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獅之後爪已及鱷魚之頸，如人之脫手套，力拔而出。少頃，獅首俯鱷魚之身作異聲，而鱷魚亦側其齒，尚陷入獅股，獅腹為鱷所咬亦幾裂。
一般讀者看到的只是一條鱷魚和一隻獅子之間的殊死搏鬥，而還是小孩的先生看見的是鱷魚和獅子這場搏鬥沒法進行：獅子抓住鱷魚的脖子，決不會整個爪子像陷進爛泥似的，為什麼「如人之脫手套」？鱷魚的牙齒既然「陷入獅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獅腹」。
別說一場鱷魚和獅子的殊死大戰，就是一棵安靜的植物，一個誤譯都會讓讀者霧裡看花，比如莎士比亞名劇《亨利五世》裡的一根leek（韭蔥）的名字，兩個有名的翻譯家都翻譯成了「韭菜」，就讓幾段譯文似是而非。當然，先生挑出林紓翻譯裡的這類錯誤，不只是說這類錯誤的性質，而更是要說明林紓翻譯的特殊情況。林紓不會外語，他是通過助手把原文翻譯成漢語，他改寫成文言文，這中間就有個正常翻譯活動不會有的問題：助手傳達是否準確與他聽寫後的組織能力是否一流。林紓不忠實原文是公開的，讀者似乎也原諒，但是聽寫的邏輯和細節出了問題，那就是譯者的問題了。動物打架的場面被林紓重寫得如此不顧前後，人與人吵架的場面裡又會是什麼情形呢？先生把林紓翻譯的《滑稽外史》裡的一個場面摘了出來：那格……始笑而終哭，哭聲似帶謳歌。曰：「嗟乎！吾來十五年，樓中鹹謂我如名花之鮮妍。」——歌時，頓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頓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輕賤。竟有騷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腸顫！」
讀著這樣的文字，讀者忍不住會笑，是原作的意思，林紓的譯文基本達到了這種效果，是林紓譯文可取的一面。不過「竟有騷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腸顫」這樣的語句，則會引起讀者去查原文的欲望了。先生長大之後果然對照了原文，自然大感意外，便仿造林紓的筆調把這段文字翻譯了出來：那格女士先狂笑而後嚶然以泣，為狀至辛楚動人。疾呼，曰：「十五年來，吾為此樓上下增光匪少。邀天之祐。」——言及此，力頓其左足，復力頓其右足，頓且言曰：「吾未嘗一日遭辱。胡意今日為此婢所賣！其用心詭鄙極矣！其行事實玷吾儕，知禮義者無勿恥之。吾憎之賤之，然而吾心傷矣！吾心滋傷矣！」
千萬不要忽略這段譯文，這很可能就是我們解讀先生所謂「化境」的唯一個可參考的實例。先生是搞外國文學的，不曾聽說過他有英譯漢的書，但他用文言文翻譯的這段文字，實屬難得，讓我們一眼看出來林紓的翻譯與原著相距多麼遙遠：不長的同一段文字，同樣使用文言文，林紓的譯文竟比先生的譯文少了三十七個字！林紓譯文中的「竟有騷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腸顫」根本就是他臨場發揮，是譯者的「加油加醬」，「這裡補充一下，那裡潤飾一下」，「搶過作者的筆代他去寫」；「刪節原作」是常事，「增補原作」也是常事，甚至「顛倒訛脫」都「相當普遍」……從翻譯的角度看，這當屬黑白錯誤，可是對林紓的翻譯來說，「黑白錯」幾個字實在太平常，所以先生用了「訛」這個特色鮮明的詞，其實只是「化」從「口」裡逃出來後，多加了一個「言」字旁而已。可只用加個「言」字旁，就和林紓的翻譯活動緊密聯繫起來了，因為林紓翻譯必須先聽人說，而「說」即「言」也；先生的睿智和幽默，幾個非同尋常的漢字盡顯本色。林紓的翻譯活動，拼成畫面，也實在是有趣的：林紓與助手是並排而坐還是面對面而坐？助手是說完一句打住還是說完一段打住？句子太長怎麼斷？段落太長怎麼續？是助手認為可以停就停呢，還是林紓喊停才能停？助手是抑揚頓挫地說出自己的譯文還是嘰裡咕嚕地一路說下去？林紓有沒有聽不懂而讓助手一再重複的時候？林紓是一揮而就還是寫寫停停？……人心隔肚皮，人腦隔毛髮，林紓的這個翻譯作坊需要配合到什麼程度才能算達到「化」的程度呢？這麼設身處地一想，我們便會感到先生對林紓的翻譯提出的「化」與「訛」的問題，似乎首先就是針對林紓的翻譯作坊而言的；因為要從「訛」返回「化」，林紓首先要把「言」的人趕走，一個人手執利器再入境，即進入「口」，規規矩矩地做一個「囮子」或「㘥子」或「遊子」，這樣才算有了「化境」的起碼條件了。這些條件是林紓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但顯然又是徹底解決不了的，因此面對別人的批判時，林紓開始時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乾淨：「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達；即有訛錯，均出不知。」按今天翻譯這門手藝的責任人來看，林紓簡直是不知好歹與輕重，因為他要是沒有助手給他把外文翻譯出來，他怎麼做到「筆達」？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助手們當然不幹，既然你看不上，不和你組團還不行嗎？林紓是從清朝過渡到民國的著名人士，在光緒年間這樣說話理直氣壯，到了民國三年，新文化已經呈蓬勃之勢時，他也只好識趣點了：「紓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譯，此海內所知。至於謬誤之處，鹹紓粗心浮意，信筆行之，咎均在己，與朋友無涉也。」這種態度不能說明林紓是幡然醒悟之人，正好說明此公有二重性格，善變也多變，要往「化境」統一有多麼遙遠的距離。林紓四十四五歲，在逛石鼓山的船上，開始翻譯。他不斷譯書，直到逝世，共譯一百七十餘種作品，幾乎全是小說。
林紓的翻譯成果纍纍，首先是中國歷史到了改朝換代的邊緣，其次是漢語發展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其三，更重要的是讀者的閱讀習慣或者說做學問的態度在發生變化。先生是這樣給林紓圓場的：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於是「媒」或「誘」產生了新的意義。……
林紓的翻譯所起「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
一位文學史家曾說，譯本愈糟糕愈有趣：我們對照著原本，看翻譯者如何異想天開，把胡猜亂測來填補理解上的空白，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簡直像「超現實主義」詩人的作風。
有了這樣的說法，先生文中列舉林紓翻譯中「訛」的例子，什麼揮筆賦詩啦，腳變成手啦，瓜成爪啦，翻筋鬥成翻滾鬥啦，炊煙成絲煙啦……就統統是小巫見大巫了。總之，從無論從廣義上談翻譯這門手藝，還是從狹義上談林紓的翻譯，文章寫到一半多一些就談得很到位了，但是先生筆鋒一轉，卻說「林紓是『古文家』，他的朋友恭維他能用『古文』來譯外國小說」，從而勾出另一個重要的話題，澄清了「並非文言文就算得『古文』，同時，在某種條件下，『古文』也不一定和白話文對立」，「白話文作品完全可能具備『古文家義法』」。從敘述和描寫的技巧看，外國小說還能「處處均得古文文法」，儘管古文運用語言時又處處受到清規戒律的束縛。從這方面看來，林紓翻譯外國小說的文體不是「古文」，至少不是他自己十分內行的「古文」。這是他的貢獻，也是他的局限。他保留了「古文」成分，卻比「古文」自由得多，詞彙和句法都採取比較開放和通融的譯法，例如「土饅頭」「夜度娘」「小寶貝」「天殺之」之類口語和更多的「普通」「幸福」「社會」「團體」「密司脫」「安琪兒」「俱樂部」等新名詞紛紛走入他的筆下；一方面他要端足古文大家的架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藉助文言文小說以及筆記的傳統文體，整個翻譯過程就是「古文慣手的林紓和翻譯生手的林紓仿佛進行拉鋸戰和蹺板遊戲」。由此看來，林紓的翻譯僅從語言上講都需要「化」到相當的程度而難以企及，這當然是很痛苦的，直接導致了林紓對自己翻譯家身份的不認可以及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保守力量代表，差不多就是白話文運動的公敵了。王壽昌口述，林紓筆譯，何之碩批《巴黎茶花女遺事》1901年玉情瑤怨館刻本前期的翻譯使我們想像出一個精神飽滿而又集中的林紓，興高採烈，隨時隨地準備表演一下他的寫作技巧。後期翻譯所產生的印象是，一個睏倦的老人機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驅使著退了鋒的禿筆，要達到「一時千言」的指標。他對所譯的作品不再欣賞，也不甚感覺興趣，除非是博取稿費的興趣。換句話說，這種翻譯只是林紓的「造幣廠」承應的一項買賣；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轉變為中文作品，而實質上等於把外國貨幣變為中國貨幣。
先生對林紓的這番臧否，極其有特色，完全可以說是先生獨一無二的筆法與見解。有些人把這種筆法說成是先生的辛辣甚至尖刻，其實這完全是對先生這種調侃的庸見，全然不顧源頭在哪裡，肇事者的責任在哪裡。把肇事者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剝得赤裸裸的，讀者和學者才能看清楚林紓翻譯的「訛」嚴重到了什麼地步，從而對先生的「化」有更客觀的認識。從林紓翻譯與治學的問題，又引出來先生的一件軼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先生到蘇州胭脂巷和一個叫陳衍的先生長談。在我輩這樣沒有國學根底的人看來，「陳衍」不過一個「很舊的敷衍」而已，先生在他跟前卻恭敬得不好意思說自己的專業是外國文學。陳衍先生終於查明先生的專業背景時，說：「文學又何必向外國去學呢！咱們中國文學不是就很好麼！」四十年後提及這樁軼事，可以看作先生是在很智慧很策略地談自己的專業：他自己分明是學外國文學的，卻被分配到了社科院文研所，按當時的形勢領到一本「宋詩選」當任務做，而到英國陪讀的妻子楊絳則分到外文所，領到《堂吉訶德》的翻譯任務。如果先生在外文所就職，分到一項翻譯任務，那就能留給我們一本了不起的譯著，讓後來人領略什麼樣的譯文算是達到了「化境」。先生面對尊敬的前輩「不敢和他理論，只抬出他的朋友來當一下，就說讀了林紓的翻譯小說，因此對外國文學發生了興趣」。不想這個藉口引出來陳先生更多的理由，說先生弄反了，關注了林紓的譯作而不是他的古文。林紓最反感別人稱讚他的譯作，連鼎鼎大名的康有為寫詩讚揚他「譯才並世數嚴林」，他都因此大發脾氣。「嚴」即嚴復，「林」即林紓，誰知嚴復也不買康有為的帳：嚴復一向瞧不起林紓，看見那首詩，就說康有為胡鬧，天下哪有一個外國字都不認識的「譯才」，自己真羞與為伍。
先生借這件文壇軼事，極巧妙極智慧地把同樣用古文翻譯現代外國文學文化的兩個重量級翻譯家區別開來：一個是得靠懂得外文的幫手做翻譯，一個是自己精通英文也精通漢語的條件下做翻譯。其實還是在通過不同的人談做翻譯的「化」的問題：林紓的條件永遠達不到翻譯的「化」，而嚴復是集兩種文字於一身，所以產生了「信達雅」的體會。先生接著嚴復的話說：文人好名，爭風吃醋，歷來傳作笑柄，只要它不發展為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終還算得「人間喜劇」裡一個情景輕鬆的場面。
林紓和嚴復從來沒有打過筆仗，沒有做過同事，更沒有在官場一塊兒掐脖子，在名利場上有些「爭風吃醋」的文字可以想見，說「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應該和兩個大翻譯家沒有關係，是從現實生活中體會而來。在《注》十五裡我們得知，「這篇文章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寫的」，那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月，再退回十年便是楊絳先生揭露改造舊知識分子的《洗澡》運動，可謂心有餘悸。正確認識翻譯的性質，認真執行翻譯的任務，能寫作的翻譯者就會有克己工夫，抑制不適當的寫作衝動，也許還會鄙視林紓的經不起引誘。但是，正像背負著家庭重擔和社會責任的成年人偶爾羨慕小孩子的放肆率真，某些翻譯家有時會暗恨自己不能像林紓那樣大膽放手的，我猜想。
總結林紓的翻譯的問題是真，指出現實中的「某些翻譯家」想走回頭路也是真，誰說先生是遁世高冷之人？先生不是躲在書房裡「我猜想」，而是用歷歷在目的文字在鞭笞現實。在先生寫這篇文章時，早已清楚很多人都想拿他來「當鍾馗打鬼」。某很會自我炒作的翻譯家打上門去討論翻譯，希望能得先生的褒揚而後拿去炒作自己，因此先生只得在翻譯的「求真和傳美」問題上掛起「各尊所聞不必強同」的免戰牌了。但在《林紓的翻譯》中，因為是在評論作古之人，藉助這個陰涼，先生把翻譯的見解儘可能地往外抖落。在界定「化境」這個翻譯術語時，先生「換句話說，譯文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裡決不會讀起來像翻譯出的東西」。我們把這兩句話多少琢磨一下，便可以找出其中的關鍵詞應該是「忠實」；就是說，先生主張的「化境」，其實「忠實」才是內核，如果用類似的主張或說標準來對應，應該借用一下嚴復的「信達雅」，尤其「信」這條。既然在談翻譯，無論從輩分還是從專業上講，先生從「信達雅」說起、並進一步闡述他的「化境」，應該更有層次，可為什麼不呢？因為先生是在談林紓這個特定人，他須要挑選一些特定的詞，用一些特定的說法。牢牢記住林紓這個特定的人，再讀先生的對翻譯這門手藝的論說，我們不只會印象更深，道理也會更明白：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一種儘量「歐化」，儘可能讓外國作家安居不動，而引導我國讀者走向他們那裡去，另一種儘量「漢化」，儘可能讓我國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外國作家走向咱們這兒來。然而「歐化」也好，「漢化」也好，翻譯總是以原作的那一國語文為出發點而以譯成的這一國語文為到達點。從最初出發以至終竟到達，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因此，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和口吻上違背或不很貼合原文。
這樣論述和解讀翻譯的文字，是我見到過的最透徹、最形象的表達，既高屋建瓴又身體力行，真好像一個譯者面對一部幾十萬字甚至成百萬的重量級大作品，一字一句摳著徐行，迂迴曲折，終於把這塊硬骨頭啃下來後的總結和回味。先生在闡述這樣的實踐和結論時，古今中外的名家盡被他調遣，每一位都在聽他發號施令後畢敬畢恭地完成他的指令，把他的立論支撐得四平八穩。這時候，你會情不自禁地會感嘆：融貫東西，精通古今。我們研究一部文學作品，事實上往往不能夠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徹了解的。對有些字、詞、句以至無關重要的章節，我們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樣寫得出頭頭是道的論文，因而掛起某某研究專家的牌子，完全不必聲明對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語、某書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嚴肅誠實的學風。翻譯可就不同，只仿佛教基本課老師的講書，而不像大教授們的講學；原作裡沒有一個字可以滑過溜過，沒有一處困難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讀起來很順利容易，譯起來馬上出現料想不到的疑難，而這種疑難並非翻翻字典、問問人就能解決。不能解決而迴避，那就是任意刪節的「訛」；不敢或不肯躲閃而強作解人，那更是胡猜亂測的「訛」。
把可以做張做致的學術活動排在必須腳踏實地的翻譯活動之後，而且之後很遠，只有先生具備這樣的洞悉，也只有先生具備這樣的目力。論說的是翻譯，針對的是學問，剖析的是人性。讀者如此，學者如此，譯者如果不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和職業操守，也只能如此。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纍纍的學者謝泳教授，多年前和我談起新時期以來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說：錢鍾書是唯一沒有瑕疵的學人。我要說：必須算上他的學術品格。難能可貴的是，先生不只是紙上談兵，曾親自為楊絳先生的小妹楊必選擇了薩克雷的《名利場》，楊必女士不辱使命，讓中國的翻譯史上橫空出世了一部傑出的譯作，為無數不斷修煉的譯者提供了一個研習範本。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先生和他的學生黃愛（我一直稱「老黃」）之間。老黃筆名叫黃雨石，莎士比亞的詩歌、《沉船》《眾生之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黑暗的心》以及《虹》等是他的代表性譯作。他有一本專著，取名《文學翻譯探索》，是先生題的書名。老黃在清華大學跟先生做研究生，期滿不急於畢業，一直跟在先生身邊五年，直到先生去做英譯《毛選》的主編，才把老黃帶去了。老黃完成這本專著後，到三裡河先生家，談了自己的基本論點以及對信達雅、直譯與意譯等翻譯概念的看法，便有了老黃後來這樣的回憶文字：我們正談得熱鬧的中間，錢先生的愛女錢瑗同志（當時是師範大學外語系的主任）忽然從裡面的房間裡跑出來，笑著說，哎呀，我今天可算碰見一個明白人了。糾纏了好多年的什麼信達雅，什麼直譯、意譯，簡直把我弄糊塗了……她同時提出來要我上她的系裡去講幾次課，我當然欣然允諾，錢先生在一旁也鼓勵我。我記得臨走錢先生還一再囑咐我，他女兒的事希望我能幫忙解決。
儘管有先生題寫的書名，老黃的專著出版一點也不順利，在翻譯這行裡「求真求是」的畢竟鳳毛麟角，不過老黃終歸得了先生一些真傳，在編輯崗位上憑藉良好的專業素質，扮演了鍾馗打鬼的角色，擋住了不少自以為美的譯稿，算是間接地繼承了先生的衣缽吧。先生才學過人，世道看得通透，如今翻譯這行被輕賤，唯有寫出論文和專著才能獲得博士、博士後而後去謀高職賺大錢，卻不知先生早有揭露在先：一個人總覺得，和翻譯比起來，創作更親切地屬於自己，儘管實際上他的所謂「創作」也許並非自出心裁，而是模仿或改編，甚至就是偷天換日的翻譯。
如今，因為說不清說也無用的原因，「偷天換日的翻譯」的文章和論文滿天飛，名利和地位因此滾滾來，這股腐敗的學風非個人能逆，但我還是要提醒不屑哪怕做一則短篇小說翻譯的文人學者，要拿先生的「化境」來說事，一定加上「在談林紓的翻譯時」這個條件句。