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勝璋(閩江學院副教授)
19世紀末20世紀初,「林譯小說」風靡全國,廣為新舊讀者接納。胡適稱林紓用「古文譯書」,成就了「古文的中興」,「《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林譯小說」因文言因素的運用展現出獨特魅力。事實上,翻譯只是副業,林紓視古文為安身立命之本,潛心著述,見識精到,文論作品數量之多、質量之精,為同時代人所莫及,是名重一時的文章泰鬥。錢基博稱當時「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為宗盟雲」。寒光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專著《林琴南》中論及「中國的舊文學當以林氏為終點,新文學當以林氏為起點」,這句話反覆為研究者們引用或改造,以證實「林譯小說」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推動作用,筆者認為此話用以評定林紓的古文論也未嘗不可。
林紓的古文論以意境論為核心,涵蓋總論、文體論、藝術論、技法論、史論、作家論和作品評點,內容豐富、體系完整,與王國維的境界論各有千秋。王國維的「境界說」主要藉助於對中西方文藝理論的融會貫通,林紓的意境論則基於對中國傳統文學審美理論的總結與更新。王國維以意境為中國古典美學的最高範疇,由物我關係入手闡述內涵,分「大」與「小」、「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詩人之境」與「常人之境」。學界普遍認為王國維的「境界說」是中國古典意境論的完成。實際上,王國維偏以境界論詩詞、小說、戲曲,對古文關注甚少,林紓的古文意境論剛好補救這一不足之處。林紓有中西文化比較的理論視野,又有基於長期古文創作的經驗總結,其意境論在繼承前人基礎上頗有獨到創見,可以在中國古文審美理論的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林紓認為,心、意、境是意境的三個基本要素,他對心與意、意與理、意與境、意境與識度、意境與局勢等問題做了切中肯綮的闡發,堪稱意境生成的「探本之論」。林紓強調意、理等主體性因素在意境創造過程中的主導和決定性作用,「心」是造境的根源,決定立意和境界,唯有「心胸朗澈」才能如庖丁解牛般「遊心於造化」。這裡的「意」和「理」不僅包含文章的主題思想,還指向作者人格修養、學識經驗所形成的眼光見識及對人情事理的深切理解。林紓論意境「有海闊天空氣象,有清風明月胸襟」,是主客觀遇合、氣象與胸襟契合的「意中之境」。心、意、境三要素之間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繫和化合機制,能決定每篇文章的局勢和體制,絕不是無意無理之境、有意矯揉之境、臨時虛構之境。
林紓以「識度」論述主體與意境創作的關聯,認為識度是審擇至精的遠見卓識、至中正處的論說、「創見」與「正言」的統一。他非議理學家之文:「論道之書質,質則或絀於採;析理之言微,微則坐困於思」,而贊同劉勰「精理為文,秀氣成採」,主張「大率析理精,則言匪不正;因言之正,施以詞採,秀氣自生」,即是擴充了「正言」的內涵,將析理、正言、詞採等要素有機結合。「識度」分「推事之識」「論事之識」「敘事之識」,陸贄之奏疏為「推事之識」,《史記》《左傳》為「敘事之識」。如何修煉「識度」呢,林紓認為「舍讀書明理外,無入手工夫」,與其「澤之以詩書,本之於仁義,深之以閱歷」的意境養成說一脈相承,其指歸都在於提高創作者的涵養。意境「當以高潔誠謹為上」:「凡學養深醇之人,思慮必屏卻一切膠渣滓,先無俗念填委胸次,吐屬安有鄙倍之語?」意境的創造要求心胸朗澈、名理充備,方能立言得體、自然協調。寫作者需具備知人論世的史識、定識和高識,又有全盤打算的審擇、調度和經營能力,才能於細微處見精神,掇萬物於筆端。
林紓以「風趣」「情韻」「神味」助意境之說,「文字有義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韻與味。神也,韻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風趣是一種大家氣度,是感情深致、識見高遠、人格健全的產物,與「滑稽」有天壤之別。班固《漢書》中的奇趣之語對人情事理有精確表達,給讀者留下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感受,即有神味。林紓提倡珍重普通人的情感,凡真情流露,素樸的生活細節或細瑣的家常絮語都會使作品充滿情韻,這就把情韻還原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在「詩緣情」「文載道」的傳統文學觀念中,強調古文創作表達情感的重要性無疑更貼近人性的真諦和文學的本質。
林紓認為,言辭與技巧上的斟酌有利於情感的潤澤與意境的生成,其闡發的為文「十六忌」也可理解為「十六求」,由正反面入手歸結作文之法,涉及古文藝術創造的諸多問題。清初三大家中,林紓最為讚賞汪堯峰,認為其文根抵於修己治身而無枵虛之病。然而不善學者,沒有前人之天賦,又極力模仿高言振俗,往往墜入「險怪」「偏執」「狂謬」之病。林紓在創作技法中提出「忌虛求實」「忌繁求簡」等為文要則,包含文章的立題命意、題材選擇、結構安排等諸多內容,也是意境「高潔誠謹」的審美理想之具體化。他說「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學養深醇,理據其中,自然文從字順,行文時運以古文之法度,在不經意間即成佳作。林紓把意境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使虛無縹緲的審美境界有所依託,讓研習古文者有跡可循。同時,強調創作主體的人生修養、情感識度在意境創作中的積極作用、強調意境創造中形式美的重要性,帶有進步的意義。不過,林紓深受舊學浸染,追求道理中正、技法合度,而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局限,他對那些個性張揚之歷史人物的不滿,對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反映出文藝思想的守舊落後。
中國古代文論發展到清末,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然而新舊蛻變的時代風潮又給予它新生的契機。林紓的古文論是時代機緣與個體命運的交會,體現了中國新舊文學交替期的過渡性特徵。他在不規範的中西文化比較中豐富、更新與拓展古文論的理論視域,推動了中國傳統古文論的現代轉型。
《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01日 13版)
[ 責編:曾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