後現代翻譯研究的理論背景
後現代（postmodern）的含義和用法已多到無法對其下定義，但是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作為兩個基本名詞，至少表達兩層含義，「前者更指向於時間軸」，也就是社會狀況發展到什麼時候後現代性登場並區別於現代性，而後者「更指向於以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終結為特點的認識論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多元化趨勢」（Stegu,2011:347）。首先，人文學科的後現代轉向與促成後現代性的知識狀況的蓬勃發展有關，表現在「後現代對傳統和啟蒙基礎主義論的批判以及對社會和文化的去中心化」（Seidman,1994:2-5），體現了後結構主義哲學的特點。其次，後現代主義於20世紀50年代作為反現代主義的藝術策略出現，60年代成為一種反文化「態度」（先鋒派的「新敏感性」），「70年代就逐漸走向後結構主義軌道」（Bertens,1995:3-5）。所以，無論是從後現代性還是從後現代主義來考察人文學科的後現代轉向，都與後結構主義思想的發展緊密相關。翻譯研究也不例外。
後結構主義於20世紀70年代始於法國，迅速在美國崛起。總體是對西方形上學思想的批判。這種形上學思想體系把真理歸於先驗的所指，在基督教裡是上帝，在啟蒙運動裡是理性，在科學裡是自然法則。後結構主義思想代表學者很多，圍繞去中心化的主題以及語言和意義的表徵等，這裡僅以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羅蒂（RichardRorty）為例簡單談一下翻譯研究後現代的理論背景。
利奧塔把「後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質疑」（Lyotard,[1979]1984:xxiv）；元敘事，也稱大敘事，包括基礎理論與社會進步的宏大敘事，具有使世間的知識和真理「統一併合法化的權力」（同上：38）。利奧塔對後現代的定義不是說大敘事從他之後才終結的，而是以此來提倡體現差異的小敘事（little narratives）並表達後現代使社會去中心化的主題。
世界的去中心化思想在福柯的著作裡得以充分體現，如《事物的秩序》、《規訓與懲罰》、《性史》等。以《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為例，西方傳統的二元對立，如身體/靈魂、肉體/精神、本能/理性、衝動/意識等，把「性」排除在理性之外，但福柯通過譜系學方法研究「性」觀點的歷史形成並指出「性話語，如醫學、精神病學等，不只出於道德，也出於理性」，背後是權力作用的結果，「權力在本質上為性設定規則，並通過語言或話語行為來維持對性的控制」（Foucault,[1976]1990:81）。簡單講，二元對立的兩方沒有中心之說，性話語的產生與權力關係分不開，語言不是客觀地表達「性」而是權力操縱性話語的工具。福柯的去中心以及話語與權力關係的思想對後現代翻譯研究影響很大。
羅蒂批判了西方現代哲學把思想、語言作為自然之鏡來映照先驗知識和真理的觀點，「解構了自然之鏡的形象」（Rorty,1979:390），摒棄了哲學的基礎主義論和知識論，摒棄了語言作為客觀中庸的表徵工具之說。
綜上所述，後結構主義哲學觀主張世界去中心化，反對具有整體性、中心性、穩定性的大敘事或知識基礎，倡導差異性與多樣性，認為形式與內容不分離，主體與客體不分離，意義不能獨立於語言而存在，知識和真理與產生它們的社會歷史文化制約條件和權力關係分不開，強調語言和話語對塑造主體性、改變社會制度和政治的作用。為此，後結構主義需要打破多種形而上主導的二元含義，需要藉助德希達的解構。
德希達在很多著述裡都談到解構意義觀，下文討論解構翻譯研究時會再涉及，在此只做簡述。根據索緒爾，語言系統中的符號由能指（語言單位）和所指（概念）組成，符號意義來自系統中該符號與其它符號之間差異的關係（Saussure,[1916]1983），也就是來自其它符號的「印跡」（traces）；以此為出發點，德希達認為這些印跡僅是能指，是為印跡的印跡，想像中純粹概念的在場已被能指「延異」（différance），符號和系統的構成「只有差異和印跡的印跡」（Derrida,[1972]2002:26），處於無休止的運動中，符號的意義被持續延異，但不是缺席或不可能，而是意義就產生於這樣連續差異運動的過程，沒有最終的詮釋，沒有穩定來源。如此一來，那些基於有穩定意義假設的「基礎」就瓦解了。解構主義正是「通過展示整體性、穩定性的不可能來解構或打破結構的整體性和穩定性」（Derrida,1985a:2-3），成為後結構主義部署的做法。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文學科的後現代研究，包括後現代翻譯研究的不同學派，都不同程度地應用到了德希達。
以上關於去中心化、語言、意義和表徵等哲學觀的發展變化表現在知識的各個層面，構成翻譯研究乃至大部分人文學科的後現代背景。翻譯，作為一種符號（包括語言）表徵，一種跨文化交流形式，各種差異根植其中，受到人類學、歷史學、文學等諸多人文學科領域的關注。80年代，人文學科的後現代轉向推動後殖民理論、性別研究的發展，也相應推動後殖民和女性翻譯研究的發展。
下文從歷史背景、研究內容、發展現狀、問題和趨勢等方面，簡單梳理後殖民、女性、解構翻譯研究的發展。
二、後殖民翻譯研究
後殖民翻譯研究離不開後殖民理論的發展。後殖民理論家，僅舉幾例，如：賽義德（Edward 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c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對後殖民翻譯研究的開始和發展有很深的影響。他們基於後現代背景、站在後殖民主義立場上分別論述西方的翻譯如何壓制東方文化、第三世界女性、邊緣文化的差異，使得親近、解讀和重寫被統治語言和文化的邊緣敘事（小敘事）成為可能，也影響著後殖民翻譯研究的主要內容。後殖民翻譯研究主要關注：西方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如何影響翻譯實踐；翻譯在殖民地、後殖民地、解殖民地過程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相關研究涉及的分析方法和概念工具（Wang,2009）。
後殖民話語下，關於帝國主義影響翻譯實踐的案例研究很多。賽義德之後至80年代末，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史學家等對文化衝突、對翻譯開始感興趣，後殖民翻譯研究迅速發展起來。早期的主要研究者（如Vicente Rafael, Eric Cheyfitz, Tejaswini Niranjana），並非來自翻譯學科領域，關注文化交流中體現權力不平等的翻譯事件（如歐洲通過翻譯對菲律賓、美洲、印度等地土著居民和文化的殖民統治）。90年代，來自翻譯領域內最著名的後殖民翻譯研究者是韋努蒂，他站在後殖民主義的立場，提出「異化/少數化/抵抗式」翻譯，目的是要削弱目標文化的霸權，體現源語文化的差異，同時把目標讀者從那種無意識的「歸化」狀態中拉出來（Venuti,1995/2008;1998）。此外，還有大量關於非洲文學的翻譯研究等。當然，也有少數研究論證翻譯對被統治文化起到積極作用，如巴西的食人主義論，把翻譯看作是輸血，可滋養目標語文化，打破源語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Vieira,1999）；翻譯在愛爾蘭文學史上（包括被殖民時期）起了積極作用（Cronin,2000）。總體上，後殖民翻譯研究的大量案例證明一個普遍認可的事實：殖民國家與被殖民國家，或者說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文化交流是不對稱、不平等的，而翻譯是這種不對稱、不平等的工具。
後殖民翻譯研究在理論和實踐上倡導以實際行動「幹預」到統治文化中來，以達到未來翻譯的倫理實踐。這種「幹預」主要體現在「非流暢」翻譯策略的倡導，譯者行使活動家和幹預者的作用來抵抗翻譯的同質化，保存被統治文化和語言的「他者性」，把第三世界的人群、語言和文化拉入到全球對話中來，是對「差異倫理」的訴求。如韋努蒂的異化策略，本意是倡導目標文化和讀者對外來文化採取的一種倫理態度而非傳統上以原文本為中心、與歸化二元對立的翻譯方法，異化的「異」是相對於目標文化和語言，「其結果可能與原文相近，也可能不同」（朱志瑜，2009:8）。
後殖民翻譯研究從理論到（倫理）實踐的研究內容仍在繼續，涵蓋很多少數語言和文化，做了大量案例研究，其中以多語種、多文化國家為主，比如有54個國家、9億人口、2000多種語言的非洲。非洲當代後獨立時期成長起來的作家對後殖民等標籤不再反對，在創作中使用雜糅的語言和文化狀態，這種「雜糅性質成了他們身份的符號」。在這樣的文學中，「雜糅語言是混合身份和跨文化遺產的反映」（Signès, 2017:321-322）。對這樣複雜作品的翻譯研究也為後殖民翻譯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後殖民翻譯研究因為其過於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目的，遭到很多批評。有學者早就指出後殖民在倡導差異的同時，忽略自身雜糅特點，沒有足夠重視全球化環境下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複雜性與能動性（Simon&StPierre, 2000）。錫格納（ChloéSignès）通過案例研究表明，後殖民翻譯研究應該重新思考其認識論基礎，突破殖民地影響的考慮，飛躍到對當前紛呈的社會因素的關注（Signès,2017）。
三、性別翻譯研究
性別(2)翻譯研究始於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受女性主義運動影響。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次浪潮出現在19世紀末和20紀初，其議程主要是政治性的，為爭取女性的平等權利。60-70年代，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瓦解了文本之間、性別之間的主從關係，解構了「性別」本身，把一個本質性的概念變成由差異構成的碎片，男性、女性、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第三世界國家女性、同性戀等，推動「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激進，關注被壓迫的少數女性，如女同性戀、非白人女性、發展中國家女性）以及「第三次浪潮」（90年代前半期，倡導性別的多樣性）（Yu,2015:4）。很多人文學科開始關注性別與語言的關係，把「性別」作為分析範疇，研究語言與性別之間內在的社會政治聯繫，揭示語言如何折射兩性之間的權力關係，推動了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和翻譯研究的交集與發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拿大魁北克女性主義翻譯者的翻譯實踐以及她們在翻譯前言和論文裡對翻譯的討論，使性別問題，包括語法性別和社會性別，成為翻譯研究的話題。「性別」，作為一個概念和分析範疇於80年代末進入翻譯研究領域。同後殖民一樣，女性主義翻譯也倡導「非流暢」翻譯策略以進行「幹預」。這個時期的女性主義翻譯發展主要受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浪潮的推動，本質上秉承的仍是傳統女性主義哲學，目的是通過翻譯打破男權中心主義，與傳統爭取女性地位的女權主義運動差別不大，但總體是後現代思潮推動女性主義發展的結果。
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由於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差異以及過於突出女性在男女二元中的地位而受到批判，女性主義譯者自己也意識到「兩性兼顧的語言不能解決性別的社會問題」（Flotow,1997:78）。80年代末和90年代期間，「同性戀行動主義」和「酷兒理論」的發展拓寬了「性別」概念；同時，女性主義發展第三次浪潮使女性開始關注自身生活中的多樣性，反對用普遍性眼光看待所有女性。這一時期的性別翻譯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把性別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範疇對翻譯現象做宏觀分析，這些現象包括生產、批評、傳播、作品名聲、作者、譯者等；二、把翻譯作為政治、文學/美學參與的場地，對翻譯文本進行微觀分析，研究與性別相關的問題；三、探索應用於或衍生自翻譯實踐的理論模式。性別翻譯研究的分析範疇已擴展到「同性戀」和「性」（Flotow,2009:123-124）。
這些研究從理論到實踐、從宏觀到微觀目前仍在進行，就發展趨勢而言，未來性別翻譯研究應該以女性翻譯研究為主。佛洛託指出「由於酷兒理論的發展，酷兒理論避免定義和分類，瓦解了性別分析範疇，導致研究方法出了問題，女性翻譯研究陷入低谷」（Flotow,2012:131-134）。然而，性別分析範疇涉及男性、女性的二元含義，隱藏著異性立場，對女性主義分析很有效。雖然酷兒翻譯研究在發展，但缺少概念和範疇恐難將研究推進。性別翻譯研究，不大可能放棄對「性別」的使用。此外，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在批判中不斷地自我糾正與發展，「『幹預』策略也在不斷改進」（Yu,2015:23），以兼顧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女性翻譯研究。如此看，未來的性別翻譯研究仍可能以女性主義翻譯研究，或者確切地說「女性翻譯研究」為主。
四、解構翻譯研究
談解構翻譯研究自然繞不過德希達。學界普遍認為他在「Des tours de Babel」(1985b）和「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2001）中較為直接地談論翻譯問題。在這兩篇文章裡，德希達通過對專名或文字遊戲的討論指出：翻譯是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是被召喚被需要的，是「恰恰由於不可能才是必要的」（Derria,1985b:171;2001:177）。德希達談的仍是哲學意義觀上可譯和不可譯的問題。這與理解能力高低和翻譯正誤與否不相干，是認知層面可譯和不可譯的問題，不是操作層面在多大程度上可譯、「相關」翻譯或不可譯的問題。以文本（包括所有表達形式）的理解或翻譯為例，意義是印跡的印跡無休止的延異運動過程的結果，文本之外沒有本質的意義，對任何文本的翻譯都是進入產生意義的無止境的延異過程，翻譯是「有約束的變形」（regulated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D e r r i d a, [1,2,3,4,5,6,7,8,9]2 00 2:20）。「變形」是意義沒有穩定來源的必然結果；同時，無休止的延異過程或印跡的印跡之間永不停歇的互動也是意義產生的條件或對意義的「約束」，意義產生於無限的差異運動，不代表意義是無限的差異。「翻譯是有約束的變形」表明翻譯所做的不是對意義的轉移，也不是對意義的任意理解，而是在差異運動中「對意義進行生產和提升」（Derrida,2001:195-199）。在這生產和提升意義的過程中，翻譯（translation），或者說差異運動中印跡的印跡之間的互動，更像是指其它「tr-」開頭的詞，如交易（transaction）、變形（transformation）、分娩（travail）、旅行（travel）、意外收穫（treasure trove[trouvaille]）等，翻譯在提升、保存、否定（也就是relève）原文肉體的過程中，在「印跡」延異的互動過程中生產了意義（同上：198）。對於德希達，不可譯和可譯實為一體，表明意義是如何產生的。因為沒有穩定的意義來源，翻譯必然是變形，但翻譯同時也是產生意義的必需，所以，只要涉及意義就會有翻譯，翻譯可幫助揭示意義產生的（部分）複雜過程。這種翻譯觀或者說意義的不確定性對翻譯研究乃至整個社會、人文科學影響很大。
在翻譯研究領域內，對德希達解構反映敏感且在不同程度上應用解構的學者不計其數，然而，嚴格秉承「意義沒有穩定來源」並將其直接用於「解構」翻譯研究本身的學者並不多。90年代解構主義翻譯研究代表中最為突出的是阿羅約，其次還有其他學者，如科斯基寧（Koskinen,1994/1996），後者利用德希達解構論裡的「延異」、「印跡」、「互文性」、「替補性」等觀點對翻譯研究提出問題和思考。阿羅約被稱為「解構翻譯研究的先驅」（Koskinen,2001:241），是「將解構用於翻譯研究最持之以恆的」學者（Pym,2014:107）。國內學界對西方後現代翻譯研究的引介中鮮少詳細介紹她。
阿羅約是一位來自巴西的學者，目前是紐約州立賓漢姆頓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她在1992、1993年用葡萄牙語編寫的書籍裡通過案例研究表明讀者不得不對翻譯的成品繼續「翻譯」，也就是翻譯繼續生產意義（轉引自Pym,2014:107）。阿羅約的一些英語學術論文（1994/1995/1998/2005等）表明她嚴格恪守德希達「沒有穩定意義來源、翻譯是變形」的觀點，解構既有的或正在進行的翻譯研究，指出這些理論的矛盾和非一致性，目的是為譯者任務和譯者培訓提供啟示。她指出翻譯教學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思想會導致譯者「文本/美學和社會經濟」的雙重隱身（Arrojo,[1993]2012:97-99）；而解構思想可以幫助未來譯者意識到自己必然的「顯身」並為之負責、為自己的職業認可和利益而奮鬥（同上：102-103）。基於同樣目的，她解構了傳統、語言學以及描寫翻譯理論，指出這些理論的「期望和假設之間有著無法逾越的溝壑」（Arrojo,1998:26）。此外，阿羅約還解構了部分後現代翻譯研究，包括女性主義翻譯（1994）和劉易斯（Philip E.Lewis）的「虐待式忠實」（1995），指出他們的做法與研究初始沒有穩定意義來源的假設相矛盾。以劉易斯的「虐待式忠實」為例，阿羅約指出「虐待式」實際上是相對原文而言，與劉易斯基於德希達解構觀的出發點相矛盾，這種翻譯策略「把譯者的介入看作是完全有意識的選擇，譯者確定知道原文意義，從而決定哪些該尊重哪些該冒犯」（Arrojo,1995:25-26）。她在這篇文章裡對德希達解構的使用做了非常清楚的闡述：「延異」是意義唯一的來源，翻譯或詮釋都不可避免地刻在延異的過程中，譯者或讀者都不可避免地以作者身份介入，翻譯或詮釋是一種虐待或侵越（transgression）或變形，譯者的顯身性不是有意識的選擇，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同上：22-24,29-30）。類似的表述還出現在她解構當代譯者培訓理論和方法的論述（2005）以及近些年的書評和文章中（2013）。
這裡並非把阿羅約看作同德希達一樣的解構意義觀的創立者，她本質上還是在使用德希達的解構，而且使用得非常激進，但她是翻譯領域內突出的直接將解構用於「解構」翻譯研究本身的學者，而且她對解構的使用與後殖民和女性不同。
五、後殖民、女性、解構：聯繫和區別
同樣使用德希達的解構，為什麼後殖民和女性還被解構給「解構」？後殖民和女性看起來有很多相似之處，具體情形又如何？以下簡單分析三者的關係。
（一）解構派之於後殖民和女性：聯繫中的區別
翻譯研究後現代學派裡的後殖民、女性和以阿羅約為代表的解構主義者都受德希達解構的影響。後殖民翻譯研究，以韋努蒂為例，在翻譯策略上，他實際「解構」了歸化、異化，指出原來佔主導地位的歸化是有問題的，既非摒棄歸化，亦非把異化作為歸化的另一端。尼蘭賈納的破壞性翻譯，目的是想表明所謂譯文或來源「已早有裂痕」（Niranjana,1992:186），表明知識的來源就是有問題的，也是德希達解構做法的體現。在對待「原文意義」上，韋努蒂確實應用到德希達對意義的解構，談到「翻譯是借譯者詮釋的力量，用目標語中的能指鏈來替換源語文本中的能指鏈的過程」，還指出「意義是差異的、延遲的」（Venuti,1995:17），因此常被學界冠以「解構主義翻譯思想者」的稱號。然而，仔細分析，這個定義恰恰說明韋努蒂承認翻譯是意義的轉換，這一點與阿羅約堅守的「翻譯是（必然）變形」的意義觀不同；其次，在這個表達中，「譯者詮釋的力量」表明韋努蒂相信譯者詮釋意義的能力，這一點更接近詮釋派的意義觀，只不過韋努蒂比詮釋派更強調譯者詮釋背後的權力關係和政治因素，把翻譯看作是「詮釋性的變形」，翻譯策略需要考慮後結構主義，尤其是考慮意義作為差異性、多元性的概念（Venuti,1992:12；宋美華，2019:12）。皮姆也談到這一點，指出「後殖民從未否認過譯者詮釋開始文本（原文本）的能力，但他們想讓讀者行動起來，於是從目標讀者接受一端引入非決定論」（Pym,2014:109）。簡單說就是後殖民信任讀者詮釋的能力，但不信任所詮釋出來的意義能中庸地表達原文（作者）的意義或意圖，從而在詮釋的意義上加強自己所代表的政治日程。女性翻譯研究亦是如此，她們不斷改進的翻譯策略，同後殖民的一樣，都有不自覺地相對於原文意義的假設。阿羅約對女性翻譯幹預策略的解構也說明了這一點，而且她還指出韋努蒂的「『抵抗式』翻譯在策略上也是對原文（有意識地）變形」（Arrojo,1995:27-29）。這說明，同屬翻譯研究後現代，解構派與後殖民、女性的意義觀是有差異的。阿羅約同德希達一樣，否認有終極再詮釋的意義，意義沒有穩定來源，從「原文」一端到讀者一端都是非決定論的。後殖民和女性是從目標讀者一端引入非決定論，有相對原文意義的假設，嚴格來講算不上翻譯研究解構主義者。
同後殖民和女性一樣，阿羅約也關注差異，認為任何理論和實踐，如果是基於「有內在穩定意義」的假設，不考慮「意義構建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環境」等因素，「都是對差異的壓制」（Arrojo,1998:34、42）。她也受福柯影響，強調權力關係對譯者任務的啟示（Arrojo,1995:29）。但她堅守沒有穩定意義來源的假設，對解構使用得非常徹底，並未明確使用後殖民或女性作為推行政治日程的分析範疇，也不倡導「幹預」的解決辦法。
以上分析說明翻譯研究領域裡的後殖民、女性和解構都用到了德希達，然而應用的程度不同，主要表現在哲學意義觀的差異上。後殖民和女性被解構主義解構，不是說他們就不屬於後現代了，而是他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出現了與原有假設相矛盾的結果，在解構主義看來是需要被解構和糾正的。
（二）後殖民和女性：區別中的聯繫
僅從關注重心和分析範疇來看，後殖民翻譯研究以後殖民話語為分析範疇（種族、民族、性別等），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語言和文化霸權，關注少數族裔；性別翻譯研究以性別（女性、同性戀、酷兒等）為分析工具，反對翻譯中男權中心主義對女性、性別少數群體的同質化，關注女性、性別少數人群，關注翻譯在構建性別身份中所起的作用。
根據前文對二者發展的梳理和分析，二者的聯繫表現在：（1）二者有交叉的地方。早先的後殖民理論者如斯皮瓦克，談到女性、女性的翻譯，但與後來專門以性別為分析工具的性別翻譯研究不同，她是站在後殖民主義立場上談的，性別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後殖民研究的分析範疇。後殖民翻譯研究不能忽略性別差異，也就是考慮後殖民環境下性別這個分析工具；女性翻譯研究不能忽略第三世界女性與第一世界女性之間的差異性，除了關注性別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中的使用和身份建構，還應該關注女性的土著地位和民族身份等。（2）二者都站在二元對立權力關係中較弱一方的立場上，推動各自的政治日程，把翻譯看作權力差異、文化霸權的場地，倡導譯者行使行動家和幹預者的功能，所倡導的反流暢翻譯策略本質上針對的不是「文本」，而是「人」，目的是通過幹預達到對差異倫理的訴求。（3）二者都在自我糾正中發展，尤其「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已呈現「女性翻譯研究」趨勢。
（三）後殖民、女性、解構的問題和趨勢
前文談到三者都使用德希達，但對哲學意義觀堅守和實踐的程度不同，這種不同也暗示他們各自存在的問題。阿羅約恪守德希達沒有穩定意義來源的根本意義觀，強調「翻譯是變形」，但忽略翻譯也「產生和提升意義」。也就是說她強調德希達意義觀的不可譯性勝於強調其可譯性，有將二者撕裂開之嫌，雖未推行明確政治日程，但顯然過度關注差異。此外，解構主義翻譯研究不會有自己的概念和定義。如果把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沒有了可作為理據的概念，如何向深處發展。這或許是為什麼像阿羅約這樣的「解構」主義者不多且顯得有些激進。後殖民和女性為推行自己的政治日程，強調意義是「詮釋的變形」，把「翻譯是變形」直接用作「幹預」手段以達到「顯身」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將德希達解構意義觀中的「差異」詮釋成「對立」（opposition），難免回到與初始假設相矛盾的自駁境地。德希達的解構用來打破二元對立結構，但未必要顛倒二元對立雙方的位置；雖然解構不會承認同一性，但亦未突出差異運動中的關係一定是對立的、衝突的。
以上說明，作為典型的後現代翻譯研究派別，三者都極度關注權力差異和主觀性。目前西方翻譯領域不乏大量實證研究，但以意識形態、主觀性/能動性研究為主，呈現較強的後現代、理想主義傾向，以至有學者，如皮姆（2016），呼喚實證主義研究。南非學者科布斯·馬雷（Kobus Marais）指出，很多以第三世界為背景的帶有後現代傾向的研究，是以西方的人權和民主為倫理基礎的，忽略第三世界國家自身所處的環境和現實，本質上仍是「西方中心主義」、實踐上的「本質主義論」（Marais,2019:33-40）。此外，由於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近二十年湧現出很多新的翻譯現象、實踐和領域，如本地化、視聽翻譯、多模態等，挑戰已有翻譯概念，引起對翻譯（研究）邊界的思考（Dam,Brøgger&Zethsen,2019）。如何使翻譯研究增加一點現實主義、兼顧普遍性與特殊性？如何從理論上探討翻譯本質以解釋不斷湧現的翻譯現象？針對這些當前翻譯研究的主要問題，已出現將複雜性理論用於翻譯研究的趨勢。相關話題，值得另外撰文討論。
六、結語
這裡探討的後殖民、女性、解構僅是後現代翻譯研究裡可明顯分類的派別，三者都以差異為中心，都有對德希達的使用，但各有自己假設的假設，對三者本質的了解應儘可能關注意義的哲學或認知層面。這裡並非倡導對西方翻譯理論的擁護和使用，而是認為弄清主要理論的本質有助於了解翻譯研究走到哪兒了，有助於建設中國環境下反映中國翻譯實例的特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