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著悠久的翻譯歷史，但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主要以話語形式而非理論呈現。改革開放40年來，在譯介和借鑑外國翻譯理論的基礎上，我國的翻譯話語正逐步擺脫由印象式、隨感式的話語言說或翻譯經驗總結的模式，過渡到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述評、引進吸收、消化夯實、建構創新的範式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從單個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到全方位、系統引進，到消化吸收，到建構的不同階段，經歷了整整40載歲月。外國翻譯理論與中國本土翻譯理論在不斷論碰撞、交流和融合，逐步匯入中國翻譯學科自身的理論體系之中。在新的時期，中、西翻譯理論不斷交相激蕩，形成了走中西結合的特色與規律。改革開放使翻譯學科獲得前所未有的空前發展，翻譯理論研究在引進介紹、評述比照、詮釋評論、研究反思、融合創新方面成就斐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翻譯理論的引進，對我國傳統譯論和當代翻譯理論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和規範化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有哪些學者率先譯介了哪些外國翻譯理論？以什麼樣的方式引進，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外國翻譯理論？在譯介和接受過程中發生過哪些激烈交鋒或觀點爭論？在譯介和引進外國翻譯理論過程中，有哪些方面值得反思的？中國翻譯理論研究是堅持中國特色之言說，還是突出融合理論的普適性？通過借鑑外國翻譯理論之後，我國的當代翻譯理論呈現了什麼樣的研究範式？結合中國翻譯理論和翻譯學科的建設，外國翻譯理論給中國翻譯界帶來了什麼的學術貢獻，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如果歷史而邏輯地看待外國翻譯理論與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融合創新？
第一節 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
一、 如何劃分外國翻譯理論譯介的時期？
改革開放之前，由於我國與西方各國的學術關係還沒有完全正常化，國內對西方翻譯理論的系統研究幾乎為空白。早在十年前曾有學者指出，「改革開放二十多年裡，我國的翻譯研究同各項事業一樣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單從發表的論文看，每年我國外語界在百餘種相關學術期刊上發表外國語言研究類論文3000多篇，其中翻譯研究類論文佔20%，即每年約有600篇左右的 翻譯理論文發表。著作的出版也逐漸增多，近十幾年間已出版翻譯研究論著數十種。可是相比之下，我們對國外翻譯研究的譯介卻很少，迄今僅有奈達（摘選）、卡特福德、斯坦納（摘譯）以及前蘇聯的巴爾胡達羅夫等少數幾家。」1 早期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採取的主要形式有編譯、摘譯、評論或書評，也可能對某一翻譯理論學派、某一翻譯核心概念、某一翻譯理論家進行述評，也有對外國翻譯理論進行評價和比較研究。隨著譯介的深入，國內不少學者也對外國翻譯理論以篇章形式或著述形式，做較為全面和系統的研究。本章所涉及的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或研究，主要涉及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和著述，不涉及用外國理論來指導具體個案研究的情形。
由於外國翻譯理論涉及的國別地區、譯家人物、流派觀點，殊有不同，譯介時間先後不一，翻譯理論流派及理論觀點千差萬別，因此，劃分一個令人完全滿意的截斷眾流的時期階段，是比較困難的。筆者按照譯介的先後時間順序，將外國翻譯理論的梳理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78-1987年）是改革開放的初步譯介階段；第二個時期（1988-1999年）是改革開放的借鑑吸收階段；第三個時期（2000-2018年）是改革開放的整理消化和融合創新階段。這三個階段是線性劃分，但部分譯介內容可能有所交叉，或跨越某一時間段的界限，或由於主題相近而放置在一起討論。
二、 第一個時期（1978-1987）: 改革開放的初步譯介階段
在20世紀60-70年代，國外翻譯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突飛猛進，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翻譯獲得較大的突破，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有關翻譯標準、翻譯本質、翻譯學科的相關著述。相對比，國內經歷閉關鎖國的文革十年之後，百廢待興，而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和研究剛剛起步，到20世紀80年代，整個譯介時間推遲了十幾年。由於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一時期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是不完整的，或者說基本上是零星的介紹文章。早期的譯介主要突出翻譯技巧、翻譯標準或書評等方面的探討，但正是這些譯介文章讓國內學者了解到了國外翻譯界的研究狀況，起著不可忽視的發軔之功。改革開放的第二年，孫慧雙在譯介法語翻譯理論與技巧方面用力甚勤。孫氏先後譯介了法國達尼卡·塞萊絲科維奇的《國際會議譯員：言語與交際問題》（1979），三年後又譯介了瑞士讓· 艾赫貝爾的《口譯須知》。前者通過具體事例，從各個角度論述了即席翻譯和同聲傳譯的有關問題和技巧，後者是作者五十年口譯生涯的經驗總結，講述了口譯工作的任務、口譯工作者應遵循的原則。數年後，孫慧雙又譯介了加拿大讓德利爾的《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法》，主要涉及職業翻譯教學、代碼轉換等值和語境等值等方面的問題。
西方翻譯研究得以最終成為一門學科，歸功於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學派在語義、語用、語言對比、社會語言學等多個分支學科的理論突破。布拉格學派的領軍人物雅各布遜提出了著名的「語內」、「語際」和「符際」三分說，奈達受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言學核心觀念的啟發，提出了「動態對等」的翻譯思想。國內在改革開放初期，學者們最早接觸的是20世紀50-60年代產生、到20世紀70-80年代這個階段的外國翻譯理論，並以各種不同方式向國內譯介。1981年，林書武發表了《奈達翻譯理論簡介》；1982年，王宗炎撰文《紐馬克論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莊繹傳發表了《<聖經>的新譯本與關於翻譯的新概念》；包振南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上介紹了卡特福德的翻譯著作《開拓翻譯理論研究的新途徑——介紹卡特福德著<翻譯的語言學理論>》，後期穆雷（1990）全文翻譯了卡特福德的這部重要著作。 可以看出，西方的早期翻譯研究主要體現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而國內的譯介也反映了這種趨勢。
1983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編著了《外國翻譯理論評介集》。這部只有11萬字的文集搜集了我國學者介紹英國、美國、蘇聯以及民主德國等外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若干評論及編譯文章：王宗炎撰寫的紐馬克論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羅書肆介紹了泰特勒的翻譯理論，群力談費道羅夫關於可譯性問題的說明及確切翻譯的原則，王育倫介紹阿庫勒拉倫翻譯理論和實踐，譚載喜論雅可布遜論翻譯的語言問題，譚載喜評介奈達著《翻譯科學探索》，包振南介紹卡特福德著《翻譯的語言學理論》，蔡毅的書評介紹加切奇拉澤的《文藝翻譯與文學交流》，蔡毅介紹巴爾胡達羅夫的《語言與翻譯》，譚理評介《西方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史》，莊繹傳介紹《聖經》的新譯本與關於翻譯的新概念，共有11篇書評和介紹文章組成。這些文章曾先後在《翻譯通訊》或其它期刊發表過，收錄成集為今後系統引進外國翻譯理論做了一個初步嘗試。 可以看出，王宗炎、譚載喜、包振南、蔡毅、莊繹傳等學者在譯介外國譯論上用力甚勤。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開放初期，譯介外國翻譯理論方面的先行者、譚載喜先生對西方翻譯理論的譯介和評價最為系統和全面。1982年，他撰寫了介紹了奈達《翻譯科學探索》的文章《翻譯是一門科學——評介奈達著<翻譯科學探索>》，主要涉及奈達翻譯理論的翻譯原則、翻譯功能、語義原則及翻譯方法等四個特徵。1983年，他發表了《奈達論翻譯的性質》，涉及翻譯的定義以及翻譯中的重點。1984年譚載喜先生在綜合考察《翻譯科學探索》、《奈達論文集》、《翻譯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等著作之後，出版了《奈達論翻譯》的譯介著述。該書既簡明扼要，又較為完整性地介紹了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的翻譯理論觀點，後期又出版了《新編奈達論翻譯》。譚載喜先生的上述譯介和研究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由於奈達的翻譯研究運用語言學、現代信息學和符號學觀點，對翻譯理論中的主要問題，分析透徹，見解獨到，其理論給改革開放時期的翻譯研究注入一股清風，成為翻譯研究者討論的熱點，以至於在國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學者談論翻譯都「言必稱奈達」。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譯介的外國翻譯理論越來越多，譚載喜先生1987年更旗幟鮮明地提出「建立翻譯學」的學科主張。這是借鑑西方把翻譯作為科學，探索翻譯實踐的規律的前提下的一個宣言。毫無疑問，其明顯受到霍姆斯關於翻譯學構建的主張的影響。不僅如此，他先後發表了《必須建立翻譯學》（1987）、《論翻譯學的途徑》（1987）、《論翻譯學的任務和內容》（1987）、《試論翻譯學》（1988）、《翻譯學與語義》（1991）、《中西翻譯學概評》（1995）、《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翻譯理論比較研究》（1998） 等10多篇論文，這些論文體現了他對西方翻譯的深邃的理解和轉化創造。此外，譚載喜先生在譯介外國譯論的同時，尤為注重翻譯史與翻譯理論的關係研究：「西方翻譯史的另一個側面，是翻譯理論的發展。同其他工作一樣，翻譯先於理論，也不依賴於理論而生存，但翻譯的實踐總是引出了理論，理論又反過來指導實踐，促進了翻譯事業的發展」2 。通過澄清翻譯實踐與理論的關係、翻譯理論與翻譯史的關係，譚載喜的這些振聾發聵的觀點為後期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的建構奠定了基礎。
另外，這一時期林書武（1981）、譚載喜（1982）、吳新祥和李宏安（1984）、蔡毅（1987）、時和平（1987）、陳宏薇（1987）、孫迎春（1988）、鄭偉波（1988）、林克難（1988）、羅進德（1988）、勞隴（1988）、錢霖生（1988）等眾多學者，先後發表了涉及奈達語言學、信息學和符號學的翻譯理論觀的譯介和研究文章，引起了國內翻譯學者的關注。這一時期奈達的翻譯理論研究無疑是國內研究的熱點。
改革開放初期，除了主要譯介奈達、紐馬克等人之外，國內學者對外國譯論的介紹和研究既有語言學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有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其中闡釋學翻譯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了國內。劉重德先生在《外國語》撰寫了「阿諾德評荷馬史詩的翻譯」（1984），介紹了西方荷馬史詩的翻譯，涉及紐曼、蒲柏等人不同翻譯觀點和風格。實際上，常被人忽略的是，阿諾德與紐曼之爭不僅是西方直譯與意譯之爭，而且涉及到歸化及異化翻譯風格的問題。同年，作為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語文司翻譯的羅進德發表了《翻譯單位——現代翻譯學的一個課題》， 介紹了匈牙利翻譯家拉多· 久爾吉的《系統翻譯學概要》，認為它是「現代翻譯理論向獨立學科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標誌之一」3 這篇論文的主旨是試圖確立翻譯研究的分析單位——「邏輯素」（logeme）。這個概念的闡述抓住了翻譯學的一個關鍵，使翻譯研究從比附於語言學或比較語言學的語言學派翻譯理論向前跨進了一步。1986年，張復星在《中國翻譯》「國外翻譯界」欄目節譯了尤金·奈達的《西方翻譯史話》，提及到英國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的《翻譯原則》（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以及西方的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傳統。在《論西方的翻譯對等概念》（1986）中，郭建中則剖析了西方翻譯理論各學派對「對等」概念的不同認識，比較了雅各布遜、卡特福德、奈達及巴斯內特的不同視角，得出了西方對等從重視信息的形式，轉移到重視信息內容和讀者反應上來的結論，頗具啟迪意義。莊繹傳在《中國翻譯》發表了《介紹After Babel》（1986）的文章，接著編譯出版了喬治·斯坦納的《通天塔——文學翻譯理論研究》（1987），它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斯坦納的翻譯學理論及文學闡釋學觀點，譯介了斯坦納的闡釋翻譯思想及其著名的闡釋翻譯四步驟：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補償（restitution）翻譯策略，翻譯的闡釋學派初步為國人所識。《通天塔之後》（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自1975年初版面世以來，成為闡釋學翻譯的一部裡程碑式的著作。其中的「理解即翻譯」的闡釋學觀點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衝擊。研究意義問題、語言問題、人類交際問題、翻譯與闡釋問題，皆從中獲得啟迪。這一時期國內翻譯學科還沒有創立，國內大部分高校僅有國別語言文學下設的翻譯研究方向，大部分原著原文著述不容易得到，主要依賴翻譯研究者的譯介。對國外翻譯理論的譯介方面，譯述多於深入研究。
20世紀80年代末期，國內加快了對外國翻譯理論引介的步伐，譯介的國別和流派也逐漸增多。林小芹在「紐馬克論交際翻譯與語義翻譯」（1987）一文中，探討了英國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出版的著述《翻譯初探》的主要內容，涉及交際翻譯與語義翻譯的性質及理論基礎、交際翻譯與語義翻譯的區別及特點，以及交際翻譯與語義翻譯的運用等。接著，楊國斌（1989）對紐馬克的《翻譯教程》進行了譯介述評。沈壽源在《中國翻譯》譯介了「翻譯各種流派的翻譯理論」（1987）；同年，時和平撰寫了《功能翻譯理論的補充與發展：介紹奈達近作<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書評，主要節譯了美國翻譯理論家簡德沃德和尤金奈達合著的《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部分內容，按照奈達的原作將翻譯理論大體分為四個流派：語文學派、語言學派、語言交際理論學派和社會符號學派。這一時期英國的紐馬克、卡特福德，美國的奈達等通過譯介，逐漸被國內翻譯界所熟悉。1987年，桂乾元發表了《記聯邦德國的三位翻譯理論家》介紹了弗米爾的翻譯理論，這是我國介紹德國功能主義的第一篇文章。可惜的是，彼時大部分國內學者對這一理論還不太了解。
除了口譯理論之外，相較於英美世界的譯介，20世紀80年代後期法國翻譯理論的譯介稍稍滯後。楊建綱發表了「喬治穆南論文學翻譯的質量概念」（1986），介紹了穆南的《語言學與翻譯》一書的主要觀點，即考察文學翻譯的質量應該從分析翻譯操作的性質入手，同時略述了語境與翻譯質量、譯文的忠實性與翻譯方法等。接著，楊氏在《中國翻譯》上又發表了「法國的翻譯理論研究」（1987），介紹了法國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概貌，概述了自1947年法國翻譯家協會成立及國際翻譯工作者聯合會（1953）成立以來法國翻譯理論研究的不同階段。介紹了維內、達貝爾特、卡裡、穆南、拉德米拉爾主要翻譯理論家及其觀點。
由於受前蘇聯意識形態的影響，改革開放初期，對前蘇聯語言學及文藝學派的翻譯理論的譯介成為熱點。前蘇聯的語言學及文藝學翻譯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其翻譯理論歷史上佔一直據於主導地位。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華書局就引進了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概要》（1955），我們得以了解其「等值翻譯理論」。上世紀80年代初期， 蔡毅、段京華等人對俄羅斯翻譯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巴爾胡達羅夫、加切奇拉澤等人的翻譯理論進行了較全面的譯介。1983年蔡毅在《中國翻譯》上介紹了《蘇聯翻譯理論的兩大流派》， 1984年，亦云接著撰文《蘇聯著名翻譯家加切奇拉澤》。由蔡毅譯、巴爾胡達羅夫著《語言與翻譯》（1985）、加切奇拉澤的《文藝翻譯與文學交流》（1987）以及《文學翻譯理論引論》成為國內研究外國翻譯理論的主要參考文獻。巴爾胡達羅夫的翻譯理論在外國20世紀後期無疑佔用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認為，（1）翻譯理論是一門語言學學科；（2）翻譯 理論的主要任務是描寫； （3） 語義問題必須從三個方面 （所指意義、 實用意義、 符號內部意義）加以研究和傳達；（4） 在六個層次上建立等值翻譯， 即音位層、詞素層、詞層、詞組層、句子層和話語層。《語言與翻譯》是蘇聯七十年代語言學派翻譯理論的一部力作，融合了當時世界上翻譯理論研究中語言學派的最新成果。蔡毅、虞傑編譯的加切奇拉澤則著《文藝翻譯與文學交流》的主要內容是：（1）文學翻譯必須堅持創造性原則；（2）文藝翻譯必須運用現實主義方法； （3）文藝翻譯不能納入語言學研究範圍。語言學派關切的主要問題是語義及其等值，而文藝學派關注的是翻譯是藝術性的再現方面。加切奇拉澤系統而深刻地論述了蘇聯文學翻譯學派的基本理論，縝密地闡述了這個學派的見解，將蘇聯的文藝學派的現實主義翻譯理論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其理論觀點在國內文學翻譯界有著較大的影響力。蔡毅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上還發表了《國外語言學中的翻譯理論問題——西方十二位語言學家談翻譯》（1987），介紹了科米薩羅夫主編的《國外語言學中的翻譯理論問題》，涉及到英、法、德、美等國十二位語言學派的 翻譯理論述。巴爾胡達羅夫、加切奇拉澤等俄羅斯翻譯理論家的翻譯理論無疑具有真知灼見，通過譯介在國內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改革開放頭十年，所涉及的外國翻譯理論無論是文章的譯介還是著述的譯述，總的數量還比較少，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我國在外國翻譯理論研究上的空白，給今後的系統引進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基礎，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與此同時，中與外翻譯理論界的互動也越來越頻繁，1987年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正式加入了國際翻譯工作者聯合會，葉水夫、羅進德在翻譯理論小組和文學翻譯小組宣讀論文，標誌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進入國際翻譯理論界。另一方面，外國學者來華交流也越來越多，僅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曾數次來華，先後在北京、廣州、南京、上海等地講學，並與中國學者就翻譯理論和社會語言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奈達的論著《翻譯科學探索》和《翻譯理論與實踐》通過國內一批學者的譯介，也一時奉為皋臬。奈達的研究範圍從翻譯史、翻譯原則、翻譯過程和翻譯方法到翻譯教學和翻譯的組織工作，從口譯到筆譯，從人工翻譯到機器翻譯，從語義學到人類文化學，幾乎無所不包，豐富並拓展了翻譯研究領地。他在語言之間、文化之間通過尋找對等語，以適當的方式重組原文形式和語義結構的觀點，促進了人類之間語言的交流和理解。其翻譯理論的譯介和研究對中國翻譯理論的構建，有著潤澤和啟迪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我國翻譯界趁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熱情高漲，翻譯理論研究主要關注翻譯實務、翻譯技巧和翻譯經驗。從1980年到1989年約十年期間，「這一時期共得論文2550篇（外語論文總數約15000篇，月均20餘篇。時隔十年，論文的產出比前30年的總量翻了兩番多。」4 在這一時期，在總的發表 翻譯理論文中，譯介引進的外國翻譯理論的論文總數不到100篇。相比較國內翻譯研究的論文，引進的數量和質量還有待突破。
三、 第二個時期（1988-1999）：改革開放的借鑑探索階段
改革開放的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就翻譯標準、歸化與異化、翻譯單位、文化的可譯性以及翻譯學存在的必要性等方面的內容展開了探討，掀起了一個翻譯研究的小高潮。「這一年代的翻譯理論文多達5600篇（外語論文總數達32500篇），月均47篇，比上一年代的翻譯理論數又翻了一番」5形成對比的是，「殆至20世紀後期，西方翻譯理論更是新理踵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西方翻譯理論家們對翻譯實踐，或探微發幽，或高屋建瓴，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闡釋學、意識形態、女性主義、後現代研究、功能學派、後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和批評理論的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契入翻譯理論研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總結。這些總結對我們認識借鑑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認識和把握西方翻譯學的本質及其內在發展脈絡，更好地開展對西方翻譯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6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主要一方面圍繞紐馬克、卡特福德、奈達、穆南、塞萊絲柯維奇等人的翻譯理論深化展開，另一方面，外國新發表的理論觀點能夠較及時在中國得到傳播，並在國內形成了研究熱點。此外，法國的口譯理論也開始全面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釋意派理論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翻翻譯理論成果，研究範圍也從最初的口譯逐步擴展到筆譯和一般翻譯理論等。進入20世紀90年代初，汪家榮譯介了塞萊絲科維奇和勒代雷1984年合著的口譯教程《釋意翻譯》，用語言學、邏輯學、心理學的成就來闡述翻譯的理解和表達過程，對比口筆譯的異同，揭示即席翻譯及同步傳譯的基本規律。劉和平翻譯了勒代雷的《現代翻譯——釋意模式》（2001版）。釋意派認為，翻譯的性質與目的：翻譯是交際行為；其目的是傳遞交際意義，認知知識與認知語境對理解交際意義非常重要。自譯介進入中國以來，釋意派理論一直在口譯界有很大的影響。繼80年代楊建綱對法國翻譯理論的譯介，20世紀90年代許鈞（1997）探討了喬治穆南的《翻譯的理論問題》，發表了《當代法國翻譯理論評價》。此外，他還對當代法國翻譯理論界的貝爾曼、拉德米拉爾、梅肖尼克等人的理論動態做了較為系統的評介，後期又出版專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這一時期英語世界的翻譯理論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逐步全面展開。金隄本人與奈達曾有過學術合作關係，其《等效翻譯原則探索》（1988）主要探討翻譯學與等效論、以及文學翻譯中的等效原則等內容，嘗試將外國翻譯理論與本土翻譯實踐相結合。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1991）從跨度上橫貫西方古代翻譯理論、中世紀翻譯、文藝復興時期翻譯、近代翻譯空現、當代翻譯，從國別上涉及到中歐翻譯理論、當代英國翻譯理論、當代美國翻譯理論、當代德國翻譯理論、當代法國翻譯理論、低地國家及以色列等地的翻譯理論、蘇聯翻譯研究中的文藝學派和語言學派，時間長，涉及面廣，是系統論述西方翻譯歷史的力作。後期，譚氏又推出了《跨語際交際》。林克難（1992）比較了國外兩位有影響的翻譯理論家奈達的功能對等原則與紐馬克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原則的異同，楊士焯（1998）解釋了紐馬克的翻譯關聯法。上述學者的研究比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譯介要全面，研究更深入。通過上述譯介和研究，中國學者能夠較為全面地重新審視奈達、紐馬克、卡特福德等人的翻譯理論，總結其得失，評價其不足。
許鈞的《文學翻譯與世界文學——歌德對翻譯的思考與論述》（1991）探討了歌德通過翻譯這座橋梁，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及其三種翻譯類型。劉重德先生在《渾金璞玉集》（1994）中，簡介了薩沃裡、託爾曼、紐馬克、勒曼等人的翻譯理論觀點。劉軍平（1995）探討了美國人龐德的意象派詩歌翻譯、其拆字拆句法及其創造性闡釋翻譯理論觀。此外，孫玉（1994）、邱懋如（1994）、吳義誠（1994）、劉軍平（1996）、張經浩（1998，2000）、張春柏（1998）、郭建中（2000）、馬會娟（2001）、周流溪（2005）等對奈達的翻譯等值、翻譯功能等理論問題，分別做了進一步的譯介或探討。
真正對外國譯論進行較為大規模的譯介時間節點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1998年，由許鈞、 袁筱一編著的《當代法國翻譯理論》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探討了法國翻譯理論的語言學基礎、翻譯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翻譯詩學理論、翻譯的釋意派理論、翻譯教學理論、翻譯的社會語言學觀、翻譯的文化視界、建設性的文獻翻譯批評理論等內容。 它結合法國的語言、文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對翻譯理論產生的影響，來探討法國翻譯理論，既突出當代法國翻譯理論，又梳理了法國傳統理論及翻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翻譯理論編著。接著，許鈞（1999）述評了法國翻譯理論家巴拉爾的《從西塞羅到本雅明》一書，概述了其研究動機，探討了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的指導作用。此外，黃振定著《翻譯學——藝術論與科學論的統一》（1998）中的「西方傳統翻譯理論的文藝觀與語言觀」對西方兩種傳統翻譯觀作了回顧。謝天振撰寫的《譯介學》（1999）中的第一章「翻譯和翻譯研究中的文學傳統」和第二章「二十世紀文學翻譯研究的趨向」，分別對西方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及語言學派、俄國及東歐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作了簡略地審視。
西方關聯翻譯理論及語用翻譯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譯介和述評進入了中國。林克難（1994）最早發表了《關聯翻譯理論簡介》概述了關聯理論在格特翻譯理論中的應用，說明關聯翻譯理論的解釋力。黃子東（1999）《語用與翻譯研究述評》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國外與語用相關的翻譯研究，具體介述了貝爾的《翻譯與翻譯過程：理論與實踐》、格特的《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以及哈蒂姆和梅森的《作為交際者的譯者》這三本書的主要內容，概述了翻譯理論的語用途徑。其他學者如趙彥春（1999）、戈玲玲（2002）、張春柏（2003）、王建國（2003）、李寅和羅選民（2004）等對關聯翻譯理論的概念、順應論與翻譯、語用翻譯標準、關聯理論對翻譯的解釋力等內容作了進一步的探討。由於關聯理論不是翻譯理論，且具有強烈的語用學色彩，其對翻譯理論到底是否具有解釋力一時成為國內爭論的焦點。時至今日，見仁見智。這一時期，國外的費道羅夫（1953）、雅各布遜（1959）等人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翻譯理論、穆南的比較語言學（1963）翻譯理論、奈達的轉換生成語法翻譯理論（1964）、維內和達貝爾特的風格翻譯理論（1965）、卡特福德（1965）的系統語法翻譯觀、巴爾胡達羅夫（1975）的比較語言學翻譯觀、豪斯（1981）的語用翻譯觀、威爾斯的語篇翻譯理論（1982）格特的關聯理論翻譯理論（1991）紛紛譯介到國內，一時語言學翻譯理論在中國成為強勢理論。後期語言學派的篇章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描述學派、文化研究逐漸替代了傳統的語言學理論，成為譯介和研究外國翻譯理論的支撐理論。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外翻譯理論各種新理接踵而出，紛至沓來，目不暇給。目的論是較早進入中國的西方翻譯理論。雖然20世紀80年代末有人介紹過德國翻譯理論家弗米爾，但較為系統的譯介還是在90年代中後期。張南峰（1995）、陳小慰（1995）、薛思亮（1997）、仲偉合、鍾鈺（1999）、陳德鴻、張南峰（2000）、段自力（2000）等學者對弗米爾、賴斯等人目的論及其基本內容作了述評，使國內學者初步了解到了德國目的論學派。這一時期，由於該理論剛剛進入到國內，不同學者把Vermeer的名字翻譯成「弗美爾」、「弗米爾」和「費爾美」等。2000之前，德國目的論在中國的介紹和接受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研究和運用該理論並沒有充分展開。直到改革開放20年之後，目的論才在中國大行其道，以至於成泛濫之勢。不難看出，改革開放初期，對於外國翻譯理論中的人名翻譯各行其是，缺乏統一的譯介學術話語。
與此同時，國內掀起了全面引進外國翻譯理論的高潮。一批學者如蔣驍華（1995）、趙家璡（1996）、韓加明（1996）、劉軍平（1997）、羅選民（1997）、林克難（1998）、張美芳（1998）等開始提及西方當代翻譯理論體系中有關多元系統說、解構主義與互文性等理論學說，算是對於西方當代翻譯理論自覺引進與研究的肇始。7 趙家璡（1996）介紹了20世紀90年代西方的翻譯理論流派如美國翻譯培訓營、翻譯科學、翻譯學、多元系統論及解構主義，浮光掠影地提及外國的翻譯翻譯從語言研究轉向文化研究，以及譯學轉向文化研究的轉折點（Cultural Turn）8。這算是較早涉及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但在國內沒有引起反響。隨著解構主義浪潮衝擊著外國翻譯理論界，國內也及時進行了譯介。蔣驍華的《解構主義翻譯觀探析》（1995）從本雅明的「純語言」概念出發，評述了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實質，認為解構主義翻譯觀在給我們一定思想啟迪的同時也不無消極影響。劉軍平的《解構主義翻譯觀》（1997，2009）比較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的理論不同取向，闡明了德希達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六個維度及其翻譯特點。在這一階段，解構主義作為一種主要人文思潮在翻譯界也頗具影響力。解構主義在與結構主義的抗爭中，試圖以解構消解結構，以無中心反中心，以書寫抵抗言語，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異代替同一，以缺席代替在場，以遊戲攻擊縝密系統，顯示出自己的去中心化的翻譯特徵。「在1998-2011年9月的CSSCI被引文獻的統計數據中，國外翻譯界最具影響力的翻譯學理論資源來自法國。法國翻譯理論家和哲學家德希達無論是被引文獻的種數（161）種，在CSSCI總體被引用率（1748篇次），還是其理論資源的跨學科流動範圍（11個），都高居首位。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的理論資源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其被引用率（660篇次）和流動範圍（9）個，高居第二。」 9 可以看出，隨著奈達、紐馬克等外國翻譯理論引進的高潮過後，譯介潮水暫時回落。客觀地說，至少在1998年之前在國內翻譯界奈達的理論資源毫無疑問是影響最大的。這一時期，這種譯介高潮過後的回落，被楊曉榮、林克難等學者稱之為「翻譯理論研究的調整期」（1996）或「對理論沉寂期的反思」（1998）。很顯然，隨著譯介高潮到來之後，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步伐有所減慢。
「在介紹和評論國外翻譯理論時，初期的熱鬧過去之後，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似顯不夠。這樣，在終於談膩了奈達、巴爾胡達羅夫、彼得紐馬克之後，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目標，國外翻譯理論的接受好像又開始了一輪新的搜索」 10 如楊曉榮所述，在剛剛開放進行了十五年左右，中國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引進掀起了一個高潮，在俄羅斯翻譯理論引進之後，接著是法國的釋意派獨領風騷一陣。西方的文化學派正積蓄力量，醞釀著一場翻譯研究的大變革，而國內的譯介和本身的翻譯研究一下去突出失去了目標，顯然處於一個瓶頸發展時期。「?翻譯理論在經歷了七、八十年代的輝煌之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出現了一個低潮。面對這種情況，有人疾呼翻譯理論研究走進了死胡同，讓大家「丟掉幻想」11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與借鑑起起伏伏，從零星到小規模，從小規模到大規模的譯介，從高潮到平臺期。中國翻譯理論界對外國譯論的譯介和評述顯然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對外國翻譯理論經過20多年的譯介、引進、述評和研究之後，下一步到底何去何從？
四、第三個時期（2000—2018）：改革開放的整理消化和融合創新階段
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理論時代，國外的翻譯研究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似乎是「山重水複疑無路」，那麼進入千禧年之後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嗎？現代西方翻譯理論在以喬姆斯基範式現代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其理論基礎、翻譯原則、譯學構架得到長足的發展，顯赫一時。進入20世紀80-90年代，西方翻譯理論發生了重大轉向，這種轉向當然會對中國翻譯理論界產生強烈的衝擊。在經歷短暫的沉寂後，我國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和研究迎來了新的爆發期，在譯介和轉化外國翻譯理論的同時，我國翻譯理論本身經過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反思批評，迎來了融合創新的空前的跨越式發展。
這一時期可以說是較為系統地譯介、引進和整理西方翻譯理論的階段，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評價和研究也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形成了我國對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繁榮期。具體表現形式和特徵有：
1．學術期刊持續不斷地譯介評價外國翻譯理論；2. 學者紛紛編著或撰寫專著研究外國翻譯理論；3. 國內學者編寫了一系列外國翻譯理論教材與對外國翻譯理論進行了一定規模的注梳與評價；4. 出版社大規模引進外語原版外國翻譯理論著述；5. 翻譯界組織翻譯外國翻譯理論專著。為了敘述方便，暫且按照外國翻譯理論的流派的譯介，以及按照譯介的外國翻譯理論著述類別，分而述之。
1．學術期刊：引進、譯介和研究外國翻譯理論最迅速、最有效的一種途徑
進入2000年之後，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與研究主要涉及以下至少八種西方翻譯理論流派：
（1） 關於多元系統翻譯理論的譯介和研究。多元系統理論又稱之為「描寫學派」或「操縱學派」，也包括描寫及系統範式的翻譯理論。李欣（2001）年發表文章介紹了赫曼斯的《翻譯研究的系統視角》的新著，評價了它與「文化轉向」的關係。謝天振（2003）發表了《多元系統理論——翻譯研究的新拓展》，對多元系統的基本觀點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說明其與文化轉向的關聯及其理論的有效性。孫藝風（2003）分析翻譯規範與譯者主體意識之間的關係,並審視譯者所謂的「隱身」現象；（2003）廖七一（2004）概述了佐哈爾的多元系統、圖裡的翻譯規範及切斯特曼的三種翻譯規範內容。張南峰（2008）《多元系統論中的規範概念》、朱志瑜（2009）《翻譯研究：規定、描寫》釐清了描寫翻譯學的核心概念與意義。多元系統理論這一時期成為國內翻譯界討論的熱點話題，正是由於多元系統理論對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實踐所具有的針對性，它填補了國內對理論和對解釋力需求的真空。
（2）這一時期譯介和研究德國翻譯理論目的論的比較有影響的學者有：範祥濤、劉全福（2002）、平洪（2002）、祝朝偉、李萍（2002）、朱志瑜（2004）、張美芳（2003；2005）。範祥濤、劉全福在《中國翻譯》撰文《論翻譯選擇的目的性》，較為深入地探討了翻譯目的論的實質、層次和表現形式、及個案分析。平洪的「文本功能與翻譯策略」 討論了諾德提出的「紀實翻譯」 和「工具翻譯」兩大翻譯策略。 分析了兩種策略的差異和應用。祝朝偉和李萍發文研究了賴斯的文本類型及其翻譯功能，並與紐馬克的文本類型作了比較；朱志瑜則討論了功能主義的術語翻譯、翻譯文本類型，並對功能主義在翻譯研究的地位和局限作了反思；張美芳概述了德國功能主義翻譯理論的歷史淵源，聚焦於諾德的「功能加忠誠」的翻譯觀，指出了其局限性。德國的目的論雖然在千禧年之前已有介紹和評論，但對其展開較深入的研究還是在這一時期。這一時期所發表了論文及出版的有關功能主義翻譯觀的數部著述，一下子將該理論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3）隨著西方後殖民主義思潮介入翻譯理論，斯皮瓦克、尼南賈納、鐵木志科、羅賓遜、坎波斯兄弟等人，在葛蘭西、賽義德、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論關照下，加入了眾聲喧譁的權力話語，形成了西方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流派。東方主義記憶與翻譯、混雜性與翻譯、翻譯的政治與修辭、後殖民翻譯的定位、食人主義翻譯觀、後殖民與帝國翻譯，紛紛登場。愛爾蘭、巴西、印度等地後殖民學者先後加入了後殖民翻譯理論的盛宴，給西方翻譯理論添加了一道另類饕餮大餐。國內學者林克難（2001）較早在《外語教學與研究》發表書評，介紹後殖民翻譯理論研究學者鐵木志科的《後殖民環境中的翻譯——早期愛爾蘭文學之英譯》一書。鐵木志科的翻譯翻譯理論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翻譯上，尤其是從愛爾蘭後殖民翻譯實踐出發，探討翻譯在這個國家殖民化與去殖民化過程中的作用。曹山柯（2001）《後殖民主義在我國翻譯學上的投影》一文指出，隨著西方翻譯術語進入中國，逐步與本土概念術語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國傳統譯學中集體無意識的傾向。李紅滿（2003）《翻譯研究的後殖民視角》涉及到後殖民理論話語與翻譯策略、翻譯話語的不平衡等方面內容，提出「新世紀翻譯研究必須重視蘊涵於翻譯文本的權力差異和歷史語境」12 王東風（2003）審視了後殖民翻譯理論的關鍵概念、解殖民化與翻譯策略，分析了相關研究的理論價值。蔣驍華（2003）發表了《巴西的翻譯:：『吃人』翻譯理論與實踐及其文化內涵》，該文探討了「吃人」翻譯理論與實踐及其文化內涵，認為這一理論開始時強調「吃」透原文，進行創造性翻譯的觀點。13 西方學者從人類學、人種學以及文學角度全方位地積極研究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文化、文學、身份認同與翻譯的關係，這種新穎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使國內翻譯界大開眼界。例如食人主義翻譯理論（Cannibalism）成為巴西文化翻譯的一個生動的隱喻。著名翻譯理論家巴斯內特（1991）、根茨勒（1993）以及維拉（E.R. P. Vieira，1999）、曼迪（J. Munday，2001）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巴西食人主義翻譯理論作過探討。此外，費小平（2004）從斯皮瓦克「翻譯的政治」理論出發，探討了後殖民語境下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文化碰撞與對話與翻譯研究的關聯。李紅玉（2009）較為系統地探討了斯皮瓦克的作文閱讀的翻譯、作為暴力的翻譯等翻譯理論觀點。蔡新樂（2010）的《斯皮瓦克的翻譯思想：悖論與修辭誤用》，探討了其翻譯其生成、修辭誤用下之翻譯等。通過譯介的傳播，後殖民翻譯理論一時在國內大行其道。
（4）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翻譯理論家開始關注女性與翻譯的關係。1990年，在巴斯奈特與勒費菲爾主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文集中，參與撰稿的13位學者中有9位就是女性。她們從女性主義話語理論和差異的理念出發，探討差異和翻譯的不等值因素，這些因素長期以來被翻譯界所否定，而在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眼裡卻成為一種積極的力量。女性批評家和翻譯理論家芭芭拉·戈達德（Barbara Godard）、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羅莉·張伯倫（Lorry Chamberlain）、蘇珊·羅賓涅爾·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路易絲·馮·弗洛託（Luis von Flotow）等北美女性學者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傑出代表。國內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譯介起步於千禧年前後，廖七一（2002）詳細分析了張伯倫（Chamberlain）「翻譯中的性別隱喻」，解讀了「潘多拉匣子」與翻譯關聯，探討了原文與譯文的共生關係。劉亞儒（2001）撰文介紹了加拿大女性主義譯者蘇珊尼的「重新女性化」。葛校琴（2003）從文化批評視角，闡釋了女性主義翻譯思想的起源，女性主義翻譯之本質及其對譯學的貢獻。2004年《中國翻譯》第4期設「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專欄」，分別發表了劉軍平、蔣驍華、徐來的文章，掀起了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國內研究的高潮。劉軍平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研究的中西話語》主要從女性與隱喻翻譯、女性與身體翻譯、女性與他者理論的關係，考察了作者、譯者、讀者與文本的關係。蔣驍華的《女性主義對翻譯理論的影響》從解構主義和後殖民出發，闡釋了女性主義翻譯觀中的譯者主體性。徐來的《在女性的名義下 『重寫』——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譯者主體性研究的意義》認為，女性主義翻譯策略如劫持、增補、加寫前言與加腳註等手段帶有鮮明的性別特徵。《中國翻譯》上發表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研究的專欄系列文章對推動其在國內朝著縱深發展，功不可沒。其他學者孟翔珍（2002）、陳琳（2004）、張景華（2004）、楊柳（2007）、吳文安（2008）、李紅玉（2009）等人從不同角度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進行了譯介、評價和接受研究。一些學者在借鑑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基礎之上，嘗試解答了中國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中是否有女性主義的意識和視角的問題，將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研究與本土思考結合起來。
（5）互文性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引入與應用。國內學術界對克裡斯蒂娃等人的互文性理論的譯介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先進入語言學、文學和新聞學的研究範圍，但互文性的翻譯研究起始於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哈蒂姆（1996）對翻譯中的互文指涉進行了分類研究，歸納出三種互文類型。 國內將互文性應用於文學翻譯研究的學者主要有：楊衍松（1994），蔣曉華（1998），趙靜（1999），秦文華（2002），劉軍平（2003）、祝朝偉（2004）、羅選民（2013）等探討了互文性與文學翻譯的關係。這些譯介和研究在文學翻譯領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6） 由於哲學思想是翻譯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研究，西方哲學翻譯流派在國內的譯介隨著翻譯學科的建立也恰逢其時。王守仁（1996）評介了本雅明的「論翻譯的任務」一文；張德讓述評了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與翻譯的關聯（2001）；許鈞（2003）探討了翻譯的主體間性與視域融合；張曉明（2009）譯介了保羅 利科爾的闡釋學翻譯思想；劉軍平（2009，2010，2015）探討了西方哲學中的德希達翻譯理論，以及主體間性及哲學方法論與翻譯研究的融合途徑；仲偉合、方開端（2011）述評了尼採的「翻譯就是徵服」的翻譯觀；蔡新樂（2011）評介了尼採的翻譯思想； 高乾、鍾守滿（2012）對本雅明的語言的本質、翻譯的本質和譯者的任務三個方面進行了解讀；高乾（2014）比較了本雅明和德希達的翻譯思想的異同等。此外，將闡釋學運用於翻譯研究的有楊武能（1998）、謝天振（2000）、張德讓（2001）、呂俊（2000）、袁莉（2002）、屠國元（2003）、 朱健平（2006）等。
很顯然，西方不少哲學家都對翻譯的隱喻、意義與語境、意義與語用、意義的不確定性或不可譯性方面進行了精湛深入的研究，翻譯理論家也紛紛訴諸於哲學話語，以獲得對其理論基礎或觀點的支撐點。現代哲學家、學者和翻譯家不同程度都介入到哲學話語的翻譯問題，哲學與翻譯研究的關係日益緊密。西方的雅克? 德希達、W. V. 奎因、勞倫斯? 韋努蒂、安東尼?皮姆、安德魯?本雅明等學者的哲學翻譯學論述通過不同渠道進入了中國，並產生了影響。
（7）翻譯社會學的譯介。在借鑑西方社會學家布迪厄、拉圖爾、盧曼等人理論的前提下，圖裡、切斯特曼、赫曼斯、伍爾夫等人形成了各自的翻譯社會學觀點。早在1972年霍姆斯就提出過翻譯社會學的構想，直到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的出現，描寫學派的學者開始關注翻譯產生的社會語境。胡牧（2006）、 邢傑（2007）、李紅滿（2007，2008）、武光軍（2008）、邵璐（2011）、王洪濤（2011）、耿強（2013）、徐慧敏（2013）、任東升、高玉霞（2015）、劉曉峰和馬會娟（2016）、汪寶榮（2017）等學者陸續譯介、述評或探討了國外翻譯社會學的研究成果。此後，國內學者借鑑和運用了布迪厄的社會學概念和理論模式如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社會制約性條件」等概念範疇，來分析影響翻譯生產、傳播、接受和策略選擇的社會因素。「根據Citespace軟體所生產的突變術語表及其視圖的顯示，2012年突變值較高的術語為「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翻譯社會)、「habitus」(慣習)…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國際翻譯學的最新研究動態。」14 毫無疑問，翻譯社會一時成為顯學。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國外翻譯學一系列有影響的著述還沒有翻譯成中文。
（8）文化轉向的後現代翻譯理論的譯介與研究。翻譯與他者、翻譯與政治、翻譯與社會、翻譯與意識形態、翻譯與文化認同、翻譯與異質性成為西方20世紀後期的顯學，國內學者也積極加入到西方文化轉向以來的翻譯理論研究之中。後殖民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文化霸權，關注文化的異質性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得以保存，這就使得翻譯的文化學派與後殖民主義產生了與生俱來的關聯性。在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係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身份認同在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對話、交融中得以實現。孫藝風（2003）釐定和梳理了意識形態與文化對話的關係，討論了跨文化語境下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各種影響；劉軍平（2004）、胡德香（2006）、孫藝風（2007）、湯富華和申連雲（2008）分別從後現代理論出發，探討了他者與當代翻譯研究的關係，認為翻譯是介入他者，詮釋和融合他者，尊重他者，使之朝著多元價值、多元視角方向發展。費小平（2009）研究了翻譯的政治動機，李紅玉（2009）和蔡新樂（2010）分別對斯皮瓦克的翻譯思想進行了分析介紹，指出國際譯介學對其翻譯思想的關注度並不是很高的原因。王寧（2013）從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譯理論視角，指出翻譯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再定位作用。「呼籲翻譯的重點應轉向中譯外，從而使得翻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重新定位」全球文化，並為世界文學的重新繪圖發揮重要的作用。」15.後殖民翻譯思想引發的對文化他者的關注仍在持續，異化歸化之爭趨於理性化，並轉向了對翻譯「存異」倫理的探討。後現代的背景下，文化間的不平等使得「翻譯倫理」也越發顯得重要了。劉猛（2005）、朱志瑜（2009）、王寧（2009）、郭建中（2009）、蔣童（2013）、駱賢鳳（2017）等學者進一步探討韋努蒂翻譯思想的歸化與異化、以及本體及其與後殖民主義的關係以及翻譯的倫理等問題，使得人們對韋努蒂等人的異化思想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
2．有關外國翻譯理論的編著和專著
世紀之交，我國在整理和消化外國翻譯理論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由許鈞任主編的「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蘇聯翻譯理論》（2000）、《當代美國翻譯理論》（2000）、《當代英國翻譯理論》（2001）及《當代法國翻譯理論》（2001）先後出版，成為我國引進、整理和研究外國翻譯理論的裡程牌。蔡毅、段京華編著的《蘇聯翻譯理論》探討了翻譯理論研究的對象、任務及實質、可譯性與等值、翻譯單位與翻譯標準、語義與翻譯、翻譯中的語體問題、詩歌翻譯問題等內容。其中的語言學派與文藝學派之爭、翻譯語用學、現實主義翻譯理論頗具俄羅斯翻譯理論特色，涉及到費道羅夫、卡什金、加切奇拉澤、科米薩羅夫、巴爾胡達羅夫等翻譯理論家的觀點。它不僅對蘇聯的翻譯理論做了較全面的概述，而且關鍵性的問題有自己的評論。郭建中編著的《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概述了美國20世紀早期的翻譯研究、闡釋學與翻譯研究、新批評與翻譯研究、語言學與翻譯研究、翻譯學與翻譯研究、符號學與翻譯研究、文化與翻譯、解構主義與翻譯研究、以及詩歌和散文翻譯理論等內容。涉及到的託爾曼、龐德、奈達、奎因、皮爾斯、勒費弗爾、韋努蒂、納博科夫等美國翻譯理論家。其中第二章的「翻譯學與翻譯研究」主要譯介弗雷德裡克·M·勒內的著述《闡釋：語言和翻譯——從西塞羅到泰特勒》，對闡釋學翻譯大家斯坦納則只簡略提及。值得一提的是，郭氏專門闢出一章討論旅美中國學者趙元任、歐陽楨、葉威廉、思果等人的翻譯理論。後期，王東風、孫會軍以書評《一雙透明的眼睛——評郭建中編著的<當代美國翻譯理論>》，對《當代美國翻譯理論研究》做了積極評價。廖七一等編著的《當代英國翻譯理論》介述了薩瓦裡的翻譯藝術、斯坦納的文學闡釋學、卡特福德的語言學理論、紐馬克的科學與藝術翻譯觀、貝爾的認知記憶模式、哈特姆（又譯哈蒂姆，下同）與梅森的語境翻譯、赫曼斯的翻譯規範、巴斯內特的文化翻翻譯理論、貝克的語料庫翻譯研究等內容。該書是在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一書的基礎上，參考了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由廖七一、李小均、祝朝偉等八位編者重新編著而成。其中的哈特姆與梅森的語境翻譯觀、赫曼斯的翻譯規範理論、巴斯內特的文化翻翻譯理論、貝克的語料庫翻譯研究對國內大部分學者來說較新，它追蹤了外國翻譯理論發展的動向和新評介。
由許鈞任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通過譯介、評論、整理和研究的方式，對當代外國翻譯理論進行了較全面系統的梳理，填補了我國翻譯研究在譯介外國翻譯理論的空白，使國內翻譯學者能夠跟進外國翻譯理論研究的最新發展動向。英、法、美、俄四國作為翻譯理論研究的大國得以較全面呈現，但翻譯理論強國的德國的翻譯理論研究沒有納入叢書之中。無論如何，相比較零碎的介紹，編著這樣大規模的譯介和研究叢書在我國翻譯理論研究歷上具有開拓意義，它體現了我國對外國翻譯理論的綜合整體引進與思考，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廖七一等編著的另一部作品《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2000）簣集了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不同流派，如美國翻譯培訓派、翻譯科學學派、早期翻譯研究學派、多元系統學派、解構主義學派，同時對當代西方翻譯理論家如奈達、卡特福德、威爾斯、紐馬克、斯坦納、巴爾胡達羅夫、費道羅夫、科米薩羅夫、穆南、塞萊絲柯維奇等翻譯理論家的翻譯觀點進行了評述和比較。該書根據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根茨勒（1993）對當今西方翻譯理論的劃分，分門別類予以整理，對各個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翻譯理論思想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對國外最新研究資料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譯介和梳理。李文革的《西方翻譯理論流派研究》（2004）探討了西方的翻譯理論中的不同流派，即文藝學派語言學派、翻譯研究學派、翻譯闡釋學派、翻譯的解構主義學派，美國翻譯培訓班學派、法國釋意理論派等八個派別，源與流相辨析，介紹與評論相融合。在俄羅斯翻譯理論研究方面，吳克禮主編的近60萬字的《俄蘇翻譯理論流派述評》（2006）在西方翻譯理論一統天下的局勢下，異軍突起。它分上下兩篇，上篇介紹自9世紀至今的俄蘇翻譯簡史，轉述了其豐富的翻譯活動和翻譯思想，探討了其翻譯理論的形成、發展和流派與現代翻譯學的關聯。下篇挑選了十三位有代表性的翻譯理論家，以專章的形式對其著述和觀點，分別予以介紹和評論。楚科夫斯基、加克、列夫金、切爾諾夫、西裡亞耶夫等翻譯理論家的名字，可能對俄語學界以外的人顯得陌生，但通過該書的系統介紹，讀者對俄羅斯現代翻譯理論的基本理念、基本特點、翻譯流派、以及蘇俄翻譯理論在世界譯壇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隨著外國翻譯理論的引介的深入，國內對西方翻譯理論的認識也漸趨深入。劉軍平著《西方翻譯理論通史》（2009）通過把握住西方翻譯理論各個學派的起源、發展規律、核心意義和內在發展軌跡，對西方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理論特點進行系統地分析和評價，較為全面地展現了西方翻譯理論的總體發展歷史。該著述從整體角度來梳理西方翻譯研究的學術譜系，材料翔實。「《西方翻譯理論通史》是同類著作中內容最豐、跨度最長、討論最細膩的一部。作者既對西方翻譯理論進行了系統梳理，又具有廣闊的比較研究視閾，古、今、中、外四維豁然貫通；既敘述了從古至今的翻譯歷史，又對歷史上出現的各種理論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思想進行細緻介紹，評判其內在邏輯與功過得失。」16 此外，楊柳著《20世紀西方翻譯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史 》（2009）以接受美學為基本範式，對西方翻譯理論在中國的接受以及對中國當代翻譯理論模式的影響做了歷時和共時的研究，分析了理論接受的效果及其與文化的關係，總結了西方翻譯理論在中國接受的成就和經驗教訓，按照翻譯對等論在中國的接受、翻譯目的論在中國的接受、多元系統論在中國的接受、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在中國的旅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中國的遭遇、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在中國的解構、闡釋學翻譯翻譯理論在中國的闡釋以及口譯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八個方面展開討論，條理清晰，重點突出，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從西方翻譯理論視角，較為深入系統關切到本土翻譯實踐行為和接受效果，豐富了翻譯理論研究的內容，體現了中國人對外國翻譯理論評價的獨特視角。
進入改革開放的第三個時期，學者們將西方翻譯理論與中國翻譯語境進行了深層次的勾連。涉及不同的翻譯理論流派，國內學者還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專門理論學派作了較深入的研究 。自從外國各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思想譯介到中國，不同學者對其進行綜合性的探討，或者進行具體的側面研究。張美芳（2005）《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孫會軍的《普遍與差異：後殖民批評視域下的翻譯研究》（2005）、李河的《巴別塔的重建與解構》、樂佳（2006）《翻譯的社會性研究》從社會語言學、文藝學角度，探討了翻譯的文化社會學觀。單繼剛的《翻譯的哲學方面》（2007）從哲學角度透析了翻譯問題，梳理了當代哲學解釋學、法國解構理論、英美分析哲學和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翻譯理論的關聯，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比較系統的現代翻譯哲學史，而且從翻譯角度反省了哲學的基本理念。
穆雷等著（2008）的《翻譯研究中的性別視角》探討了女性主義翻譯在西方的發展與現狀以及在中國的接受，涉及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忠實、譯者主體性、翻譯中的雙性同體等內容。卞建華《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研究》（2008） 、吳文安（2008）考察了後殖民翻譯研究的起源、發展、理論來源以及在相關領域內的成長和影響，界定了後殖民翻譯研究的研究術語和內涵，探討了權力話語對後殖民翻譯理論的影響。王富的（2017）《後殖民翻譯研究與反思》等。此類翻譯理論研究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它們在中國語境下的傳播和接受，是一種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的整合與轉化。
應該看到，涉及外國翻譯理論的編著和專著既有引進的成分，也有中國學者的獨立思考，既有評論分析，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創新。
3．教材編寫、資料書與西方翻譯理論的注梳評價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有關西方翻譯理論的資料比較匱乏，也較少出現中國學者編寫的西方翻譯理論的教材和資料書，這一情況在2000年之後有所改觀。鑑於這一階段翻譯學科逐漸興起，國內亟需介紹西方翻譯理論的研究資料書，況且編撰翻譯理論教材也是引進西方翻譯理論的一種良好途徑。值得一提的是，國外在有三本資料書對我們學者的編纂西方翻譯理論論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它們分別是：舒爾特和比古內特(R Schulte\ J. Biguenent)編《翻譯理論：從德萊頓到德希達》（1992）、以及羅賓遜（Robinson Douglas）的《西方翻譯理論：從希羅多德到尼採》（1997）、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譯研究讀本》（2000）。
毋庸置疑，涉及外國翻譯理論，無論是出於教學或研究的目的，亦或出入對理論本土化的需要，中國需要編纂自己的涉及西方翻譯理論讀本或選集。由香港學者陳德鴻，張南峰編著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2000）較早收錄了西方20位翻譯理論家的20篇論文，既有經典的語文學派論者德萊頓和泰特勒、施萊爾馬赫、也有當代的斯坦納、德希達、弗米爾、諾德、埃文一佐哈爾、及圖裡。每一篇開頭，編者介紹該位翻譯理論家的理論觀點，幫助讀者在錯縱複雜的論述中，尋找出清晰的脈絡，以加深對翻譯理論的理解。申雨平編著《西方翻譯理論精選》（2002）、文軍主編《西方翻譯理論著作概要》（2007）、楊建華編著《西方譯學理論輯要》（2009）、馬會娟、苗菊編著《當代西方翻譯理論選讀》（2009）、劉軍平、覃江華《西方翻譯理論名著選讀》（2012）、韓江洪《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導引》（2012）、趙勇主編《西方翻譯理論導讀》（2013）都是這一時期的西方翻譯理論原著選讀的代表選集，部分學者對其編寫材料進行譯介、梳理和評註。楊士焯《西方翻譯理論：導讀 選讀 解讀 》（2018）將解讀與與課堂講授、翻譯、編譯等結合起來，附有部分學者對某一理論的解說與評述。其中，120萬字的《西方翻譯理論名著選讀》精選了52篇西方翻譯理論的代表性論著，並按照其學術理路和演變脈絡分為九大學派，文前輔以中文導讀和評論，對西方翻譯理論做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國內各家編著者通過廣泛搜集原文材料，摘取各家學說的精華，體現了中國翻譯理論學者對西方翻譯理論編集的取捨和評價。
4. 出版社大規模引進外語原版外國翻譯理論著述
這一時期的所呈現的另一個特點是，翻譯理論的原文引進與翻譯理論著述的翻譯同時進行，相得益彰。2001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籌劃引進了「國外翻譯研究叢書」的原版翻譯研究專著和論文集。從《文化構建——文學翻翻譯理論集》（2001）第1集開始引進，到《翻譯能力培養》（2016）第40集為止，歷經長達十五年的系統引進，時間跨度從古代到現代，所選書目皆為外國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經典之作，既有翻譯理論探討，也有應用型翻譯的研究，既有翻譯研究詞典，也有翻譯理論史著作，內容繁多，主題及體裁新穎，幾乎涵蓋了國外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翻譯理論的菁華書目。 2007年，「外研社翻譯研究文庫」也引進了20多部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在歐美有影響的翻譯理論著作，既有皮姆（Anthony Pym）的《翻譯史研究方法》，也有肖福娜（Christina Schaffner） 編著的《翻譯與規範》。這些英文原文翻譯學著作的引進，極大地滿足了國內對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動態的需求，給國內翻譯理論界提供了第一手彌足珍貴的研究資料。出版機構作為意識形態的贊助人，身體力行地投入到外國翻譯理論的引進，充分體現了其學術眼光和國內翻譯界對翻譯理論資源的需求。
5. 外國翻譯理論經典著述在國內的翻譯
系統翻譯引進外國翻譯理論經典著作，體現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學者的精品意識和學科建構意識。翻譯理論著作應該不僅僅是翻譯研究者閱讀的內容，也應該成為其它學科可資借鑑的資源。
具體而言，以下幾種翻譯理論譯著在國內有一定的代表性：2001年，許寶強、袁偉選編了《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其中涉及翻譯研究學者尼南賈納、劉禾、斯皮瓦克、西蒙、韋努蒂等人翻譯理論文章。其中，斯皮瓦克的「翻譯的政治」一文在國內有較大影響。宋偉傑翻譯的《跨語際實踐》（劉禾著）探討了由不同語言間最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語實踐，考察了新詞語、新意義和新話語興起和代謝，以及在目的語語言中獲得合法性的過程。跨語際實踐研究的重心不是純粹技術意義上的翻譯理論，而是不同語言間最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語實踐問題。它對翻譯理論的啟迪作用主要體現在方法論上。陳永國（2004）主編的《翻譯與後現代性》一書譯介了當代外國翻譯理論中翻譯中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翻譯中的界限與越界、翻譯中的身體與愛欲、翻譯中的徵服與抵制、以及全球市場上的翻譯的雙重言說等內容，收編了本雅明、德希達、保羅 德曼、根茨勒、韋努蒂、斯皮瓦克、西蒙、張伯倫、霍姆斯等西方學者20多篇涉及翻譯與政治、翻譯與哲學、翻譯與後殖民、翻譯與女性主義等方面的文章。2005年，由香港理工大學翻譯中心編的「當代西方翻譯研究譯叢」，翻譯出版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在西方有代表性的十種翻譯理論著作，王克非、譚載喜、朱純深、朱志瑜、張美芳、王文斌、蔣驍華、李德鳳、張景華等參與了叢書的翻譯工作。譯叢選編的初衷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裡，外國的翻譯研究同各項翻譯事業一樣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單從發布的論文看，每年我國外語界在百餘種相關學術期刊上發表外國語言研究類論文3000多篇，其中翻譯研究類理論佔20%，即每年約有600篇左右的翻翻譯理論文發表。著作的出版也逐漸增多，近十幾年間已經出版翻譯研究論著數十種。可是相比之下，我國對國外翻譯研究的譯介卻很少，迄今僅有奈達（摘選）、卡德福德、斯坦納（摘譯）及其蘇聯的巴爾胡達羅夫等少數幾家。通英文的研究者可以直接閱讀大部分西方原著，但英文之外的研究者就不易讀到或讀懂哲學翻譯理論書籍。這種狀況顯然不利於翻譯學科的發展。」17 該套譯叢基本上選譯的是2000前後西方當代翻譯理論著述，分別涉及語言學視角、語言交際功能、翻譯綜合性研究、文化研究、口筆譯研究有關的主題。此外，謝天振主編的《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2008）選譯了西方33位翻譯理論家的33篇代表性論文，並配上簡明扼要的導讀。此外，方夢之主編的《譯學詞典》（2004）也花費較多的篇幅論述了外國翻譯理論。王敬欽翻譯了美國根茨勒的《當代翻譯理論縱橫》著作（又譯《當代翻譯理論》）（2013）。
毋庸置疑，翻譯理論著作的翻譯對統一規範翻譯術語有較大的作用，對述評及介紹國外最新翻譯理論觀點和開展翻譯批評頗有裨益。改革開放初期，大量的西方翻譯理論大都是通過片斷式的章節，通過譯介及評述進入中國的。這類對外國翻譯理論的譯介，對翻譯學科建設當然是一件嘉惠學林的好事。
這一時期對西方翻翻譯理論著的評介也呈現增多的趨勢。許冬平、王東風（2000）分析了評根茨勒的《當代翻譯理論》；李欣（2001）梳理了赫曼斯的《翻譯研究的系統論視角》；柯飛（2002）介紹了皮姆的《翻譯史研究方法》；鄧紅風、王莉莉（2003）評介了韋努蒂的另一名著《翻譯的窘境》；楊曉榮（2003）介評了威廉士的《路線圖:翻譯研究方法入門》；盧玉玲（2004）評論了道格拉斯·羅賓遜的《誰在翻譯?——超越理性論譯者的主體性》；張美芳（2002）紹介了貝克利用語料庫調查譯者的文體的翻譯研究新方法；陳琳（2004）詳細評介了加拿大十年間的翻譯理論境況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無論的改革開放早期或中期，相當多的國外翻譯理論正是通過書評或譯介的方式，被國內翻譯界所知曉。
改革開放以來頭30年裡，在我國的翻譯研究中，引進的外國翻譯理論佔有相當的主導地位。「據不完全統計，在1978-2009年出版的翻譯理論著述中，國外翻譯理論為90部，佔57%，國外翻譯理論選讀、評介與為29部（篇），佔18%。」18 可以看出，國內翻譯理論界所引進的外國翻譯理論數量種類繁多，涉及的英、美、法、德、俄羅斯、東歐等國家，引進的國別地區的範圍在不斷拓寬，尤其是英語世界的翻譯理論成為引進的重點，各種理論流派應接不暇，極大地拓展了國內翻譯界的研究視野，更新了現有的翻譯理念和研究方法。毫無疑問，譯介外國翻譯理論是構建我國翻譯理論不可跨越的階段。
1 韋努蒂著《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編者序」），張景華、白立平、蔣驍華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第1頁。
2 譚載喜《西方翻譯史話》，《翻譯通訊》1985年第7期，第36頁。
3 羅進德《翻譯單位——現代翻譯學的一個課題》，《中國翻譯》1984年第12期，第 40頁。
4 方夢之《20世紀下半頁我國翻譯研究的量化分析》，載羅選民主編《結構 解構 建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65頁。
5 同上。
6 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V頁。
7 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頁。
8 趙家璡《當代翻譯學派簡介》，《中國翻譯》1996年第5期，第47頁。
9 楊柳《國外翻譯理論資源在中國影響力研究》，《江蘇社會科學：1998—2011》2012年第4期，第158頁。
10 楊曉榮《翻譯理論研究的調整期》，《中國翻譯》1996年第6期，第8頁。
11 林克難《對理論沉寂期的反思》，《中國翻譯》1998年第6期，第10頁。
12 李紅滿《翻譯研究的後殖民視角》，《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第6頁。
13 蔣驍華《巴西的翻譯：「吃人」翻譯理論與實踐及其文化內涵》， 《外國語》2003年第1期，第64頁。
14 李紅滿《國際翻譯學研究熱點與前沿的可視化分析》，《中國翻譯》 2014年第2期，第22頁。
15 王寧《翻譯與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國翻譯》2013年第2期，第5頁。
16 覃江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劉軍平教授<西方翻譯理論通史>評介》，《東方翻譯》2013年第3期，第90頁。
17 Mark Shuttleworth & Moria Cowie著《翻譯研究詞典》，譚載喜主譯，王克非、朱志瑜《總序》，北京：外 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
18 許鈞、 穆雷《中國翻譯學研究30年（1978-2007）》，《外國語》2009年第1期，第78頁。
原文載許鈞主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研究概論》（1978-2018），第四章，第132-179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版。該著作是「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中國翻譯研究院重大研究項目成果、湖北省學術著作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另，本文個別地方略有增刪。在撰寫本文初期，我的博士生林夏惠為收集資料，謹表謝意。
延伸閱讀：
黃友義：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
許鈞主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研究概論（197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