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北京大學哲學門正式成立，對於中國現代哲學來說，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北大哲學系究竟與中國現代哲學有何淵源？在近日舉辦的一次講座中，北大哲學系教授胡軍對此作出如下的闡述。
□胡軍
中國哲學界的共同看法是把新文化運動的開端（1915年9月）視為中國現代哲學的起點。「中國現代哲學」事實上指的是從1915年至今的這一時期內的哲學。
中國現代哲學的開端實際上與北京大學哲學門的創立幾乎是同時的。哲學門創設於1912年，招生開始於1914年。無論從什麼角度著眼，我們都可以說，北京大學哲學門是中國最早的哲學科系。
中國現代哲學的開篇人物——胡適
正是由於有北京大學哲學門的創設在先，才有了中國現代哲學的開端於後。
這一觀點可以從中國現代哲學史教科書的內容體系窺見大概。目前已出版的中國現代哲學史教科書的一個共同做法是把陳獨秀和胡適看做是中國現代哲學史的開篇人物。
其實嚴格地按照學術思想的分野，陳獨秀的思想並不能夠劃在哲學思想範圍之內，他本人也應該是一位思想啟蒙者和革命家，但由於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領袖，所以把他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的開篇人物也勉強說得過去。
真正具有這樣資格的人物應該是胡適。胡適留美歸國後即來北京大學哲學門任教，在國內系統地講授實驗主義哲學。更為重要的是，他首先引進了西方哲學的範式研究中國哲學。
中國傳統思想中並無「哲學」這一概念，更無這一學科。黃遵憲先生於1887年首先引進了這一概念，此後「哲學」一詞在國內逐漸為學人所引用，但在胡適之前，還沒有人能夠正確地理解「哲學」這一概念的確切內涵，更沒有人能夠將「哲學」與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
胡適曾給哲學下過這樣的定義：「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這一定義雖然迂闊卻是正確的，他對哲學的分類也是西方哲學家的通常看法。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胡適至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少數幾個真懂哲學為何物的學者之一。
建立哲學的詮釋模式首先必須真正懂得哲學的內涵，胡適是知道這一點的，所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哲學下一個定義。他對哲學的看法或定義未見得人人同意，他的哲學思想所達到的高度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會說胡適不懂哲學。
因此我們可以說，胡適是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把哲學的名和實真正地結合起來的第一人。正因為如此，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有著非同尋常的魅力——不到兩個月就印行兩次，兩年內共印行七次。此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在中國成立的標誌。它在中國學界的廣為傳播也印證了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這一學科模式得到了學者的廣泛承認和普遍運用。
「中國現代哲學」是「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部分或是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延續。我們現在對中國現代哲學的研究模式基本不出胡適當時的哲學研究模式，而且胡適本人又成為了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對象。因此中國現代哲學的開篇人物胡適是當之無愧的，北京大學哲學門的設立在客觀上揭開了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序幕，奠定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範式。
北大哲學系的歷史功績
中國現代哲學是在中西哲學交流融會的背景下發展演變起來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一作用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庫。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兩個領袖人物是陳獨秀與胡適，但兩人在運動中所擔當的角色是不同的。陳獨秀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家，他主張民主與科學，但對此缺乏一以貫之的和深入系統的了解。
胡適與之不同，他始終不是一位革命家，而終身願意成為一個學者和教育家，對於什麼是民主和科學，他有自己一套比較系統的、實驗主義的解讀。對新文化運動所涉及的一些問題，有著很好的見解。
陳獨秀和胡適的結合實質上是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結合。比如：陳獨秀早期提倡個人主義思想，但是胡適提出了系統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思想；胡適對於科學的方法也有過極為精練的提煉，認為所謂的科學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介紹、引進、學習、研究的基地。陳獨秀和李大釗率先在哲學系開設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課程，1920年哲學系的學生鄧中夏、劉仁靜和羅章龍等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進而成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20世紀50年代後，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馮定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的建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的《平凡的真理》一書有著較大的社會影響。此後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終是哲學系教學和科研的重要內容。由黃楠森教授任主編的七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國內迄今最為完善、最為系統的、最為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科書，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
第三，中西哲學思想交流的中心。20世紀20年代，北京大學與其他學會共同邀請美國哲學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這不但是中國現代哲學的大事，也是轟動當時中國社會的大事。
杜威來華講學兩年零兩個月，足跡遍及10來個省，但其講學活動的中心是在北京大學。杜威的哲學思想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當時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都受其影響。可以說，實驗主義哲學思想已經成為了當時支配中國社會的一股重要思潮。實驗主義思想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胡適在其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羅素來華的講學活動主要也是在北京大學，為了傳播和研究羅素的哲學思想，北京大學成立了「羅素學說研究會」，不定期舉行討論會，交流學習和研究的心得，北京大學還專門發行了《羅素研究季刊》。羅素來華講學在中國哲學界播下了邏輯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學的種子。
此兩位具有世界影響的哲學家就是通過北京大學的講壇深深地影響了當時中國的社會。上世紀20年代末期，在牛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張頤，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了西洋哲學史、德國哲學、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可以說，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也首先是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得到了深入、系統的研究。1963年，北京大學成立了「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
第四，新儒家思想的發源地。新儒家思想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自覺地將熊十力看做是其哲學思想的源頭活水，但真正稱得上是新儒學開創者的應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梁漱溟。早在熊十力之前，面對著西方文化的洶湧潮流，梁漱溟就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認為，儘管西方文化目前有著強大的影響，但未來世界的新文化必須以儒家文化為本位。
1952年，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馮也被學界的很多人看做是大陸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港臺新儒家中最有學術權威的牟宗三也曾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過。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儒家思潮首先是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內形成了一個傳統，由幾代人薪火相傳，最終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和作用的思潮。
第五，佛學思想研究的基地。當初蔡元培邀請梁漱溟至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本意是讓梁開設印度哲學方面的課程，但他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印度佛學。他的代表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被認為是新儒家思想的作品，其實梁漱溟本人就直截了當地說他討論文化問題的思想前提是所謂的佛家唯識學。他曾說過：「我這個人未嘗學問，種種都是妄談，都不免『強不知以為知』，心裡所有只是一點佛家的意思。」
梁漱溟於1924年離開北京大學哲學系時，建議由熊十力接替他開設佛學思想的課程，而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佛家思想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是在湯用彤任教時。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迄今被認為是在這一研究領域難以超越的成果，標誌著中國佛學研究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道路。
第六，美學學科的教學、研究重鎮。美學是在近代以來從西方介紹過來的一門學科，對此作過系統的研究和介紹的第一人應該是蔡元培。1901年在德國留學期間，蔡元培就逐漸地走上了系統地學習和研究美學思想的道路。1921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設「美學」課程。
1933年7月，朱光潛受胡適的聘請任北京大學教授，先後在北京大學開設了「文藝心理學」、「詩論」等課程，在當時的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52年宗白華由南京大學來到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美學界的三位大師朱光潛、宗白華和鄧以蟄雲集北大，此為北京大學在美學學科史上最鼎盛的時期。這三位先生的著述仍然是當今美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教科書。
第七，哲學人才的搖籃。自北大哲學門創立至今，共培養了8000多名學生，已經和正在成為工作在海內外哲學研究及其他領域內的骨幹人物。其中著名的學者有馮友蘭、鄧中夏、張國燾、朱自清、朱謙之、牟宗三、任繼愈、汪子嵩、黃楠森、張豈之、湯一介、李澤厚、餘敦康等人。
《科學時報》 (2009-9-15 B4 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