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別研究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既需要在對話中深刻反省自身的知識結構，也需要在充分認識和尊重本土經驗的基礎上，清理對於西方理論的誤植與誤用。
對於中國的女性/性別研究，始終有不同的爭論和反思。應該說，這些爭論和反思對於推進學科發展是很必要的。不過，一些反思性文章提出中國社會性別知識生產的局限性，其實是以西方為標準的。我們除了要思考這些問題是中國社會性別知識生產所獨有的，還是中國社會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局限，也必須認識到，所謂「西方的女性理論」也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同樣是五花八門，其內涵、邊界和生成機制始終是變動不居的，具有多元、開放性，是個不斷反思、揚棄和更新的理論場域。
因此，這些反思和批評是否到位，需要更加細緻地辨析。例如，有的文章以後現代女性主義為立足點，認為我國的社會性別知識生產中存在強化男女二元性別而對多元性別關注不夠、對性與身體等議題關注不夠、分析中過分強化性別政治等局限性。這樣的反思需要我們回答，應該如何看待中國乃至西方女性/性別研究中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位置這一問題。
後現代女性主義：重構女性主體性
後現代女性主義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相遇、結合的產物，主張以多元和複雜建構的社會身份概念，替代統一的婦女和女性的性別身份概念，將性別視為其他許多類別中的一種，同時也關注階級、種族、年齡以及性傾向等問題。可以說，它是一種重新建構女性主體性的理論主張。
研究者認為，後現代女性主義因堅持否定所有宏大敘述、否定傳統形上學的二元對立、否定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肯定女性作為人的主體性和在差異中追求平等等理論觀點，對女性主義產生巨大吸引力，是對傳統女性主義局限的超越，為女性在實踐上合法終結現代父權社會的舊傳統，創造出一片新的活動空間。
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一出現，就為渴求西方理論指導的中國女性主義者所關注。早在10多年前，就有學者介紹人的七種性別，研究酷兒理論的學者也廣為學界和大眾所知。有學者認為，西方後現代女性主義可以為中國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運動提供有益啟示，也有研究者用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中國的具體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
後現代女性主義無法深遠影響現實
中國社會性別知識生產中出現的前述反思文章所說的種種局限性，到底是西化Gender過程中犯下的「橘生淮南」或是「盲人摸象」的集體無意識錯誤，還是中國的女性學界結合中國國情，對該理論的困境反思做出的理性選擇呢？實際上，國內外不少學者認為，在西方，後現代主義實質上也只是一種邊緣話語，一種問題意識。後現代女性主義目前也正遭遇話語突圍的無奈（無法徹底擺脫宏大敘述和準玄學話語的纏繞以及話語的增殖）、反本質主義的無根性以及女性主義研究目標的脫軌（意義的失落）等理論困境。正如一些西方學者提出的：後現代主義是否擁有能夠為真正的批判性思想提供持久動力的認識論來源？如果不能，它可能因無法識別認識上的暴政而倒向保守主義。
研究者認為，後現代女性主義對舊制度的批判和爭論，基本上停留在理論話語層面，這種「話語喧鬧」無法對現實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也無法進一步指導未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例如，後現代主義反對傳統認識論的同一性意願，捍衛多元性，這正是它對女性主義者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一種碎片化的社會身份概念或許能體現創造力並滿足審美和趣味上的需求，但在批判性思想的層面上則處於停滯狀態，並且可能使人專注於微觀政治層面的操演—表演，而喪失了衝擊、改變、批判總體性權力體制的能力和力量。
後現代女性主義並不表示女性主義已經結束，而意指女性主義理論的轉折。從根本上說，女性主義認識論構建一個統一的女性身份是基於政治性，所要表達的是一種變革的要求，而不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過分強調女性內部的差異、否定了將性別作為有意義的和共有的社會政治類別觀念，就意味著對女性主義和女性研究的存在本身及其合法性提出質疑。在那些政治性的變革要求遠未實現的情況下，斷然拋棄這種主體是否合適，值得深思。因此，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者主張，「個人的即政治的」這一口號所表達的那種對權力在社會和私人關係中的滲透的洞察，必須構成我們第一序列的判斷，以便話語實踐的倫理學能夠以一種政治意識的形態得以呈現。
正如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託莉·莫伊在2008年提出的觀點：有了「後父權制」才有「後女性主義」。她認為，「後女性主義是為了讓我們忘記女性主義分析，是父權制的陰謀，為了讓我們不再為女性爭取權利，但我們不能這樣」。即便是巴特勒，後來也改變了看法，重提「普遍性」的「策略使用價值」，將「作為整體的女性」理解為是「預期性的和操演性的」。
由於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具有不同的革命對象、目標和使命，也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父權制的新的文化資本，以顛覆父權制為目標的女性主義與作為父權制新的文化資本的後現代主義之間，必然存在深刻的無法調和的緊張、對立和矛盾。這也是中國女性主義對後現代主義採取批判或至少保留態度的重要原因。
性別研究需在對話中反省自身知識結構
在理論西化過程中，「化西」的問題始終橫亙在中國學者心中。對絕大多數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說，今日女性的空間固然不再像從前那樣逼仄，但並不意味著兩性就真的「平等」了——特別是在第三世界的中國。正如賀桂梅所說：種種環繞「女性」的身份要求與權力—觀念體制，依然構成女性生存的現實，重要的是面對此種權力體制，女性如何以一種真正的「主體」姿態去思考和實踐。對於理解今天中國社會的性別現實而言，構造一些具有總體性和普遍性的跨文化的宏觀話語，並在某種總體性視野中強調「政治」維度的重要性，依然是必要的。當今女性主義者更關注的是，在諸多社會、政治和經濟理論問題上，女性主義研究的身影和聲音的缺失。
當我們面對諸如拐賣婦女、農村留守女童性侵害、高校性騷擾、家庭暴力等針對女性身體與性暴力時，正是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女性身份以形成力量，反抗父權制的時候。可以說，中國女性/性別學界談論身體和性，是有自己的立足點和考量的，無法剝離政治性的考慮。正如閔冬潮所說：身體也是作為婦女來言說的場所和基礎，身體不再作為單個女性個體的神話，而是女性個體與廣闊的女性主義政治的一種連接。
此外，也應清醒認識到，學術共同體的組成及其成員經歷，會相當程度影響議題的設定。就像年輕學者在討論性別問題時，能夠更多關注身體和性，能夠將流產、月經、坐月子、乳腺癌、整容等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但她們卻往往難以關注諸如更年期這樣的議題。何況，我們既要看到一些中國人認識中的無性乃至反性現象的存在，也必須看到官方和大眾對同性戀的寬容，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存在諸如《西廂記》、《牆頭馬上》這樣的作品。而在西方，最關鍵的性議題恐怕也不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性，而是女性的墮胎權這樣的政治議題。
這並不是說當代性別研究中，類似的反思及批評不重要，或者說後現代主義不重要。畢竟，學術研究需要多元視角的推進，多元主體需要得到充分的表達。但是，性別研究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既需要在對話中深刻反省自身的知識結構，也需要在充分認識和尊重本土經驗的基礎上，清理對於西方理論的誤植與誤用，廓清關鍵概念如gender及相關理論脈絡旅行到中國的過程及接受語境，避免將其中的部分思想當作自己的標版。
（作者單位：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