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今年整八十，改革開放把這八十年一分為二。學術生涯，由此開始。想不到的是，一開始，就被指定走進現代西方哲學的園地。1978年，原本所在的中學政治課教材編寫組解散。回到系裡，不久，老系主任就約我到他家裡談話，說教育部武漢會議決定要開設「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批判」的課程，同你們教研室商量過，系裡決定讓你承擔。我聽了相當猶豫，一則，我自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上公共政治課，西方哲學的基礎很差，另則我自高中開始就讀俄語，英語只有初中水平。學養不足，難以勝任。系主任是三八式的老革命，說一不二，沒等我說完，就端起牙缸，刷牙送客了。只好硬著頭皮，接受下來。儘管，沒有底氣，也沒有多少信心，但老系主任把這件新事、難事交給我去承擔，還是讓我從心底裡感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整個社會氛圍的變化，也感激老領導對我的這個長期被打入另冊的教書匠的信任。於是就放下原本的各種打算，集中精力，充實學養，惡補英語。開始進入到現代西方哲學園地。
現代西方哲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一個學術研究的禁區。不但滿眼荒蕪，而且荊棘叢生，地下還埋著許多「地雷」，一不小心，就會觸雷。1949年之後，學習蘇聯，按照最權威的日丹諾夫論斷，黑格爾之後的整個西方哲學不僅在意識形態上被定性為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而且在學理上也視為沒有任何積極意義的東西。我的老師輩中幾位師從西方哲學大家的學者，也都被迫放棄舊業，一邊改造思想，一邊轉業為翻譯工作者。1960年代，反修之時，為了揭示修正主義的哲學根源，高層開始關注整理和翻譯現代西方哲學的資料，出版了一些資料彙編（ 大部分用黃皮書或綠皮書等形式少量地內部發行），作為大批判的參考。就學術研究來說，就是一個用高壓線圍起來的禁區。
復旦的西哲史下卷，現代佔了很大部分。照片可貴之處在有幾位前輩。全增嘏，大概是解放後最早開現代哲學的。還有胡曲園，羅克汀，張世英，尹大貽等等。一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才把這個禁區打開了。標誌性的就是，1979年11月在太原召開的現代外國哲學討論會。此次會議，正式成立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此後，又接連在西安和廬山開了兩次全國性的討論會。我所要擔任的課程也改名為「現代西方哲學」。教科書、研究會的集刊，各種資料彙編等等也逐步面世，研究生的專業點也得以成立。學科終於有了良好的開局。我本人有幸參加了這三次會議，所見所聞，直到現在依然回味無窮。
當年的會議出席證開局的這三次會議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規格甚高，氣氛熱烈。三次會議都安排在當地最高規格的賓館。在太原是作為省委招待所的迎澤賓館。裡面有兩大建築，一座是1950年代建築，大屋頂，大房間，高層距；另一座是為接待外賓而建的現代化的高層，裡裡外外洋氣得很。在西安，會址放到了「丈八溝」。一個大園林，比上海的西郊賓館還要大得多，裡面還有接待過外國總統和國家領導人的多幢別墅。廬山則是盧林賓館，就在為毛澤東專門建造的大別墅邊上。每次會議省裡的高官，都會出席講話。最好玩的是，山西的一位省革委會副主任講話的時候，花了許多時間談山西的美酒，說直到現在汾酒和竹葉青還是軍管的，省裡面沒有多少支配權，只好給諸位每人配售各一瓶，每瓶兩元。抱歉了。不過「杏花村」也是好酒，上口綿綿，敞開供應。
1979年攝於太原迎澤賓館門口，有軍人站崗，右側有賓館的牌子。此外，每次會議，都要出鉛印的簡報，一兩天就必須出一份，大會發言，各個小組討論的情況，比較有意思的發言，都要刊登。與會者也可以主動些一些簡短的的文字在簡報上刊登。廬山上，找不到有資格印內部文件的印刷廠，每天都要下山送到《九江日報》社去印。負責此事的學會秘書長沈少周先生，往返奔波，苦不堪言。一介書生，不懂政治，搞不明白為什麼要花那麼大的力氣搞這個簡報。後來，慢慢地才知道，簡報還要及時送給上級機關，領導要及時把控會議的進程。這足以體現高層對會議的重視，意味著把現代西方哲學的開放，當作一件要事來辦的。規格還體現在各地對會議的接待上，每次都安排了旅遊。太原會議期間，不但去了晉祠還遠赴最高領導的故鄉。會後，一大批與會者，浩浩蕩蕩地去了大同，有機會參觀尚未開放的華嚴寺，還住進了接待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匆匆建起來的賓館。我們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看不懂房間裡的現代化設施，鬧了些笑話。
氣氛熱烈，也是十分難得。太原會議，到會的近二百人。人多熱氣高。許多老同學快二十年沒有見面了，有說不盡的話。還見到了久違的老師。
太原討論會記錄洪謙先生，這位維也納學派的正式成員，1958年反右補課的時候，曾有人給他貼了一張小字報：「洪先生，你從維也納回來了嗎？」這次會上當選了研究會的名譽會長。先生西裝筆挺的紳士風度依然，見到我們這些老學生卻非常隨和，非常高興。忙不迭地掏出他從賓館的特供商店買到的好煙，招待我們，逐個詢問，畢業後去了哪裡，還掏出在太原當官的學生好不容易搞到的京劇票，請我們去看剛剛開禁的「四郎探母」。師生情誼，其樂融融。這種氛圍，大概是當時的一大景觀。會後，幾位同學相約去了北京，除了與老同學相見，主要是探望幾位老師。在中關園，拜訪了相鄰而居的任華、齊良驥、張世英先生。別有一番感受。張先生精力還非常旺盛，指著桌子上當時還非常罕見的錄音機，告訴我們最近一段在學法語，想看看法國人把他的著作翻成了什麼樣子。他還有許多宏大計劃，比如要把新黑格爾主義好好做做。張先生非常熱情地留我們吃飯，說完就騎車買菜去了。藉此空閒，就去了齊先生家，可他一早就去圖書館了。下午，再登門，在狹窄卻十分精緻的書房裡，香霧繚繞中，聽他講述研究康德歷史哲學的心得和計劃。任先生年紀最大，視力不濟，但還一一叫得出我們的姓名，給我們上課的情景也記得很清楚。可惜他已經無力再做什麼學問了，寫字檯上還是一堆堆的書，還有一個碩大的放大鏡，每天都要端坐在桌前，回味昔日讀書作文的情景。次日，與在京同學一起到《人民日報》社，拜見我們敬愛的啟蒙老師汪子嵩先生。看到歷經磨難的老師還是那麼風度翩翩，儒雅依舊，非常高興。汪先生同大家一起七嘴八舌地熱議時政。興奮至極。最後，汪先生用一口杭州官話，對我們說，我要回到古希臘去了。報社已經答應，今後可以每周只上兩天班，其它時間都可以去研究希臘哲學了。誰有興趣，就跟我一起做。年過六旬，又屢經磨難的老師們，在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下，昂揚的鬥志，宏大的計劃，令人感慨系之。既感到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雨露下的喜樂，也受到老一輩學者，老驥伏櫪埋頭治學的精神激勵。
洪謙先生會後，幾位同學相約去了北京，除了與老同學相見，主要是探望幾位老師。在中關園，拜訪了相鄰而居的任華、齊良驥、張世英先生。別有一番感受。張先生精力還非常旺盛，指著桌子上當時還非常罕見的錄音機，告訴我們最近一段在學法語，還有許多大計劃，比如要把新黑格爾主義好好做做。張先生還非常熱情地留我們吃飯，說完就騎車買菜去了。藉此空閒，就去了齊先生家，可他一早就去圖書館了。下午，再登門，在狹窄卻十分精緻的書房裡，香霧繚繞中，聽他講述研究康德歷史哲學的計劃和心得。任先生年紀最大，視力不濟，但還一一叫得出我們的姓名，給我們上課的情景也記得很清楚。可惜他已經無力再做什麼學問了，寫字檯上還是放著放大鏡，每天都要端坐在桌前，回味昔日讀書作文的情景。次日，與在京同學一起到《人民日報》社，拜見我們敬愛的啟蒙老師汪子嵩先生。看到歷經磨難的老師還是那麼風度翩翩，儒雅依舊，非常高興。汪先生同大家一起七嘴八舌地熱議時政。興奮至極。最後，汪先生用一口杭州官話，對我們說，我要回到古希臘去了。報社已經答應，今後可以每周上兩天班，其它時間都可以去研究希臘哲學了。誰有興趣，就跟我一起做。年過六旬，又屢經磨難的老師們，在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下，昂揚的鬥志，宏大的計劃，令人感慨系之。既感到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雨露下的喜樂，也受到老一輩學者，老驥伏櫪埋頭治學的精神激勵。
當然，氣氛熱烈，最主要的是體現在學術會議上。
代表主辦方做開幕詞的杜任之先生，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後第一任山西省委秘書長)。他說，我們從舊社會來的，學的都是現代外國哲學。解放後，不敢搞了。這個學科成了空白。需要填補，否則哲學研究與時代脫節會越來越遠，這是一種不可彌補的損失。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極其不利。接下來報告籌備經過的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副所長汝信，則強調，搞現代化要有良好的國際環境，展開對外的經濟文化技術的交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打破閉關自守的狀況，但是對外國的政治經濟的了解還是走在前面，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如果不了解哲學，對國外的了解還是不行的。開會就是想加強這門學科的建設。還想解決一下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西方哲學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這就宣布了禁區的開放，從此包括現代西方哲學在內的外國哲學學科不但已經合法化，而且將迎來一個發展建設的美好時光。這大大激發了與會者的熱情。
首先是求知的熱情極其高漲。每次會議都有一些專題報告。大家都非常認真的聽，記筆記的也很多。我現在還保存著太原會議和西安會議的兩本記錄。報告有幾種不同類型。一種是介紹國外哲學研究的進展，有許多以前很少聽聞的人物和學派。其中反響比較熱烈的就是對科學哲學的介紹，尤其是卡爾·波普的證偽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另一種，是有的老先生把他們原來熟悉，但是1949年之後不敢再講的西方學派，給大家做了介紹。比如中山大學的羅克汀先生講了許多人第一次聽到的現象學。張世英先生則評析了T·H格林的哲學思想。大家最感興趣的是不久前出訪西德的汝信先生的報告。他的訪學相當深入，不僅訪問了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還同那時才50來歲的哈貝馬斯等十來位最活躍的哲學家做了交流。他還相當詳細地介紹西德的社會狀況。讓大多數只能從《世界之窗》（ 當時流行的一本雜誌）了解世界的與會者，大開眼界。報告講的有些事情，即使不查筆記，現在依然留存腦際。比如，西德的收入差距很小，遇到的計程車司機會有哲學博士的學歷，司機說自己的收入與大學教師差不多，只是教授的名聲好聽，社會地位高。工人的工資和經理扣稅之後所得相差不到一倍。還有一個故事，哈貝馬斯對他說，希望中國學者不要按照蘇聯的觀點來看我們。從1930年代起我們同蘇聯就有矛盾，不贊成他們的肅反政策，不同意第三國際對德國的政策。德國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矛盾。凡此等等，都是聞所未聞的。這些也成了休息時大家交談的話題。新知的獲得，感受到自己的無知，更激發了求知的欲望。求新知，形成了會議的濃濃的氛圍。
二第二次西安會議，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于光遠原本打算出席，因故未能成行。他特地給會議寫了一封長信。開頭就表示，「每參加一次學術會議，都使我增進有關這一學科的知識，了解這一學科的動態。可惜你們這個會議我不得不請假，使我失去了一次學習的機會」。在論說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對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之後，他提出還希望現代外國哲學的研究者回答一個問題：當代馬克思主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並期望與會者能夠用一兩千字的文字給他書面的回覆。這位德高望重，身處高位的老領導那份好學、謙虛的態度，躍然紙上。生動地體現了那個時代，整個社會好學上進的氛圍，也給後學做了一個榜樣，相較今日，令人感慨系之。
西安會議記錄再就是討論的熱烈。太原會議的開幕式上，代表主辦方的汝信先生在闡述會議的指導方針時，強調應當根據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精神。一方面要徹底解放思想；另一方面要貫徹「雙百方針」，開展真正的自由的學術討論。1978年蕪湖召開的外國哲學史會議上，學者們自發地勇敢地否定了束縛哲學史研究幾十年的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受到了肯定。有此先例，學界同仁漸漸消除了多年積澱的恐懼。開始敢於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也開始敢於把自己的真實的看法說出來了。真話說出來了，不同看法在所難免，爭辯的氣氛也就慢慢形成。會上會下，都有討論和爭辯。
三次會議，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出席的人員也有很大的差別，不但爭議的內容不同，而且氣氛也不盡相同，爭論卻一次比一次熱烈。太原會議，整體上說氣氛和諧。不同意見，不少是各說各的，即便提出異議也有君子風度。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介紹科學哲學進展的查汝強先生，在介紹卡爾·波普的時候，即興發揮，說了波普的證偽主義有許多合理的東西，我們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有相通之處。講完之後，當時坐在臺上咪著眼睛像打瞌睡一樣的洪謙先生，拿起話筒，提出異議。指出波普的「證偽」與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要放在一起理解。洪先生曾經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對當時也在那裡的波普有很深的理解，在編選《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的時候，肯定是讀了波普的大量的著述。自有自己的依據。會後，洪先生還提筆寫了一段不長的文字，在會議的簡報上刊登。他的認真態度，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事實上也回應了會議的另一個主題——研究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問題。
西安會議于光遠信西安會議的時候，情況有了變化。選擇了「科學哲學」與「現代外國哲學中人與人道主義問題」作為會議的主題，這後一個問題顯然與輿論界已經發端的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大討論緊密相連，儘管那時還沒有發酵為高層的意識形態衝突。在此基礎上又一次把以方法論問題，尤其是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和評析各派西方哲學的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況且當時，學界許多同仁已經日漸擺脫了「心有餘悸」的心態，這就使得不同意見面對面論辯的局面的得以呈現。會上的發言，各抒己見，有的時候還針鋒相對。討論遠比太原時熱烈。可喜的是，大家還是平和地擺事實，講道理。很少見到情緒化的上綱上線或尖刻的語言。新的情況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師也活躍起來了。他們還在晚上休息時間相聚討論。具體內容，我是偶然聽到了。由於「丈八溝」的賓館大樓無法容納那麼多的與會人員，我下榻在附近臨時用作客房的平房裡，同在一個大居室有位年輕教師。有一天晚上，他回來得非常晚，也非常興奮。我問道，這裡像荒郊野外沒什麼地方可玩的，哪裡去了？他說，有人約了我們這些年輕人一起聊天討論，覺得同你們這些中老年缺少共同語言。有些話，你聽了也許不高興，有人覺得，你們有匠氣，年輕的要有做哲學王的志氣。心中一驚。轉眼一想也有道理，我們這代人頭腦裡有形無形的束縛、陳見實在不少。有機會多聽聽年輕人的想法，會有極大的啟示。
西安會議簡報三廬山的氛圍，有了很大的變化。一開會，就覺得有一種凝重的空氣。大會的報告，強調的是對現代西方哲學的批判。分發的材料是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顯得極其被動的《紅旗》副總編熊復的講話，其中透露了胡喬木關於用述評方式「批判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學說」的指示。
廬山會議分發的材料，熊復的講話。與會的有一大批生面孔，後來知道，他們來自京城的各大報刊和出版社，地方上編輯、記者、老總也不少。我同室的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樓下住的是《紅旗》的編輯嚴長貴。老專家反倒不多。才氣橫溢，能言善辯在前兩次會議上非常活躍的學會理事王守昌，儘管與會，卻在討論會上見不到他的身影。後來才知道，原來東道主點名不許他發聲，學會秘書長就天天陪他散步，做他工作。
討論儘管依然熱烈，但是，開始一段，總覺得味道怪怪的。我所在的小組，第一天開會，就有幾位一個接一個拿著稿子進行批判，針對的不僅是薩特和存在主義。有的指名道姓地指責薩特研究的專家柳鳴九，甚至用詞尖刻，指責他寫的散文描寫拜謁薩特墓地時表露的心情，是有損國格。有的指責上海的《書林》雜誌不該刊登讚揚薩特的文章。當時我也有點按捺不住，就說上面要求我們評論的是西方哲學， 怎麼評論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既然學界有不同看法，《書林》將不同觀點的文章都登，也是正常的。至於柳鳴九，他是法國文學專家，我們不懂法文，能夠讀到的薩特著述的中譯本也很少，對薩特的了解可能不如人家。況且他人也不在場，有意見還是當面對他說比較好。會後遇到在另一個小組老同學，他說那個組裡，《北京日報》的編輯，指責不久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放桐主編的《現代西方哲學》一書，書名就有問題，質問為什麼不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該書的責任編輯，人民出版社的女強人袁淑娟當即站起來反駁。會場裡火藥味十足。有人開玩笑說，廬山這個地方，風水不好，不能開會，一開就是這樣。
1990年揚州會議討論馬哲與西哲的關係問題。與劉放桐，塗紀亮、賈澤林、黃頌傑，戴文林等合影。這種氛圍對老先生有很大的壓力。比如熊偉先生就情緒低落。這也自然。因為火力集中於存在主義，而熊先生則是海德格爾的門生，還剛剛被推舉為北美海德格爾學會的八名名譽會員之一。好幾個傍晚我陪著熊先生在賓館前的蘆林湖邊散步，聊天，傾聽他訴說心中的鬱結。上次西安會上他做了《海德格的蓋棺論定問題》的報告，發表文章時把題目改為《海德格爾是個哲學家》，其寓意就是不要糾纏於海德格爾與納粹關係的那段短暫歷史，還是要把他看作一個有獨創性的思想深邃的哲學家。這是他費了許多年的思考作出的既能說服自己，也能回答學界的疑慮的結論。此次會前的態勢，會上的氣氛讓他不解，黯然傷神，但又不得不說些什麼。只好介紹赴西德和美國參加會議的簡況了事。我說，你翻譯的《存在與時間》的節選，讀起來很有韻味，可以抑揚頓挫地朗讀，意思也就便於領會了。有沒有打算把全書翻出來？他笑笑說，我去留學的時候，中國經典讀了不少，包括佛學的，聽海德格爾上課的時候，有些德國人聽不懂的，我能聽懂。可我現在老了（ 其實當時熊先生只有七十）。讓年輕人去翻譯吧，我不做了。
對這種氛圍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有些學界同仁，感到無奈和厭煩，就迴避。會場人數減少，到晚餐的時候，一大批人滿頭大汗地趕到食堂，原來都去享受廬山的美景了。也有聚在房間裡自己開小會的。有一次，幾位老同學聚在朱德生先生的房間，七嘴八舌地議論。我與隨哲學所所長參會的同班同學，吵起來了。我說，青年學生中的「薩特熱」是《中國青年》雜誌組織的關於潘曉的信的討論中露頭的，加上薩特去世引發的對這位與中國一直非常友好的作家、哲學家的紀念，與西方哲學研究界關係不大。那位同學說，「潘曉的信的討論是XXX認可的，你不要亂說」。我答「領導做的事都是對的，出了狀況就要學界承擔。你這是什麼邏輯」。兩個人爭得快要翻臉了。還是朱先生打的圓場。他說，我們還要發點聲音，但是要站得高一點，著眼於總結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上。其實，許多認真的與會學者都有這樣的想法。後來幾天的討論，情緒化的聲音就少見了，講道理的聲音就多起來了。重點漸漸地從分析西方哲學對青年的影響，轉移到了西方哲學本身。一次晚間舉行的大組會上，許多學者發言。一方面對薩特和存在主義等不同的流派做了許多具體的分析。提出了一個有待破解的難題：一個哲學家的學術觀點與政治態度的關係，往往非常複雜，怎樣才能避免簡單化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對如何評析現代西方哲學尤其是總體上把握其演進的趨勢，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見解。
朱德生先生在會上的發言，強調我們要從文明發展的高度來看西方哲學的研究，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現代西方哲學，目的是結合我們的實際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積極的思想創造，使我們在思維領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總之是要在思想理論上對世界作出些貢獻，不能成天擔心別人來影響我們，把自己封閉起來。其中一句讓人難忘的話是「我們研究現代外國哲學，主要不是為了當消防隊員，更不是為了當乞丐。」他強調要全面地總結現代理論思維發展中的經驗教訓，發現哲學思想發展的規律。這樣才能使我國的理論思維能夠站到世界的前列。
令人寬慰的是，閉幕會上的總結報告，也比較平和。強調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研究工作還剛剛開始，要深入到各個流派思想的內部進行考察和研究，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內在的批判。也需要研究現代西方哲學發展的內在聯繫和內在規律，研究者需要「從自己研究的流派中殺出來」，這樣才能做出有說服力的批判。
熱烈的討論，終於得到了引導今後科學的建設一些基本的共識。會議宣布今後就不再召開全國性的大型會議，轉向專題性的研討（後來，還是在貴陽開了第四次大型全國討論會，許多新進學人與會，規模甚大，但已經不再有地方領導到會，會場也不再設在地方上的政府招待所。討論的都是純粹的學術問題）。現代西方哲學的開局階段由此結束。回顧這段歷史，不禁令人感嘆， 「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 ，這一中國古代思想家名言是何等智慧。
廈門現代外國哲學自學考試大綱編寫會議，有塗繼亮，夏基松，舒煒光，江天驥，羅克汀，朱德生等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公眾號「一個人的40年」專欄。本文入選《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編選的《一個人的四十年》（上下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2月即出）。(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