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思潮或範式的變化，既激發隨後的學者們在其思潮或範式的指引下，從各自的立場開拓新的研究領地，也會激發充滿雄心的學者通過汲取不同的思想資源開創新的理論與範式。但是另一方面，學術思潮與範式的變向乃至轉折，並不會完全覆蓋此前的一切，原先的思想與專題往往老樹長青。下面就目力所及，將1980、90年代地圖學史理論轉向之後的相關研究分類介紹。
（1）.地圖學家及其地圖學論題的深化
對地圖學家的關注，是西方地圖學史研究中一個長盛不衰的題目，成果不斷。如羅伯特·卡若爾（Robert W. Karrow）在1993年出版了《16世紀的製圖者及其地圖：1570年亞布拉罕·奧特留斯與他的地圖學家們》。這是關於16世紀荷蘭地圖學家與地理學家亞布拉罕·奧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及其同時代地圖製圖者的集合傳記研究，是對近代地圖學家研究的重要著作。
蓋當若·費羅（Gaetano Ferro）1996年出版的《熱那亞的繪圖傳統與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對哥倫布之前的地圖史做了精緻的梳理，第二年就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英文版用紙考究，裝幀精美。該書是關於哥倫布之前歐洲地圖史方面值得重視的著作。
與哥倫布航海有關的另一個地圖史重要問題是關於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航海家皮裡·雷斯（Piri Reis）及其彩繪地圖的研究。土耳其學者米納·埃西內爾·沃查（Mine Esiner Ozen）撰寫的《皮裡·雷斯及其海圖》1998年被翻譯成英文出版。這是值得重視的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前半部分是關於皮裡·雷斯生平及海圖的詳細研究報告，包括目前其海圖存世情況的清單；後半部分附上了伊斯坦堡藏的44幅皮裡·雷斯海圖的彩圖，全書一共71頁。格裡高利·麥金託什（Gregory C. McIntosh）2000年出版的《1513年的皮裡·雷斯地圖》一書，可能是目前最新也是最全面的關於皮裡·雷斯地圖的專題研究，但該書主要就皮裡·雷斯地圖作者、時代等展開專題討論，僅提供了部分圖解，因此研究皮裡·雷斯及其地圖的話，沃查的書仍是較好的選擇。
在測繪學家傳記研究方面，法國學者紀堯姆·莫桑容（Guillaume Monsaingeon）在2007年出版的專著《沃邦之旅》（Les Voyages De Vauban），是測繪學家人物傳記與測繪學史水乳交融的一本重要著作。該書傳主是法國著名軍事工程師塞巴斯蒂安·沃邦（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該書在討論傳主生平與測量成就的同時，尤其注重通過測繪技術、工具的討論，來揭示17世紀中後期地圖測繪技術的發展。
地圖史和地圖學史中人物研究是最為基礎的傳統題目，雖然是老題目，但是仍然是值得大力深入與拓展的領域，因為一方面還有很多人物傳記的空白需要填補，另一方面地圖史理論的發展，轉換視角後，人物研究有了更多的研究話題。比如地圖作者的範圍從地圖學家、測繪學家，拓寬到一般的測量人員、雕版工匠、出版商等等；從相對單純的人物生平式研究，擴展到人群與技術、專業發展、行業發展，以及國際間科學技術中線的轉移與近代社會的形成等問題，都是既吸引人有具有學術挑戰性的題目。
（2）.具體地圖研究、測繪技術史、區域測繪史的發展
具體地圖研究。單幅地圖或地圖集的研究中是地圖史研究最基礎的部分，這部分工作的關注範圍也日益擴大。比如1989年紐約圖書館編輯出版了克裡斯多夫·克萊因（Christopher M. Klein）《18世紀不列顛雜誌地圖》，書中列出了18世紀英國期刊上發表的各類地圖，按刊物類型分類排列，並對這些地圖做了詳細的目錄學分析。而大衛·博斯（David Bosse）1993年出版的《美國內戰新聞地圖》，則是關於美國內戰時期新聞地圖的專題研究，通過新聞地圖闡述了美國內戰的新聞史。
一些地圖史學者還討論了歷史地圖集的歷史與編撰問題，如1995年約翰·威爾納斯（John Winearls）編輯的《早期歷史地圖集的編纂》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集。它是1993年11月5-6日在多倫多大學召開的第29界編輯年會上的會議論文集，收錄了7篇關於早期地圖集編撰，尤其是歷史地圖集編撰的專題論文。對歷史地圖集產生的歷史及其編纂方法的研究，是地圖史研究中是至今位置還較少得到關注的領域。
而一些著名古地圖一直是實證主義地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如關於著名的複製古羅馬地圖的佩丁格地圖（Peutinger Map），理察·塔爾伯特（Richard J. A. Talbert）出版了《羅馬的世界：佩丁格地圖的重新審視》（2010），對該地圖及其反映的歷史展開了新的討論。佩丁格地圖（Peutinger Map，即Tabula Peutingeriana）是文藝復興時期對古羅馬地圖的複製地圖，是研究古代地形圖極重要的資料。該圖是出生在德國阿古斯堡的克諾拉德·佩丁格（Knorad Peutinger，1465-1547），1508年從他去世的朋友克諾拉德·比克爾或叫賽爾茨（Konrad Bickel or Celtes，1449-1508)那裡繼承而來。比克爾是奧地利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ian of Austria）的圖書館管理員，他聲稱1494年在圖書館中找到了該地圖，佩丁格認為這幅老地圖是中世紀時期複製的一幅古羅馬地圖，它此後被稱作佩丁格地圖（Peutinger Map，即Tabula Peutingeriana）。理察·塔爾伯特《羅馬的世界》是目前對該地圖最為詳盡的研究，列有詳細的出版與收藏目錄。
在具體地圖研究中也出現了新的動向，如伊芙林·埃德森（Evelyn Edson）《1300-1492年間的世界地圖：傳統的持續與轉換》（2007），對歐洲地圖的復興，葡萄牙航海與地圖學，地圖傳播等有非常好的實證研究，同時也試圖從地圖學史角度反映社會歷史的變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規劃圖的研究在西方地圖史研究中佔有相當的分量。如詹姆斯·埃利奧特（James Elliot）《地圖上的城市：1900年為止的城市繪製》（The City in Maps: urban mapping to 1900,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1987），以及R.A. 斯蓋爾頓 和 P.D.A. 哈維（R.A. Skelton and P.D.A. Harvey）編輯的《中世紀英格蘭的地方地圖與規劃》（Local Maps and Plans from Medieval England, Oxfoed University Press, 1986），是英國中世紀地方規劃圖或地方平面圖與地方發展的論文集。
單幅地圖或具體某個時代地圖與地圖集的研究，它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表現，但是作為地圖史最基礎的工作，是各階段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成果數量較多的領域。
測繪技術史。測繪技術史作為傳統地圖史項目，仍然是地圖史研究中重要的內容。如2009年出版的J.H. 安德魯（J.H. Andrew）的《過去的地圖：1850年之前的測繪方法》，是厚達549頁的大部頭著作，系統討論了1850年之前的測量與繪圖的數學方法演進歷史，是該方面的最新力作，可以稱得上是集大成的專著。
在測繪技術史的研究中，將文本研究與實驗研究的結合成為近年來得到發展的一種方法。在理察·塔爾伯特主編的《古代透視：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與羅馬的地圖與他們的地方》（2012）論文集中，收錄了麥可·劉易斯（Michael Lewis）《希臘和羅馬的測量與測量工具》（Greek and Roman Surveying and Surveying Instruments, pp.129-162）一文，該文不僅復原了測量儀器，並進行了實驗檢驗，將科學史中的技術復原與實驗驗證很好地結合到了一起。
另外一種文本與實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則是通過復原古代測繪技術，並以此來復原古代地圖，如El Tratado de Tordesillas en la cartografía histórica，是一本西班牙語的地圖學史，它的研究方法就是對古代地圖的繪製復原研究。
區域測繪史是傳統實證主義地圖學史研究得到重要發展的一個領域。如阿列克謝·普斯特涅科夫（Alexei V. Postnikov）《俄屬美洲的圖繪：地理學上的俄-美聯繫歷史》（1995），是對俄國與美洲聯繫史的地圖討論。而2014年出版，羅伯特·克蘭西（Robert Clancy）等撰寫的《繪製南極洲：一份500年的發現記錄》)，極為細緻地梳理了南極洲測繪的歷史進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凱·阿特伍德（Kay Atwood）《連結俄勒岡：1851-1855年太平洋西北區公地測量》（2008），主要利用檔案資料對美國俄勒岡1851-1855年測量事業進行了細緻的復原與深入的討論，將區域測繪史從國別尺度推進到國家內部區域尺度的討論。
（3）.地圖與圖像：從地圖史到普通史
地圖與區域歷史地理。將地圖作為一種可資考訂的史料用來討論歷史，在史學領域並非新創造，而是一種傳統。這在城市史、歷史地理研究中，更是常見的方法與手段。如瓊·道森（Joan Dawson）作為加拿大的一位普通的地方史與地圖史學者，她的研究工作可以算作傳統研究的典型。她在《繪圖者之眼：早期地圖中的新斯科舍》（1988），以及《繪圖者的遺產：地圖中的19世紀新斯科舍》（2007）中，展現了將地圖作為主要資料研究地方史的價值。她在《繪圖者之眼》中通過地圖討論了早期新斯科舍地區的發展，然後沿著該書的道路寫作了《繪圖者的遺產》。在後書中，她通過仔細檢驗和分析19世紀的地圖，首次嚴謹地嘗試去獲得關於整個省、以及它的資源、居民的知識。她發現，在19世紀早期地圖上是矗立的聚落，修建連接聚落的道路，正在構築的快速增長的複雜的防禦工事，以及發展所依賴的資源；而在該世紀的下半期，該地區的地圖發生了變化：突然間它們描繪工業的發展，鐵路和航運的建立，以及發育的手工業工場和商業市鎮建立的商業。
瓊·道森的工作是執著的傳統的實證主義研究，並沒有受到新社會批判理論的影響。這樣的做法在歷史地理學界中至今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領域。但是最近的一些作品，如2010年出版的《威廉·法登與諾福克18世紀的景觀》，則在實證的研究上加入了主觀的因素，試圖以地圖測繪、出版過程中對地方的描繪，來揭示地方景觀的構造過程。
而另一類研究則通過古舊地圖的編年，來揭示特定區域的歷史。這方面德裡克·海斯（Derek Hayes）《加拿大歷史地圖集》具有代表性。該書副標題直譯是「用原版地圖圖解加拿大的歷史」（Canada’s History Illustrated With Original Maps），很直接地揭示了作者的研究意圖。誠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說，這是首次出版的僅用古舊地圖而不是重畫的地圖組成的加拿大歷史地圖集。嘗試用原版地圖解釋國家地理知識的進程，以及加拿大歷史中的重點事件。
地圖史呈現歷史。哈利（Harley）認為地圖史研究要放到地圖所處的上下文，即其社會背景中去認識的觀點並非他獨有，大約同一時期《鄉村形象：新舊世界的地產圖》一書的編者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該書是紐伯裡（Newberry）圖書館小肯尼斯·內貝納赫爾（Kenneth Nebenzahl, Jr.）測繪史講座系列第九場展覽的匯集，所有展品來自紐伯裡圖書館。該書《序言》（pp.1-5）認為：「測繪史最深的秘密在於，很多時候深藏於，源自每幅地圖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地圖採取什麼形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所處社會、經濟背景的需求、趣味和技術成就。事實是，當我們思考近代早期印刷地圖的時候往往忽視它。常常作家們寫作的時候似乎進入了一個社會、經濟的真空，似乎經歷的是某種Blake-ish純粹精神。」將地圖放到它的歷史環境中去的思想，使得地圖史研究不再滿足於地圖史本身，而是試圖在闡述地圖史的同時呈現地圖所屬的歷史。
例如P.D.A. 哈維《都鐸時期的地圖》（1993），該書每一部分以一幅地圖圖片開始，通過地圖分別呈現了該時期的地理基礎、防禦工事、城鎮、地產、建築，以及法律等各側面，它既呈現了該時期地圖史的各側面，同時也通過地圖展現了都鐸時期的英格蘭歷史。
而託馬斯·蘇亞雷斯（Tomas Suárez）《東南亞早期繪圖史》（1999），在梳理建立東南亞測繪史的過程中，也闡述了東南亞歷史和地理發現史。這方面，馬諾斯·拉希裡（Manosi Lahiri）《測繪印度》（2012）表現更為突出。全書大致以時間順序為軸，概括出不同時代的地圖及地圖學內容的特徵，並選擇適當的地圖，通過對這些地圖在討論地圖學史的同時，構建了印度歷史的進程。基本體現了描述地圖繪製史和地圖學史的發展的同時，闡述區域歷史進程。
而約翰·倫尼·索特（John Rennie Short）《地圖上的世界：測繪學史》（2003），則通過對世界地圖學發展脈絡的把握，展現世界歷史。
地圖構建歷史：區域、國家與世界史。與在地圖史研究的同時呈現其所處的歷史不同，在另一類研究中地圖並不是地圖史的史料，而是構建歷史鏡像的圖像。這種思路並不完全來自現代或後現代理論，它也是圖書編纂和歷史研究傳統的繼承。因為利用地圖來展現國家或地區的形象，在古舊地圖再版的過程中是較為常見的思路，如1984年出版的《墨西哥形象：墨西哥圖史》，是一個極薄的古舊地圖冊，收錄1幅景觀畫+6幅地圖，以呈現墨西哥的形象。而英文法文對照的《帝國戲劇：航海地圖上的三百年》（1987），一圖一註解的格式，實際上是一部將地圖作為圖像史料來圖解歷史的作品。
傑裡米·布萊克（Jeremy Black）在《地圖與歷史：構建過去的影像》（1997）一書中，對地圖闡釋歷史的方法做了較為系統的表達，並通過地圖集從民族國家、歐洲中心主義、環境主義、國家主義、戰爭、意識形態、政治與戰後歷史，技術與未來等多個側面構建了1900年以來，尤其是1945年以後的歷史。全書帶有明顯的後現代社會批判理論的痕跡。他2003年出版的《世界的視像：地圖史》（2003），雖然自稱地圖史，實際上是前書的衍生品，屬於以地圖構建世界形象而相對通俗的讀物。
彼得·巴伯（Peter Barber）《倫敦：地圖上的歷史》（London: A History in Maps, London: The London Topographical Society, 2012），通過相對寬泛的地圖定義，以博物館展覽樣式的地圖組合呈現城市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發展的進程。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專著，但十分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英國學術界對於倫敦城市歷史發展的一般看法，是一本很好的古舊地圖集合的倫敦史。
通過地圖來闡述地區歷史及其特性的思想，有著廣泛的共鳴。西摩·施瓦茨（Seymour I. Schwartz）《這是你的土地：美國的地理進程》（2000），就是以地圖為主線，展示各州被納入美國的歷史地理進程。而文森特·維加（Vincent Virga）主持的美國《地圖：繪製國家》（Cartographic: Mapping Civilization）（代表性的如Vincent Virga, and Ray Jones, California: Mapping the Golden State through History），則是一個包括全美50個州，以地圖闡述各州歷史的宏偉計劃。它雖然是通俗性論著，但是其編著思路既反映了美國地圖史研究的一個方面，也極為扼要地揭示了美國學術界對於各州歷史空間形象及其形成進程的最新理解，它刊布的古舊地圖也是不錯的資料。
上述各書，既有學術性較強的作品，也有諸多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的雅俗共賞之作，更有圖文並茂淺顯簡明的通俗作品。這種情況恰好也說明，在地圖學史研究中通過原版地圖來表達由圖像構成的地方歷史、區域歷史、國家歷史的方法和思想，正得到廣泛的響應與接受。
（4）.權力、資本、知識：地圖史與地理空間的相互創造
哈利等人所倡導的地圖史研究，尤其是引入權力、資本、知識等後現代概念，引發了持續的興趣，並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其中通過對地圖史中的權力、資本與知識關係的闡述，來表達地圖與地理空間的相互創造過程，是極為值得關注的研究思路；而其他方面，比如修辭、裝飾與女性主義出發的研究，在開拓新研究領域的時候，也不斷吸收、拓展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
地圖史與歐洲國家歷史的相互創造。伊莉莎白·A·薩頓（Elizabeth A. Sutton）在《荷蘭黃金時代的資本主義與地圖學》中，充分利用荷蘭關於大西洋領土的印刷地圖，討論這些地圖是如何利用修辭的長處和理性，使被他們稱為黃金時代的荷蘭的全球擴張合法。解釋了大約在1600年到和1650年之間，繪製圖像是如何強調荷蘭在國內和大西洋競技場的合法體系、政策體系與經濟體系中的權力的。作者將這些早期的荷蘭印刷地圖看做是歷史性的個案，用來研究權威化的媒介如何持續地促進國家統一，以及整合資本主義。地圖或書中的圖像，通過呈現邊界、商品和地形細節，組織並控制了空間和人。基於出版商、國家資助的法人團體和商業精英基礎上的，選擇與操縱的特徵，極具意義。那些帶有政治和經濟的資本，強化了歷史和法律文本中它們在文化圖像上和智識上的權力和價值。
伊莉莎白·A·薩頓在書中闡述了，地圖強化了道奇尤其是荷蘭的概念，這些概念包含在古史，以及合法利潤和全球擴張之中。不僅是官方委託的產物，也是市場需求的驅動。她的理論資源，除了來自于吉登斯、韋伯、馬克思，以及米歇爾·福柯和布迪厄等當代重要的社會理論外，作者接受了J.B.哈利等人的地圖史理論，把地圖看做是一種視覺修辭的文獻，認為地圖可以告訴人們關於製造它的那個社會的很多東西；同時它背後的文化密碼所潛藏的知識、價值與等級制度是使之合法化的知識；地圖在客觀性、經驗論和實證主義急劇上升為知識構建的特權模式的時候，它被標準化了。同時，地圖成為一種常見的商品，是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工具。
克裡斯蒂娜·瑪麗·佩託（Christine Marie Petto）《早期英格蘭與法蘭西的地圖與海圖繪製：權力、贊助與生產》（2010），是另一本從權力、資本角度闡述地圖學史和社會變遷方面的力作。該書對近代早期英格蘭和法蘭西地圖、海圖、地圖集的生產和角色作了比較研究，尤其注重十七世紀後期到十八世紀後期地圖生產的中心巴黎，如何讓位於十八世紀後期出現的倫敦。作者在導論中指出，她的該項研究有三個基本線索，首先是權力機構與社會精英之間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出現的地圖是如何影響讀圖者理解世界的，以及直接或間接介入這些關係的地圖企業的贊助人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其次，通過商業地圖的生產和生產者之間的關聯深入探討地圖所處的社會語境和權力聯繫，從而探索貿易是如何影響地圖集、地圖和海圖的生產，以及它是抑制還是強化了機構/權力精英與地圖生產者之間的關係。第三，在250年之間生產的地圖集、地圖和海圖作為文化產品，它們在法國和英格蘭的近代早期世界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史蒂芬·J·霍恩斯比（Stephen J. Hornsby）《測繪帝國：塞繆爾·霍蘭, J.F.W. 德斯·巴雷斯和大西洋海神的創造》(2011)，該書以塞繆爾·霍蘭與J.F.W. 德斯·巴雷斯這兩位測繪學者對布雷頓角島（Cape Breton Island）的測繪為基礎，討論18世紀英國軍隊和海軍對加拿大東部水域的測繪史。作者吸收了J.B.哈利的地圖學史理論，尤其是哈利關於研究「構建測繪學的社會力量，以此確定權力現場及其效應在地圖知識中的位置」，即地圖的社會語境與權力、知識關係的思想，因此書中集中探討了英國政府，尤其是軍事力量的系統測量，對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早期北美東北部的塑造和地圖表現；同時該書也揭示了權力並非全能，而是有缺陷的，指出從部署測量工作到地圖被使用之前，他們的權力依然是潛在的。另外，該書還吸收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關注科學知識在空間、地方和區域上的結構，將地圖學作為歷史和地理相聯結的科學來討論。
地圖史與殖民地歷史的相互創造。大衛·貝塞爾特（David Buisseret）《帝國的工具：西進運動中的運輸與地圖》（1986），雖然是研究美國西進運動地圖史的傑作，但是其方法已經明顯地帶有後殖民主義色彩。
雷蒙德·B·克雷布（Raymond B. Craib）《測繪墨西哥：國家依戀與景觀碎片的歷史》（2004），是充分吸收了後現代理論的一本32開300多頁的艱深專著。該書《導論》開篇前引用了埃麗賽·勒克洛斯（Elisee Reclus）《人類與自然》（L』Homme et la terre）的一段話，充分表達了作者的寫作意圖：「地理不是永恆的東西，它是創造出來的，每天都在被重造；每一刻，它都在被人類活動塑造。」（Geography is not an immutable thing. It is made, it is remade everyday; at each instant, it is modified by men’s actions.）在該書中，作者通過對代表現代性的外來殖民力量的地方測繪過程的深入梳理，對測量過程中殖民勢力、土著勢力、底層民眾等各群體之間的互動，及其所體現的國家、地方在前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的表現，做了非常深入的討論，以揭示殖民地國家各層次歷史的形成。
諾曼·埃瑟林頓（Norman Etherington）編輯的《繪製殖民徵服：澳大利亞與南非》（2007），是一本以澳大利亞和南非為對象的地圖史論文集。在編者的《導論》之外，收錄的論文有《走向帝國的海圖繪製：英國水文局》（Charting the way to empire: the Hydrographic Office,Vivian Louis Forbes and Marion Hercock)；《幻象地圖》（Fantasy Maps, Lindy Stiebel and Norman Etherington）；《全景政治：羅伯特·戴爾與金·喬治·桑德》（The Politics of a Panorama: Robert Dale and King George Sound, Janda Gooding）；《把部落放回到地圖中》（Putting Tribes on Maps, Norman Etherington）；《繪圖競爭：弗裡德裡希·傑普與德蘭士瓦》（Cartographical Rivalries: Friedrich Jeppe and the Transvaal, Jane Carruthers）；《將歷史寫入地圖：喬治·斯託爾的美妙移居》（Writing History on Maps: George Stow’s Fantasies of Migration, Norman Etherington）；《在徵服景觀上規劃權力：坎培拉和普利托利亞》（Projecting Power on Conquered Landscapes: Canberra and Pretoria, Christopher Vernon）；《未繪製的徵服？：一個千禧年計劃》（Unmapping Conquest?: A Millennium Project, Lindy Stiebel）。這是一本關於殖民與地圖測繪史的專著，是後殖民主義思潮對殖民地地圖史的理解與反思。
地圖史與世界歷史的相互創造。從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繪製世界不僅是重新認識世界，也是在創造世界，因此這方面的論題來源久遠，而在地圖史轉向思潮下獲得了新的認識。大衛·貝塞爾特《繪圖者的探索：文藝復興時期對新世界的描繪》(2003)，約翰·倫尼·索特《製造空間：修訂的世界，1475-1600》（2004），是這方面很好的作品。
綜上，地圖測繪與出版的過程中資本、權力與知識的作用下，地圖描繪地理的過程，就是地圖描繪世界的過程，地圖與其描繪的地區的歷史，是一個相互創造的互動過程。通過地圖，重新理解與認識地區史、世界史，成為地圖史和地圖學史重要的開拓方向。
（5）.不可輕忽的其他：裝飾、女性主義
當代地圖史研究轉向之後多呈現出的研究論題和理論主旨的多樣性是極為豐富的，各方面多有實踐者，如地圖修辭方面，有2001年出版的伯恩哈特·克萊因（Bernhard Klein）《早期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地圖與空間寫作》。而其中關於地圖裝飾與女性主義，是值得關注的兩個方面。
裝飾藝術。在西方地圖語境中，地圖裝飾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話題，這在哈利的地圖史哲學中有專門的論述。這方面最新的成果是2012年出版的丹尼斯·雷哈茨（Dennis Reinhartz）《地圖藝術：地圖要素與修飾圖解史》，以及2013年出版的切特·凡·杜澤（Chet Van Duzer）《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地圖上的海怪》。其中，後者是第一本專門討論地圖上的海怪的地圖學史專著，對海怪在地圖上的出現，及其消失的時間和背景做了深入細緻的討論，將這個極為龐雜的論題做了引人入勝而又簡潔扼要的表達。
女性主義研究。女性主義從社會運動到社會理論，都是需要特別關注的領域，也對我們這個世界產生著長期而持續的影響。在地圖史方面，從女性主義出發展開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的數量。其中，威爾·范·登霍納德（Will C. Van Den Hoonaard）《地圖世界：測繪學史中的女性》，是地圖學史研究中女性主義視角的基礎性力作。該書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地圖學史中女性主義視角的價值、意義，對女性在地圖學史中的角色進行了討論。書的第一部分是1880年代以前地圖學史中的女性，第二部分是1880年代直至當代的28位女性先驅，第三部分是當代測繪學中女性面對的基礎閱歷、問題和阻礙。該書在方法上系統吸收了社會學的方法，收集了女性測繪學家的情況，包括她們如何進入該領域，她們如何達到測繪學家的身份認同，她們如何發展與同事之間的職業關係，以及她們思考的挑戰是什麼，可能的貢獻是什麼，等等，將研究從古代延續到當代，從文獻梳理到當事人調查，是值得借鑑的思路。
而茱蒂絲·泰納（Judith A. Tyner）《縫紉世界：刺繡地圖與女性地理教育》（2015），則利用各地館藏的日常地圖製品，尤其是絲織品上的地圖圖像，討論女性的地理教育即女性獲得與傳播地理知識的情況。這使該書不僅在女性主義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也為地圖史研究擴展史料與研究方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上述兩種女性主義角度的地圖史研究，都有極為細緻的學術回顧與參考文獻，對於了解西方地圖史研究中女性主義視角的學術史很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